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末年以来，中原战乱，我国与西域各国的陆上交通一度几乎隔绝。到13世纪初，我国北方蒙古族兴起，在成吉思汗的率领下东征西战，再一次打通了中西陆上通道。到忽必烈建立元朝后，中西陆上、海上交通更为发达。当时不仅有许多人前往西域带回新的地理知识，而且政府派遣专门地理探险队考察黄河源头地理。

　　(1)元代的边疆域外地理认识

　　元代的边疆域外地理新认识，主要表现在耶律楚材、丘处机、常德，以及周达观、汪大渊等人对蒙古高原、中亚和南亚海上的地理旅行与记录。

　　耶律楚材(公元1190—1244年)，元代著名的契丹族政治家、天文学家和旅行家。他曾随成吉思汗远征西域，著有《西游录》一书，记述有关中亚的人文、地理情况。丘处机(公元1148—1227年)，号长春真人，曾应成吉思汗之邀，前往中亚的成吉思汗军中。1221年，由燕京(今北京)北上，至呼伦贝尔草原，横穿蒙古高原，越阿尔泰山，依天山北麓西行，经塔拉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塔什干，渡锡尔河到邪米思干(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直到大雪山(今兴都库什山)，停留近一年，才向东返回燕京。丘处机是我国历史上最早横穿蒙古高原的人。根据他的旅行见闻写成的《长春真人西游记》一书(由其弟子李志常笔录)，记述了有关蒙古、新疆、中亚的地理认识。

　　另外，常德(又名刘郁)曾在元宪宗九年(公元1259年)奉命出使伊儿汗国，抵达今伊朗西北，往返历时四年多，写成《西使记》一书，记述西域风土人情地理。

　　在关于南亚、西南亚海上的地理认识方面，主要有周达观(公元1270—1350年)的《真腊风土记》与汪大渊(公元1311—1350年后)的《岛夷志略》。

　　《真腊风土记》是元成宗贞元年间(公元1295—1297年)，周达观奉命随使团出使柬埔寨(时称真腊)时，关于柬埔寨当时政治、经济、地理、民俗等情况的记录。其中对柬埔寨山川、气候等地理记述，是最早以亲身经历介绍给我国人民的关于柬埔寨的地理认识。如《真腊风土记·山川》写道：

　　自入真蒲以来，率多平林丛昧。长江巨港，绵亘数百里。古树修藤，森阴蒙翳〔yi医〕，禽兽之声杂遝〔ta踏〕其间。至半港而始见旷田，绝无寸土，弥望芃芃〔peng蓬〕，禾黍而已。野牛以千百成群聚于其地。又有竹坡，亦绵亘数百里。

　　《正朔时序》中记述柬埔寨气候说：

　　大抵一岁之中，可三四番收种，盖四时如五六月天，且不识霜雪故也。其地半年有雨，半年绝无……

　　汪大渊的《岛夷志略》，是作者在1329—1340年间两次随船航行南亚、东非的旅行见闻记录。其涉及的地区，自台湾、南海、马来半岛，以至非洲东岸北段99处主要地点(见表1)。全书一卷，以99个地名作为分段的主题，叙述当地的各种见闻，包括地理形势、气候、物产、风俗、趣闻等内容。其记述不仅范围广大，而且内容翔实。明代马欢在随郑和下“西洋”(古代对南海及印度洋海域的泛称)时，就曾对照《岛夷志略》的记述，发现汪大渊的记述非常准确。他在自己的著作《瀛涯胜览·序》中说：我过去读《岛夷志略》时，看到各地天时气候不同、地理人物差异。曾感叹天下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不同呢？!待我亲自到了这些地方，才知道《岛夷志略》所记各地天时、地理、气候、人物一点都无虚假之处。

　　表1《岛夷志略》地点分布表
　

　　(续表1)
　

　　(续表2)
　

　　(续表3)
　

　　我国对“西洋”地理的认识很早，汉朝班固在《汉书》中就曾记录有一条由广州通往印度洋至非洲东北岸的航道。后来法显等从海上回国、唐代与南亚各地海上交往，也都积累了不少有关那里的地理知识，但是，这些知识都比较零散。到宋代，南宋赵汝适曾收集各种古籍记载和当时西洋商贾传闻，写成《诸蕃志》(二卷)一书，记载了60个国家和地区的物产、地理、传闻、经济，以及与宋朝的关系。遗憾的是，这些记述全依靠文献和传说写成，并非作者亲自所见，所说就免不了有错误讹传之处。而汪大渊的记述是在自己耳闻目睹基础上写成的详实记录，因此，它标志着我国古代对南洋、西洋地理的新认识。

