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全文》·宋史全文卷十
宋英宗
甲辰治平元年春正月。景灵宫使宋庠屡请老，上曰：『朕初嗣位，何可遽休大臣?』戊申，命庠知亳州。辛酉，诏以仁宗配享明堂。初，礼院奏：乞与两制同议仁宗当配何祭。翰林学士王珪等议，请循周公严父之道，以仁宗配享明堂。知制诰钱公辅议：『太祖则周之后稷，配祭于郊者也，太宗则周之文王，配祭于明堂者也，真宗则周之武王也，虽有配天之功，而无配天之祭。未闻成王以严父之故，废文王而称于武王也。仁宗则周之成王也，虽有配天之业，而亦无配天之之祭。亦未闻康王以严父之故，废文王而移于成王也。当仁宗嗣位之初，傥有建是论者，则配天之祭常在乎太祖、太宗矣。』又诏台谏及讲读官与两制、礼院再详定以闻。御史中丞王畴言：『配考之文见于《易》，严父之义著于经，圣法章明，咸足稽按。臣请依王珪等议，奉仁宗皇帝配享明堂。』知谏院司马光、吕诲议：『窃以孝子之心，谁不欲尊其父者?圣人制礼以为之极，不敢逾也。《孝经》曰：「严父莫大于配天，周公其人也。」孔子以周公有圣人之德，成太平之业，制礼作乐。而文王适其父也，故引之以证圣人之德莫大于孝，答曾子之问而已，非谓凡有天下者皆当以其父配天，然后为孝也。』翰林侍读学士孙抃等奏：『仁宗继体保成，置天下于大安者四十二年，功德于人，可谓极矣。今祔庙之始，遂抑而不得配上帝之享，非所以宣章陛下为后严父之大孝。』诏从抃等议。
三月，司马光言：『臣闻陛下昔在藩邸事濮王，承顺颜色，备尽孝道。凡宫中之事，濮王皆委陛下干之，无不平允。陛下事皇太后，当一如濮王然后可；视天下之政，当一如宫中之事然后可。况濮王之亲以恩，皇太后之亲以义，其奉养之谨，非特有所加，则无以取信也。宫中之事小，天下之事大。其听断之勤，非特有所加，则无以致治也。』吕诲言：『陛下孝养之礼，臣不得而知之。安亲之道，诚有未至。何则?累圣成业，靡思经缉；邦国大事，都无裁处；献纳之言，尽决帘帷之下，是陛下自处休佚，而置圣后烦劳，得谓之孝乎?』又言于皇太后曰：『皇帝躬亲治事，勤励如此，在于圣虑，应已慰安。臣愚以谓东殿帘帷宜五七日一御。』
夏四月，司马光言[1]：『前代帝王升遐之后，后宫下陈者尽放之出宫[2]，所以遂物情、重人世、省浮费、远嫌疑也。』癸未，放宫人三百二十五人。甲申，御迩英阁。上谕内诗曰：『方日永，讲读官久待对未食，必劳倦。自今视事毕，不俟进食，即御经筵。』故事，讲读毕，拜而退。上命毋拜，后遂以为常。
五月，上既康复，韩琦久欲太后罢东殿垂帘，尝一日取十余事并以廪上，上裁决如流，悉皆允当，于是诣东殿，覆奏上所裁决十余事，太后每事称善。琦遂白太后求退，太后曰：『相公安可求退?老身合居深宫，却每日在此，甚非得已。』琦即称：『前代如马、邓之贤，不免贪恋权势。今太后便能复辟，诚马、邓之所不及。未审决取何日撤帘?』太后遽起，即厉声命鸾仪司撤帘。帘既落，犹于御屏后见太后衣也。
吕中曰：当国家危疑之日，大臣以能任事者，一曰德望，二曰才智。有才智而无德望以镇之，则未足以服天下之心。有德望而无才智以充之，则未足以办天下之事。故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君子人也。韩魏公不动声色，垂绅搢笏而措天下于太山之安者，盖自庆历、嘉祐之时[3]，可属大事，重厚如勃，其德望服人心久矣。至于处事应变，动中事机，胸中才智又足以运用天下，此其所以正英宗之始欤?在真宗之初则有吕端，在仁宗之初则有王曾，其皆安国家、定社稷之名臣欤。
辛亥，上问执政：『积弊甚众，何以裁救?』富弼对曰：『恐须以渐厘改。』又问：『宽治如何?』吴奎对曰：『圣人治人固以宽，然不可以无节。《书》曰：「宽而有制，从容以和。」』癸亥，宰臣韩琦等奏，请下有司议濮安懿王合行典礼，详处其当，以时施行。诏须大祥后议之。
闰五月己丑，召枢密直学士，知瀛州唐介为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上面谕介曰：『卿在先朝有直声，今出自朕选，非由左右言也。』韩琦言：『群臣邪正，皆陛下所知。至于进退，实系天下利害，惟陛下以此为先，不可不察也。』上然之。
六月己亥，进封皇子淮阳郡王顼为颍王。增置宗室学官讲书四员、教授五员、小学教授十二员，并旧六员为二十七员，以分教之。丁未，增置同知大宗正事一员。初，宗室坐序爵，仍自为宾主，讲官位主席之东隅。于是睦亲宅都讲吴申不肯坐，且曰：『宗室当以亲族尊卑为序，与讲官分宾主。』再移书大宗正，不能决，因内朝出申二书，上是之。宗室正讲席自申始。作睦亲、广亲北宅于芳林园。知太原府陈升之言母老，请扬、湖、越一州，庶便奉养。上以边臣当久任，难于屡易，不许。上谓宰臣曰：『程戡何如人?』对曰：『戡在鄜延已三岁，习边事。』上曰：『延州都监高遵教卒。戡数言其能绩，乞加赠恤。此高琼族子，朕知其为庸人也。戡必以后族故尔。大臣苟若此，朕何所赖焉?』戊午，淮阳郡王府翊善王陶为颍王府翊善。淮阳郡王府记室参军韩维为诸王府记室参军，侍讲孙思恭为诸王府侍讲。颍王性谦虚，眷礼官僚，遇维尤厚。一日侍王坐，近侍以弓样靴进，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