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三代现代新儒家中，杜维明可算是一位领军人物。这不仅因为他对儒学有独到的解读，更重要的是他不是学究式的教授，而是一位公众型的知识分子。在解读儒学方面，他不同于大陆的研究范式，也摆脱了港台的思考模式。而是在全球化的视野下，依凭着自己良好的中学功夫和西学素养，以及怀着对现实的问题的关切而走进儒学，“体知”儒学的精神内涵，挖掘其潜在的“普世性”意义。
儒学中的儒者，一般认为是“出于司徒之官”，其职责是辅佐周天子“明天道，正人伦”（《汉书·儒林传·序》）。用今天的话来说，“明天道”属于形而上，“正人伦”属于形而下。而“学”的意义，《说文》释之为“觉也”，即觉悟的意思。因此就字面意思而言，儒学实际上就是要对“明天道，正人伦”有所觉悟。以此去诠释儒学，即可以说它首先不是一门今天意义上的学问体系（logy），而主要是一种实践认知方式。这样一来，杜维明先生在研究儒学过程中所创设的“体知”方式就很有意义，也很有特色。提出这一实践认知方式的意义在于，它突破西方哲学、特别是近代以来的西方哲学上的主客二分的“霸权”思维模式，另外也为人们走进儒学提供了一条很好的路径。如其所说：“‘体知’，在这种语境里，可以规定为人心固有的感性觉情。正因为这种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感性觉情不把任何东西‘对象化’，它才能包容天地万物，让一切都在其关注之中而成为人心中无对的内容。”（胡治洪：《全球语境中的儒家论说》，三联书店 2004年版，第98页。下引用该书仅注明页码）儒学的思维模式不同于西方人思考问题的模式，宋代程颢曾讲：“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河南程氏外书》卷第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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