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医药学

  我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国家,各民族相互之间的文化交流也为我国医药学宝库增加了丰富的内容。据考《神农本草经》中就有几十种少数民族地区药物,比如陶弘景的注释就明确地指出的来源于西北氐族、羌族地区的药物就有近20种。汉以后历代又不断地把少数民族地区的药物补充到本草书中,我们从一些药物的名称就可以体味出这一现象的存在。如戎盐、胡荽、番红花、藏香,戎、胡、番等都是古代边远少数民族的称谓。又如诃梨勒、荜澄茄、荜拨、胡椒等原产南海或中亚国家,但最晚在唐、宋时期,广东、广西一带壮、侗、黎、苗等多民族聚居地已有出产。说明有些传入药物由于地域或气候的关系,也是少数民族地区首先使用的。

  有些民族,如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朝鲜族、壮族、彝族、傣族等都有一套符合居地特点和本民族生活习惯的防治疾病的方法。有的起源古远,也有的有较为完整的理论指导,所以有很强的生命力。直至今天它们在我国边远地区的医疗卫生工作中,仍在起着一定的作用。

  民族医学中,影响最大的要算藏族医学。据史书记载,公元前几个世纪,藏族人就已认识到某些动物、植物、矿物可以解除人体的病痛,后来还掌握了酥油止血、青稞酒治外伤等知识。唐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文成公主下嫁吐番(西藏)王松赞干布为妻。文成公主带去了大量的生活、文化物品和随行人员,其中有多种医书、医疗器械及随行医生,这是汉、藏第一次大规模的文化交流。后来这些医书被译为藏文,取名《门杰钦木》(《医学大全》),是藏医学的最早文献。松赞干布还聘请内地、印度、阿拉伯医生共同编写了一部综合性医书《敏吉村卡》(《无畏的武器》),并命令全藏医生传习这两部书,遗憾的是后来这两部书均失传。至唐中宗景龙四年(公元710年),金城公主又下嫁松赞干布的五世孙尺带珠丹,再次带去医生及大批医书。汉、藏医生根据这些医书又编纂成《门杰代维加布》(《月王药诊》),成为藏族医学中现存最早的文献。其中有关于雪盲、天花、炭疽、心脏震颤、心脏位置不正等病的论述,在理论上明显地吸收了中医阴阳、五行等学说的思想,诊脉方法与中医也大体相同。书中还介绍了导尿、灌肠、放腹水、针拨白内障、夹板固定复位治疗骨折等技术。所载药物达300多种,除与内地本草相同的以外,也有西藏高原的特产。

  公元8世纪,巨型藏医著作《居悉》(《四部医典》,又译作《医方四续》)问世。是由宇妥·元丹贡布主持编写的,因此他被藏族人尊为“医王”、“医圣”。他曾到五台山、藏南、日喀则、康定,以及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等地,一边行医,一边吸收各方来的医学理论和医疗方法。以他为首的藏族医学家经过20多年的不懈努力,于公元753年完成了《居悉》这部不朽医著。《居悉》是用诗歌体裁,以药王答疑的形式写成的。全书分四部分,156章,79幅彩图。这是古代藏族医学理论和实践的系统总结。书中反映了藏医与中医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也吸收了一些印度医学的内容。

  藏医学用“龙”、“赤巴”、“培根”三大要素来解释人体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龙”相当于汉语“气”,它的功能是主呼吸、肢体活动、血液循环、五官感觉、食物分解、大小便排泄。“赤巴”相当于“火”,使人体产生热能,并维持体温,增强胃的消化力,使人知饥渴,长气色。“培根”相当于“土”和“水”,功能是增加胃液、磨碎食物,主管味觉,输送体液和营养,滋润皮肤,调节胖瘦,调节睡眠。龙、赤巴、培根三者之间互相协调,统一活动。人体除三大要素,还有七种物质和三种排泄物,七种物质为血、肉、脂肪、骨、骨髓、精、饮食精微;三种排泄物为粪、尿、汗液。人体在正常情况下,三大要素、七种物质和三种排泄物之间保持着相对平衡状态。藏医治疗主要有饮食、起居、药物、外治四种方法。前两种方法用于轻病,药物也如中药一样,用动物、植物、矿物药,有单方,也有复方,复方有时多达数十味。外治法有药水擦耳、按摩、拔罐、针灸、外敷、药物熏洗、穿刺、放血等。