　　以上这些著作都是作者以亲身经历记述各地的地理见闻，大大丰富、开拓了当时人们对域外边疆地理的认识，弥补了过去认识的不足。这些游记著作的出现，极大地扩展了人们对域外边疆地理的知识视野。

　　(2)都实的河源考察

　　黄河是我国的第二大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黄河中下游一直是中华民族发祥、生活的主要地区，因此，人们很早就对黄河中下游河道等地理特征有所了解。然而，对于黄河上游的地理认识却经历了漫长的过程，直到元代专门派遣考察队实际踏勘河源，才开始弄清了黄河上源的地理情况。

　　关于黄河河源的认识，最早是先秦《禹贡》中提到的积石(青海东小积石山)，当时的认识大致还限于西宁、兰州一带。到西汉时，张骞通过西域，发现塔里木河自西而东注入蒲昌海(又称盐泽，即今罗布泊)，而蒲昌海“广袤[máo毛]三百余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减”，于是便认为这里的水“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汉书·西域传》)。即认为塔里木河是黄河的上源，它经罗布泊潜行(伏流)至积石山，成为黄河。

　　到唐代，由于唐初与活跃于青海的吐谷浑人作战，以及后来与青藏高原上的吐蕃人友好交往，便对黄河源地的二湖(鄂陵湖、札陵湖)地区有了较多闻知。如唐初贞观九年(公元635年)侯君集带兵进入青海，追击吐谷浑时，就曾“次星宿川……览观河源”(《新唐书·吐蕃传》)。文成公主出嫁吐蕃，也曾路经河源地区。唐穆宗时，刘元鼎出使吐蕃会盟也路过河源地区，并对这里的山川大势有所认识，《新唐书·吐蕃传》中记道：

　　(黄)河之上流，由洪济梁(西宁西南)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狭，春可涉，秋夏乃胜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直大羊同国(青藏高原北部之国)，古所谓昆仑者也，虏曰闷摩黎山(巴颜喀拉山)，东距长安五千里，河源其间。

　　但是，这些都不是考察河源的记录，而且认识与记述还嫌简略。

　　元代统一中国后，为了加强中央与边疆民族的联系，试图探清河源，在黄河上游处建立一座贸易城市，然后利用黄河水运沟通与京师内地的联系。于是在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元政府派遣都实(又写作笃实，女真族人，姓蒲察氏，元初曾任乌斯藏路督统和招讨元帅等职)为招讨使，佩金虎符，率队前往青海地区探求河源。经过四个月的跋涉探险，他们才抵达河源，通过广泛考察，查清了河源地区的地理情况，并绘制了地图。

　　都实的这次考察，首次搞清了河源地区的河流水文特征，以及河流名称等地理问题，指出星宿海为河源所在。《元史地理志·河源附录》所载他们的考察成果说：

　　河源在朵甘思西鄙，有泉百余泓，沮洳[rù入]散涣，弗可逼视，方可七八十里。履高山下瞰，灿若列星，以故名火敦脑儿。火敦，译言星宿也。群流奔凑，近五七里，汇二巨泽，名阿剌脑儿(即札陵、鄂陵二湖)。自西而东，连属吞噬，行一日程，迤逦东鹜〔wu务〕成川，号赤宾河……

　　这次考察，不仅第一次明确了黄河河源地区的主要支流和水文特征，而且彻底否定了汉代以来盛行的黄河“伏流重源”之说(以塔里木河为黄河上源)。特别是，在指出星宿海是河源的同时，他们还提到一条由西南往“东北流百余里”，汇为火敦脑儿的支流(《元史·地理志·河源附录》)。当时他们很可能是将它作为黄河正源来记述的，如果这一源流即是现在星宿海西南的卡日曲，那么，当时的认识与现代科学调查结果完全吻合。当然，即使不是这样，那也表明当时已注意到黄河的真正源头河流。从保存至今的元代陶宗仪《黄河源图》中，可以看出当时对河源的认识已相当清楚。

　　此后，明清两代也都对河源有过考察，进一步明确、丰富了黄河源的地理认识。如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僧人宗泐〔le肋〕的河源调查；清康熙四十三年(公元1704年)拉锡和舒兰的考察，以及康熙五十六年(公元1717年)的河源地图测绘等。1952年、1978年我国又对河源进行了几次大规模综合科学考察，从各个方面系统认识了黄河上源的地理环境等问题，也证实都实考察成果的科学性和重要意义。清代还专门修撰了《钦定河源纪略》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