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齐书》·卷九志第一 礼上

礼仪繁博，与天地而为量。纪国立君，人伦攸始。三代遗文，略在经诰，盖秦余所亡逸也。汉初叔孙通制汉礼，而班固之志不载。及至东京，太尉胡广撰《旧仪》，左中郎蔡邕造《独断》，应劭、蔡质咸缀识时事，而司马彪之书不取。魏氏籍汉末大乱，旧章殄灭，侍中王粲、尚书卫觊集创朝仪，而鱼豢、王沈、陈寿、孙盛并未详也。吴则太史令丁孚拾遗汉事，蜀则孟光、许慈草建众典。晋初司空荀摐因魏代前事，撰为《晋礼》，参考今古，更其节文，羊祜、任恺、庾峻、应贞并共删集，成百六十五篇。后挚虞、傅咸缵续此制，未及成功，中原覆没，今虞之《决疑注》是遗事也。江左仆射刁协、太常荀崧，补缉旧文，光禄大夫蔡谟又踵修辑朝故。宋初因循改革，事系群儒，其前史所详，并不重述。永明二年，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表定礼乐。于是诏尚书令王俭制定新礼，立治礼乐学士及职局，置旧学四人，新学六人，正书令史各一人，干一人，秘书省差能书弟子二人。因集前代，撰治五礼，吉、凶、宾、军、嘉也。文多不载。若郊庙庠序之仪，冠婚丧纪之节，事有变革，宜录时事者，备今志。其舆辂旗常，与往代同异者，更立别篇。

　　建元元年七月，有司奏：“郊殷之礼，未详郊在何年？复以何祖配郊？殷复在何时？未郊得先殷与不？明堂亦应与郊同年而祭不？若应祭者，复有配与无配？不祀者，堂殿职僚毁置云何？”八座丞郎通关博士议。曹郎中裴昭明、仪曹郎中孔逷议：“今年七月宜殷祠，来年正月宜南郊明堂，并祭而无配。”殿中郎司马宪议：“南郊无配，飨祠如旧；明堂无配，宜应废祀。其殷祠同用今年十月。”

　　右仆射王俭议：“案《礼记·王制》，天子先祫后时祭，诸侯先时祭后祫。

　　《春秋》鲁僖二年祫，明年春禘，自此以后，五年再殷。《礼纬·稽命徵》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经》《记》所论禘祫与时祭，其言详矣，初不以先殷后郊为嫌。至于郊配之重，事由王迹，是故杜林议云‘汉业特起，不因缘尧，宜以高帝配天’。魏高堂隆议以舜配天。蒋济云‘汉时奏议，谓尧已禅舜，不得为汉祖，舜亦已禅禹，不得为魏之祖。今宜以武皇帝配天’。晋、宋因循，即为前式。又案《礼》及《孝经援神契》并云：‘明堂有五室。天子每月于其室听朔布教，祭五帝之神，配以有功德之君。’《大戴礼记》曰：‘明堂者，所以明诸侯尊卑也’。许慎《五经异义》曰：‘布政之宫，故称明堂。明堂，盛貌也。’《周官·匠人职》称明堂有五室。郑玄云：‘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也。’初不闻有文王之寝。《郑志》赵商问云：‘说者谓天子庙制如明堂，是为明堂即文庙邪？’郑答曰：‘明堂主祭上帝，以文王配耳，犹如郊天以后稷配也。’袁孝尼云：‘明堂法天之宫，本祭天帝，而以文王配，配其父于天位则可，牵天帝而就人鬼，则非义也。’太元十三年，孙耆之议，称‘郊以祀天，故配之以后稷；明堂以祀帝，故配之以文王。由斯言之，郊为皇天之位，明堂即上帝之庙’。徐邈谓‘配之为言，必有神主；郊为天坛，则堂非文庙’。《史记》云赵绾、王臧欲立明堂，于时亦未有郊配。汉又祀汾阴五畤，即是五帝之祭，亦未有郊配。‘议者或谓南郊之日，已旅上帝，若又以无配而特祀明堂，则一日再祭，于义为黩。案，古者郊本不共日。蔡邕《独断》曰：‘祠南郊。祀毕，次北郊，又次明堂、高庙、世祖庙，谓之五供。’马融云：‘郊天之祀，咸以夏正，五气用事，有休有王，各以其时，兆于方郊，四时合岁，功作相成，亦以此月总旅明堂。’是则南郊、明堂各日之证也。近代从省，故与郊同日，犹无烦黩之疑。何者？其为祭虽同，所以致祭则异。孔晁云，言五帝佐天化育，故有从祀之礼，旅上帝是也。至于四郊明堂，则是本祀之所，譬犹功臣从飨，岂复废其私庙？且明堂有配之时，南郊亦旅上帝，此则不疑于共日，今何故致嫌于同辰？

