《春秋公羊传注疏》·襄公卷十九（起元年，尽十一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仲孙蔑会晋栾?、宋华元、卫甯殖、曹人、莒人、邾娄人、滕人、薛人围宋彭城。宋华元曷为与诸侯围宋彭城？（据晋赵鞅以地正国，加叛文。今此无加叛文，故问之。○殖，市力反。）

　　[疏]注“据晋”至“问之”。○解云：即定十三年“秋，晋赵鞅人于晋阳以叛。冬，晋荀寅及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晋赵鞅归于晋”，传云“此叛也，其言归何”，注云“据叛与出入恶同”；“以地正国也”，又注云“军以井田立数，故言以地”；传又云“其以地正国奈何？晋赵鞅取晋阳之甲，以逐荀寅与士吉射。荀寅与士吉射者，曷为者也？君侧之恶人也。此逐君侧之恶人，曷为以叛言之？无君命也”，注云“无君命者，操兵乡国，故初谓之叛，后知其意，欲逐君侧之恶人，故录其释兵，书归救之，君子诛意不诛事”。今华元与诸侯操兵乡国而不加叛文，故难之。云宋华元曷为与诸侯围宋彭城，而不加叛文，与赵鞅异乎？然则赵鞅以采地之兵，逐君侧之恶人，以正其国，其意实善，而《春秋》必加叛文者，正以人臣之义，本无自专之道，若其许之，恐恶逆之臣，外?兴义之兵，内有觊觎之意，是以虽为善，不得与之。

　　为宋诛也。（故华元无恶文。○为宋，于伪反，下“为宋”、“楚为”并注同。）

　　[疏]注“故华元无恶文”。○解云：虽云操兵乡国，但禀宋公之命，与诸侯之师逐去叛人，以卫社稷，《春秋》善之，故无恶文也。

　　其为宋诛奈何？鱼石走之楚，楚为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鱼石。鱼石之罪奈何？以入是为罪也。（说在成十八年。书者，善诸侯为宋诛。虽不能诛，犹有屈︹臣之功。）

　　[疏]注“鱼石之楚”。○解云：即成十五年“宋鱼石出奔楚”是也。○楚为”至“鱼石”。○解云：即成十八年“夏，楚子、郑伯伐宋。宋鱼石复入于彭城”是也。○“以入是为罪也”。○解云：言鱼石於成十五年初出之时，直是与山有亲，恐见及，是以辟而去，非其大罪也。至成十八年，外?郑、楚之兵以伐取君邑，遂居彭城，与君相拒，失人臣之义，非顺行之道，故曰以入是为罪也。○注“说在成十八年”。○解云：即谓成十八年经，具说“楚子、郑伯伐宋。宋鱼石复入于彭城”之事。言上举楚、郑伐宋，下即言鱼石复入。复入者，出无恶之文，明其出奔楚时，非其罪也，但倚?楚、郑，伐取彭城为大恶，故此传云“以入是为罪”矣，非谓成十八年更有解注。○注“书者”至“之助”。○解云：传云“为宋诛”，而知不能诛者，正以助其君讨叛臣，义之高者，若能诛之，理应在见，似若昭四年经书“执庆封，杀之”。今但言围而无杀文，故知不能诛。虽不能诛，犹有屈鱼石之功，是以《春秋》书之，善其为宋诛矣。

　　楚已取之矣，曷为系之宋？（据莒人伐杞取牟娄，后莒牟夷以牟娄来奔，不系杞。）　　[疏]注“据”至“系杞”。○解云：“莒人伐杞取牟娄”，在隐四年春。其后来奔者，即昭五年“夏，莒牟夷以牟娄及防兹来奔”是也。

　　不与诸侯专封也。（故夺系于宋，使若宋邑者。楚救不书者，从封内兵也。）

　　[疏]注“故夺”至“邑者”。○解云：案僖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传云“不与诸侯专封也”。然则不与诸侯专封，取事一也。所以或系於宋，或不系於卫者，彼以卫国已灭，故无所系。不言桓公城之者，不与诸侯专封故也。今此鱼石受楚之封，入邑而叛，是以夺而系国，以示不成。然则不与之言虽同，其不与之理实异，是以齐侯封卫，《春秋》实与；楚封鱼石，系宋以抑之。云云之说，在僖二年。○注“楚救”至“兵也”。○解云：经传无文，而知楚救者，正以楚人去年封之故也。楚人是时并兵于鱼石，鱼石之叛，抑而不成。今华元讨之，即是宋国封内之兵也。封内之兵，例所不录，是以楚救鱼石不得书之。知封内之兵例所不录者，正以定公八年传云“公敛处父帅师而至”，经不书之是也。若然，哀三年“卫石曼姑帅师围戚”，亦是封内之兵而得书者，彼以国夏为伯讨，是以得书，故彼传云“齐国夏曷为与卫石曼姑帅师围戚？伯讨也”。然则《春秋》不与蒯聩之直，故令国夏得讨之。国夏得讨之，则非封内之兵也。今此鱼石不成叛，是以与彼异也。

　　夏，晋韩屈帅师伐郑。

　　仲孙蔑会齐崔杼、曹人、邾娄人、杞人次于合。（剌欲救宋而後不能也。知不救郑者，时郑背中国，不能救不得剌。○于合，二传作“曾阝”。背，音佩。）

　　[疏]注“夏晋韩屈”。○解云：《左传》、《?梁》屈作“厥”字也。○“次于合”者。《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