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和
在八十年代初期至中期，当“史学危机”所带来的惶惑和迷惘困扰着中国史学界的时候，不少史学工作者经过认真的反省和思考，最终选择了沉下心去埋头从事具体研究和实证研究的做法。有学者曾将这种状态归结为“回到乾嘉去”。对于这种倾向，当时曾有不少人提出批评。

然而从后来的结果看，历史学在这二十年取得的巨大发展，却正是大大得益于这个“沉下去”的潜心研究。从八十年代中期到今天的十几年间，中国古代史在具体研究和实证研究领域已经取得长足的进步，获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果。这些成果的取得既有赖于史学工作者运用传统方法进行研究的不断深入，也有赖于史学工作者对于国际史学研究以及相邻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日益熟悉的了解和运用。

例如，对于中国三代时期处于早期国家时代的族邦社会的认识，就与包括甲骨学、考古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种学科在内的研究领域的进展密切相关，实际上是这些相关学科综合研究的成果。正是由于这些相关学科所取得的综合研究成果，我们才得以突破原有理论的局限，了解我们以前一无所知的“早期国家”这一久已为国际学术界所熟悉的概念，了解早期国家与成熟国家的区别，了解中国古代社会和国家组织所具有的“家国同构”、血缘纽带始终强劲的突出特点，并能够由此更进一步从新的角度、运用新的理论和方法去思考和探索人类的发展历程与社会形态问题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涉及国家、阶级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相对于改革开放之初，史学工作者今天对于中国历史上并不存在奴隶社会、中国国家产生的道路迥异于西方、中国上古历史的发展自有其独特的进程和特点的认识，显然是由于有了坚实可靠的依据而更加清晰和深入。

再如，近年来，中国明清之际的社会转型问题引起了学术界普遍的关注，学者们通过对那个时期的许多以往被忽视的问题的深入研究，诸如地区生产的专业化水平的增长、社会性教育普及程度的明显提高、在大致恒定的人口数量下的货币流通量的剧增、社团组织的发育、社区功能的扩大、国家对基层社会控制的弱化等等，认识到那个时期发生在政治机制、经济结构、文化观念等多方面的具有重要意义的巨大变化，从而愈益明确地体认到中国历史所走的一条明显有别于西方的独特近代化道路。这使我们有可能摆脱那种“西方中心论”的框架，从中国社会本身去认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问题。

这些深具说服力的事实告诉我们：当新旧史学处于过渡时期初始阶段的时候，具体研究和实证研究领域的进步的确是非常重要的，它实际上是完成史学理论更新必不可少的基础和前提。特别是，如果考虑到在这些具体研究和实证研究领域的成果之中已经渗透着大量的新理论、新观点和新方法的实际运用，其意义就更加重要了。近几年来“史学危机”一类的论调逐渐销声匿迹，正是史学已经走出那段彷徨困惑、无所适从的过渡阶段，进入到一个新的蓬勃发展时期的生动反映。

但史学研究特别是古史研究，在对于中国历史进程的宏观认识和总体把握上，也期待着理论上的突破。

这是因为，回顾最近二十年来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发展，我们既可以看到辉煌的成就，也能够看到明显的不足，而这里的不足又主要体现在对理论的相对忽视。

可以说，近二十年来中国古代史在具体研究和实证研究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果，实际正在为中国历史学实现新的理论上的突破和飞跃奠定基础与创造条件，然而古史学界自身对于这一点似乎尚无清晰认识。这种理论兴趣的薄弱，有可能最终成为制约古史研究发展的障碍。

倘若我们把前面说到的先秦时期三代历史研究的成果和近十几年来明清史研究取得的成果，以及其他各个断代史研究的成果联系起来看，则不难发现：它们实际上日益明显地展现的是一条越来越清晰的、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发展道路，也说明今天我们正在建设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由有中国特色的历史上的中国发展而来的。对于如此重大的一个理论问题，我们应当给予充分的关注。但目前从事古史研究的学者在这一方面的思考显然不够。

历史学本身的实践启示我们：具体的实证研究与宏观的理论研究从来都是互为因果、相互依存和相互促进的。一方面，没有实证研究支持的理论必定是空洞苍白、缺乏说服力的理论；另一方面，没有先进理论指导的实证研究也必定是陈腐的、与时代的进步明显脱节的研究。对于今天我国的史学工作者来说，一个清楚的事实是：相对于近二十年来具体研究与实证研究领域的巨大进步，我们的史学理论已经明显滞后。我们在某些最近出版的、受到广泛推崇和赞誉的中国古代史研究论著中，便可以看到不少由于理论的滞后所表现出的不足和败笔。

所以，如果说在八十年代初期，由于理论的空泛和苍白，我们因而有理由大力提倡从事具体的专题研究和实证研究的话，那么到了今天，当具体研究的丰富成果不但已经足以促动我们从新的高度对中国和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进行宏观认识和总体思考，而且实际上陈旧的理论模式已在事实上形成制约具体研究的束缚和桎梏的时候，重新唤起史学工作者对于理论问题的兴趣，便是理所当然和十分必要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