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儒学中的宗法伦理与德性价值

儒学的现代困境虽由晚清西方文明的冲击所引发，但亦源于其价值系统的内在矛盾。先秦儒学承续殷周礼乐文化而维新，其宗法伦理化的「人文的转向」迥异于轴心时代诸文明之伦理宗教化的「超越的突破」。孔子以仁释礼，赋予古代宗法性的礼乐文明以普泛性的人文基础，儒学由此而形成道德人文主义价值体系。儒学之宗法人文化的进程，虽免去了基督教文明所内涵的神人冲突，但亦未能如基督教那样以普遍的神学信仰打破宗法制度的羁束。三代遗传的宗法制度毋宁是儒家文化的深厚社会基础。诚如梁漱溟所言，中西文化以宗教为分水岭，周孔教化改良宗法文化，润泽以礼文，提高其精神，中国遂渐以转进于伦理社会，而家族家庭生活乃延续于后。而基督教则使西方由家庭生活转向团体生活。中国社会自古以来立基于宗法制度，以血缘群体之氏族、宗族、家族为社会整合的纽带。儒家伦理即以此宗法性社会结构为基础，由承袭周礼之以父权与君权为轴心的宗法封建伦理发展而来。因而，儒学自始即蕴涵着人文主义与宗法封建两重性。
儒学大致可分为以礼为基础的伦理规范和以仁为基础的德性原则这两个层面。在孔子仁体礼用的儒学体系中，「仁」为人格完成的德性理想，「礼」则为涵养德性的伦理秩序，二者构成了一个君子型的伦理道德体系。儒学这一寓仁于礼的伦理体系，自始即难免其人文性和宗法性的内在紧张，它表现为仁学之人道原则与礼律之尊卑秩序的冲突。先秦儒学之人道与反人道的张力，贯穿于其后两千年儒学发展史中。随着汉后儒学的制度化和意识形态化，儒家礼教的宗法封建性伦理得以强化，逐渐演变为以三纲五伦为主轴的威权主义的封建伦理，儒家仁学之人文性的君子理想和礼教之封建性的臣民伦理的紧张亦更趋深化。宋明理学进而将礼教的尊卑等级秩序神圣化，其「存天理，灭人欲」的伦理原则，集中彰显了理学之反人道的本质。至此，孔子「仁者爱人」的人道原则遂为反人道的「吃人的礼教」所扼杀。
晚清以降，以儒学为典范的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冲击下深陷危机。中国文明响应西方现代性的挑战，经历了一个由经济政治层面之「适应」而文化价值层面之「认同」的过程。儒学文化所附丽的农业经济、家族社会和专制政体，在西方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公民文化的侵蚀下渐次解体，儒教亦随之陷入失堕的困境。儒教的危机，首先是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