　　又《礼记》‘天子祭天地、四方、山川、五祀，岁遍’。《尚书·洛诰》‘咸秩无文’。《诗》云‘昭事上帝，聿怀多福’。据此诸义，则四方、山川，犹必享祀，五帝大神，义不可略。魏文帝黄初二年正月，郊天地明堂，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以武皇帝配天，文皇帝配上帝，然则黄初中南郊、明堂，皆无配也。又郊日及牲色，异议纷然。《郊特牲》云：‘郊之用辛，周之始郊也。’卢植云‘辛之为言自新絜也。’郑玄云：‘用辛日者，为人当斋戒自新絜也’。汉魏以来，或丁或己，而用辛常多。考之典据，辛日为允。《郊特牲》又云，郊牲币宜以正色。缪袭据《祭法》，云天地絺犊，周家所尚；魏以建丑为正，牲宜尚白。《白虎通》云，三王祭天，一用夏正，所以然者，夏正得天之数也。魏用异朔，故牲色不同。今大齐受命，建寅创历，郊庙用牲，一依晋、宋。谓宜以今年十月殷祀宗庙。自此以后，五年再殷。

　　来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宜以共日，还祭明堂。又用次辛，飨祀北郊。而并无配。

　　牺牲之色，率由旧章。”

　　诏：“可。明堂可更详”。　　有司又奏：“明堂寻礼无明文，唯以《孝经》为正。窃寻设祀之意，盖为文王有配则祭，无配则止。愚谓既配上帝，则以帝为主。今虽无配，不应阙祀。徐邈近代硕儒，每所折衷，其云‘郊为天坛，则堂非文庙’，此实明据。内外百司立议已定，如更询访，终无异说。傍儒依史，竭其管见。既圣旨惟疑，群下所未敢详，废置之宜，仰由天鉴。”诏“依旧”。

　　建元四年，世祖即位。其秋，有司奏：“寻前代嗣位，或仍前郊年，或别更始，晋、宋以来，未有画一。今年正月已郊，未审明年应南北二郊祀明堂与不？”依旧通关八座丞郎博士议。尚书令王俭议：“案秦为诸侯，杂祀诸畤，始皇并天下，未有定祠。汉高受命，因雍四畤而起北畤，始畤五帝，未定郊丘。文帝六年，新垣平议初起渭阳五帝庙。武帝初至雍郊见五畤，后常三岁一郊祠雍。元鼎四年，始立后土祠于汾阴，明年，立太一祠于甘泉，自是以后，二岁一郊，与雍更祠。成帝初即位，丞相匡衡于长安定南北郊。哀、平之际，又复甘泉、汾阴祠。平帝元始五年，王莽奏依匡衡议还复长安南北二郊。光武建武二年，定郊祀兆于洛阳。魏、晋因循，率由汉典，虽时或参差，而类多间岁。至于嗣位之君，参差不一，宜有定制。检晋明帝太宁三年南郊，其年九月崩，成帝即位，明年改元即郊；简文咸安二年南郊，其年七月崩，孝武即位，明年改元亦郊；宋元嘉三十年正月南郊，其年二月崩，孝武嗣位，明年改元亦郊。此则二代明例，差可依放。谓明年正月宜飨祀二郊，虞祭明堂，自兹厥后，依旧间岁。”尚书领国子祭酒张绪等十七人并同俭议。诏“可”。

