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卫平
一
从体制上完全排斥了传统的书院制度，是当代学校不能很好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原因。
从唐末到清末，书院是人们传授和研究所谓国学即传统文化的主要教育机关。诚如胡适所说：“这一千年来造就人才，研究学问，代表时代思潮，提高文化的唯一机关全在书院里。”①由于书院和科举相关联，在晚清废科举、开学堂的改革潮流里，废除了书院。此后建立起来的现代学校教育体制中，书院已不复存在。然而随着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人们意识到了认知、研究民族传统文化对于现代社会的发展是必需的。在紧接着“五四”猛烈批孔非儒之后的上世纪20年代，兴起了关于“国故”的讨论，就反映了这一点。在讨论中，一些学者开始看到：在进行传统文化的教育和传统文化研究人才的培养方面，现代学校有其短而传统书院有其长。1923年底，正热衷于整理国故、为《国学季刊》刚写了发刊宣言的胡适，作了《书院制史略》的演讲，推崇“古时的书院与现今教育界所倡的‘道尔顿制’精神大概相同”，并对书院退出历史舞台深表遗憾：“所可惜的，就是光绪变政，把一千年来书院制完全推翻，而以形式一律的学堂代替教育”，“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希望以“书院精神”改造现代学校。②在“国故”讨论中曾和胡适争论应该给青年开什么样“国学书目”最合适的梁启超，亦提出新式学堂应“参采前代讲学之遗意而变通之。使学校、教师、学生三者之间，皆为人的关系，而非物的关系”。③他在戊戌维新时期曾力主改书院为学堂，现在则追怀已逝去的书院。本来就反对废书院改学堂的章太炎、马一浮等，更坚持只有书院才能有效传授国学、培养研究国学人才。于是，章太炎创办国学讲习会，马一浮创办复性书院。后者的《复性书院简章》称：“书院之设，为专明吾国学术本原，使学者得自由研究，养成通儒，不隶属于现行学制系统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