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顾建国
关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与教学的反思，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其时，这门古老的学科在新的文化环境中显得异常被动。一些有识见的学者适时地提出了寻求与当代生活的接触点，使人们能在心灵的远游中，重新认识并完善自己的种种构想。我想，对于任何新问题的探求与思索，都不应离开它的逻辑起点。近十年来，我国学术界同仁们的艰辛劳作及其成果，便是我们进入新视域的重要参照。

1、观念的变迁。近十年来，由于大开放的格局，进一步促进了各方学术文化的交流，使得人们的学术文化视野更加宏阔。先前的传统束缚和习惯性思路、观念，已明显地表现为不相适应。这方面的突出表现就是，人们不再把古代文学仅仅局限于重建已经失去的经验的范围，也不再苛责于某些新观念和新方法的引进和运用，而是将目光更多地转到了这些观念与方法的运用所带来的实际成果方面，并以其是否揭示或启迪了人们的新的认识领域、新的认知层面，有无新的规律的发现等，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无论是老一辈的学者，还是中青年研究者，都已比较注重当代意识在各自研究领域内的渗透与体现了。

2、视角的多维。随着观念的变迁，人们从事研究的视角，也显得更加新颖与多样。诸如心理心态角度，思维方式角度，主体意识角度，意象现象角度，语义话语角度，原型类型角度，地域民俗角度等等，不胜枚举。其中，尤以文化大视角的切入成果最为突出。从先秦典籍的系列文化解读，到某些具体问题的深入探析，每每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如，地域民族和某类群体文化对文学的影响，如草原文化之于元曲，关陇文化与贞观诗风，金代的民族文化与金诗的特殊风貌，方士文化与汉赋的兴盛，南朝家族文化与文学的关系等。再就是对作品的文化阐释。由于视角的多维，在文学史的编写上也就打破了几十年一贯制的僵化模式，文学通史，断代文学史，体裁文学史，专题文学史，文学编年史等先后问世。尽管我们还不能说这些著述都很成功，但它们确实打开了读者的视域。

3、方法的多样。从研究的角度来看，作为古老学科的传统方法，如笺注、考据、辑佚、校雠等，依然时有精品出现。而流行了几十年的社会学方法，也还有其运用的空间。与此同时，各种新方法的尝试和运用，则令人眼界大开。如在作家心理和创作过程的研究中，就有象征研究、精神分析研究和神话原型研究等；在读者接受研究中，有现象学研究、解释学研究、接受美学研究和读者批评研究等。另外，就是古籍检索的电子化。从教学方面看，尽管传统的讲授法还占主导地位，但也已有不少学校开始了新的探索和改革。
在长期的教学与研究过程中，我们感到，现在大学的传统文科教研必须有意识地引入文化维度和世界眼光。否则，这些古老的学科就难以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前些年，关于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问题的热烈探讨，就已经从哲学层面上开启了这扇窗子。通过这扇窗子，我们一方面看到，当今世界异质文化的撞击和沟通已遍及全球；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商品大潮对人文情趣确已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一个民族能否以独特的精神风范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正是我们每一位从事传统文科教研者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而且这也正是我们的传统学科能够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的机遇之所在。江泽民主席在哈佛大学演讲时，就曾将我国优良的历史文化传统浓缩为四个方面：一是爱国主义的团结统一传统，二是体现民族精神的独立自主传统，三是体现礼仪之邦的爱好和平的传统，四是体现奋斗意志的自强不息的传统。我们在教学与研究的过程中，应该有这样宏观的文化视野和意识去挖掘它、阐释它。

在具体的实践中，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继续作出探索与努力。第一，确立大文学观念，增强“通古今之变”的意识，努力打通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之间的壁垒。第二，进一步挖掘和展示古代优良文化精神，着力提升人们的思想和生活境界。作为传统文化，客观上它是一笔不会再生的遗产，但是每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却又始终是活的东西，是每一代文化传承中作出的不同诠释。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古代文学就是我们民族精神的一座宝贵的富矿，它需要我们加以认真地开掘和提炼。像我国上古“精卫填海”与“女娲补天”、“愚公移山”和“鲧禹治水”等神话中所体现的先民们的“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的精神；春秋战国时代，儒家的积极入世、追求道德的自律与完善，道家对外在物欲和事功的相对超脱与达观，墨家的勤苦笃行，屈原的以身殉志；其后，司马迁的发愤著书，陶渊明的耿介风范，李白、王维、孟浩然的自然山水情怀，杜甫的忧国忧民之心，陆游、辛弃疾的报国激情，文天祥的凛然正气，夏完淳的牺牲精神，黄遵宪的开放视野等，都可以从不同的层面，调适人们的心理，满足其文化需求。第三，大力倡导实事求是、厚积薄发的学风，保持和弘扬国学研究的优良学术品格。我们努力克服那种浅尝辄止、寻求名声的浮躁心态，用沉潜和蕴藉的国学传统来自律和自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