　　永明元年当南郊，而立春在郊后，世祖欲迁郊。尚书令王俭启：“案《礼记·郊特牲》云：‘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大报天而主日也。’《易说》‘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卢植云：‘夏正在冬至后，《传》曰启蛰而郊，此之谓也。’然则圜丘与郊各自行，不相害也。郑玄云：‘建寅之月，昼夜分而日长矣。’王肃曰：‘周以冬祭天于圜丘，以正月又祭天以祈谷。’《祭法》称‘燔柴太坛’，则圜丘也。《春秋传》云‘启蛰而郊，则祈谷也。谨寻《礼》、《传》二文，各有其义，卢、王两说，有若合符。中朝省二丘以并二郊，即今之郊礼，义在报天，事兼祈谷，既不全以祈农，何必俟夫启蛰？史官唯见《传》义，未达《礼》旨。又寻景平元年正月三日辛丑南郊，其月十一日立春；元嘉十六年正月六日辛未南郊，其月八日立春。此复是近世明例，不以先郊后春为嫌。若或以元日合朔为碍者，则晋成帝咸康元年正月一日加元服，二日亲祠南郊。元服之重，百僚备列，虽在致斋，行之不疑。

　　今斋内合朔，此即前准。若圣心过恭，宁在严洁，合朔之日，散官备防，非预斋之限者，于止车门外别立幔省，若日色有异，则列于省前。望实为允，谓无烦迁日。”

　　从之。

　　永明二年，祠部郎中蔡履议：“郊与明堂，本宜异日。汉东京《礼仪志》‘南郊礼毕，次北郊、明堂、高庙、世祖庙，谓之五供’。蔡邕所据亦然。近世存省，故郊堂共日。来年郊祭，宜有定准。”　　太学博士王祐议：“来年正月上辛，宜祭南郊，次辛，有事明堂，后辛，飨祀北郊。”

　　兼博士刘蔓议：“汉元鼎五年，以辛巳行事，自后郊日，略无违异。元封元年四月癸卯，登封泰山，坐明堂。五年甲子，以高祖配。汉家郊祀，非尽天子之县，故祠祭之月，事有不同。后汉永平以来，明堂兆于国南，而郊以上丁，故供修三祀，得并在初月。虽郊有常日，明堂犹无定辰。何则？郊丁社甲，有说则从，经礼无文，难以意造，是以必算良辰，而不祭寅丑。且礼之奠祭，无同共者，唯汉以朝日合于报天尔。若依《汉书》五供，便应先祭北郊，然后明堂。则是地先天食，所未可也。”

　　兼太常丞蔡仲熊议：“《郑志》云‘正月上辛，祀后稷于南郊，还于明堂，以文王配。’故宋氏创立明堂，郊还即祭，是用《郑志》之说也。盖为《志》者失，非玄意也。玄之言曰：‘未审周明堂以何月，于《月令》则以季秋。’案玄注《月令》‘季秋大飨帝’云‘大飨，遍祭五帝’。又云‘大飨于明堂，以文武配’。其时秋也，去启蛰远矣。又《周礼·大司乐》‘凡大祭祀，宿县’。寻宿县之旨，以日出行事故也；若日暗而后行事，则无假预县。果日出行事，何得方俟郊还？东京《礼仪志》不记祭之时日，而《志》云：‘天郊夕牲之夜，夜漏未尽八刻进熟；明堂夕牲之夜，夜漏未尽七刻进熟。’寻明堂之在郊前一刻，而进献奏乐，方待郊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