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书》列传·卷六十四

郑鲜之、裴松之、何承天

郑鲜之，字道子，荥阳开封人也。高祖浑，魏将作大匠。曾祖袭，大司农。父 遵，尚书郎。袭初为江乘令，因居县境。鲜之下帷读书，绝交游之务。初为桓伟辅 国主簿。先是，兗州刺史滕恬为丁零、翟辽所没，尸丧不反，恬子羡仕宦不废，议 者嫌之。桓玄在荆州，使群僚博议，鲜之议曰：

名教大极，忠孝而已，至乎变通抑引，每事辄殊，本而寻之，皆是求心而遗迹。 迹之所乘，遭遇或异。故圣人或就迹以助教，或因迹以成罪，屈申与夺，难可等齐， 举其阡陌，皆可略言矣。天可逃乎？而伊尹废君；君可胁乎？而鬻权见善；忠可愚 乎？而箕子同仁。自此以还，殊实而齐声，异誉而等美者，不可胜言。而欲令百代 之下，圣典所阙，正斯事于一朝，岂可易哉！

然立言明理，以古证今，当使理厌人情。如滕羡情事者，或终身隐处，不关人 事；或升朝理务，无讥前哲。通滕者则以无讥为证，塞滕者则以隐处为美。折其两 中，则异同之情可见矣。然无讥前哲者，厌情之谓也。若王陵之母，见烹于楚，陵 不退身穷居，终为社稷之臣，非为荣也。鲍勋蹇谔魏朝，亡身为效，观其志非贪爵 也。凡此二贤，非滕之谕。

夫圣人立教，犹云“有礼无时，君子不行”。有礼无时，政以事有变通，不可 守一故耳。若滕以此二贤为证，则恐人人自贤矣；若不可人人自贤，何可独许其证。 讥者兼在于人，不但独证其事。汉、魏以来，记阙其典，寻而得者无几人。至乎大 晋中朝及中兴之后，杨臻则七年不除丧，三十余年不关人事，温公则见逼于王命， 庾左丞则终身不著袷，高世远则为王右军、何骠骑所劝割，无有如滕之易者也。若 以缞麻非为哀之主，无所复言矣。文皇帝以东关之役，尸骸不反者，制其子弟，不 废婚宦。明此，孝子已不自同于人伦，有识已审其可否矣。若其不尔，居宗辅物者， 但当即圣人之教，何所复明制于其间哉！及至永嘉大乱之后，王敦复申东关之制于 中兴，原此是为国之大计，非谓训范人伦，尽于此也。

何以言之？父仇明不同戴天日，而为国不可许复仇，此自以法夺情，即是东关、 永嘉之喻也。何妨综理王务者，布衣以处之。明教者自谓世非横流，凡士君子之徒， 无不可仕之理，而杂以情讥，谓宜在贬裁尔。若多引前事以为通证，则孝子可顾法 而不复仇矣。文皇帝无所立制于东关，王敦无所明之于中兴。每至斯会，辄发之于 宰物，是心可不喻乎！

且夫求理当先以远大，若沧海横流，家国同其沦溺，若不仕也，则人有余力； 人有余力，则国可至乎亡，家可至乎灭。当斯时也，匹妇犹亡其身，况大丈夫哉！ 既其不然，天下之才，将无所理。滕但当尽《陟岵》之哀，拟不仕者之心，何为证 喻前人，以自通乎？且名为大才之所假，而小才之所荣，荣与假乘常，已有惭德， 无欣工进，何有情事乎？若其不然，则工进无欣，何足贵于千载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