  藏医有一部最重要的药物著作《协称》(《晶珠本草》)。是由帝马·丹增彭措在1840年编成,收载药物1400多种,性、味、功能详备,反映了近代藏医本草学的成就。

  藏医在国外也有一定影响,约在16世纪时,《四部医典》被译成蒙古文字。现国外有俄、英、德、日等国文字的摘译或节译本。至今国内在青海、内蒙、甘肃、云南、四川等部分地区,藏族医学仍在医疗卫生保健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我国各民族杂居的情况很多,所以各民族医学之间也是相互渗透的,蒙族医学同样受中医、藏医的影响很深。元朝时,由于蒙古族统治者感到本民族文化与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民族复杂的大帝国的政治不相适应,故而很重视吸收外族文化。在医药方面,对汉族医药学和养生之道以及阿拉伯医药比较重视,他们请阿拉伯名医为御医,掌管上都医药院,在大都设立“回回药物院”,翻译阿拉伯医学著作《回回药方》等。元朝饮膳太医忽思慧编写的《饮膳正要》是一部很有价值的食疗著作,其内容明显地受汉族饮食文化和中医药的影响。就是饮膳太医一职也是来自《周礼》的“食医”。蒙古族以游牧为业,善骑射,在骨伤病方面有着比较丰富的经验。《蒙古秘史》等文献中载有用烧红的铁烙治流血的伤口;用蒸气热罨〔yan掩〕的活血方法治疗内伤;用牲畜热血浸泡的方法治疗箭伤等等。《元史》载,有一次名将布智儿身中数箭,成吉思汗命人把箭拔出来,当时,布智儿的伤口血流如注,人也昏过去了,成吉思汗又命人把一头活牛的腹剖开,把布智儿放到牛腹中,浸泡在热血里,过了一会儿布智儿就苏醒过来了。元代的《永类钤方》和《世医得效方》对骨伤骨科都有重要的贡献,《永类钤方》最后一卷为“风损折伤”,《世医得效方》对整骨、金镞伤治法设有专篇论述,二书都载有很丰富的骨伤科经验。如关节脱臼的复位和骨折的整复与今天所用方法大体相同。对夹板固定治疗骨折也在前代的基础上有所发展,特别是悬吊复位(即今之牵引复位)是世界伤科史上一项创举。总之,在蒙古族驰骋中原的朝代,骨伤科的成就非常突出,在麻醉、缝合、器械等方面,都位居世界之首,不是偶然的。因此不能忽视蒙古族医治骨伤疾病的丰富实践经验,以及与中医骨伤科的互相充实。

  历史上蒙、藏两族关系融洽,藏族的红教和黄教先后曾得到蒙族人民的崇拜,并在蒙族地区陆续建立了很多寺庙。宗教活动中医药学传播也是一项重要的内容,藏医学因此能传入蒙古,对蒙古族医学理论的发展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蒙族医学的基础理论与藏医大同小异,藏族医学所说的“三大要素”、“七种物质”,在蒙古医学中则称之为“三元”、“七恒”。蒙族的医药学著作有《蒙药本草从新》、《普济杂方》、《蒙药正典》、《珊瑚验方》等。清代时满族将领对军中蒙古族医生的骨伤病治疗非常欣赏,甚至明确规定把“上三旗士卒之明骨法者”选拔出来,专为军中官吏服务,称他们为“蒙古医士”。《清史稿》中的有关资料反映出蒙古族的骨伤病的治疗技术,在清代各族医生中是出类拔萃的。

  19世纪中叶,朝鲜北方连年受灾,大批灾民进入延边,得到清朝政府的认可而定居下来,成为我国的朝鲜民族。与此同时,朝鲜的东医学也传入当地,并得到了不断提高和发展,形成了以下几个学派:经典学派,以我国中医药学理论为主;活套派,注重临床实践的民间民族医生;东西医学融汇派,主张“西诊东治”;四象医学派,该学派对朝鲜族医药界影响最大。四象医学是朝鲜东医学家李济马根据《灵枢·通天篇》“五态人”提出来的,其学术观点主要反映在他所著的《东医寿世保元》中。

  少数民族医药学也是我国医药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由于各少数民族所处的地域,以及历史、文化、生活习惯不同,因此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不同的民族医药学,对中华民族、特别是对本民族的人民卫生健康事业都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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