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文忠：跟学历史的“风”没什么不好
作者：陈美寿、钟华生
钱文忠，生于1966年，祖籍江苏无锡。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东方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季羡林研究所副所长。季羡林先生关门弟子，中国仅有的几位专业研究梵文、巴利文的学者之一，央视“百家讲坛”《玄奘西游记》主讲人。1984年考入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后留学德国汉堡大学印度与西藏文化学系，主修印度学，副修伊朗学、藏学。著有《瓦釜集》、《末那皈依》、《季门立雪》、《天竺与佛陀》等，译作有《唐代密宗》、《道、学、政：论儒家知识分子》，古籍整理《尚书古文疏证》、《散原精舍文集》等十余种。
钱文忠，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央视“百家讲坛”《玄奘西游记》主讲人，季羡林先生的关门弟子。8月5日晚，记者打通钱文忠的电话时，他正在北京，刚刚去看望了恩师季羡林先生。
就在前几天，钱文忠教授因出席在上海举行的“黎东方讲史系列”新书研讨会，有媒体在报道他对“讲史热”的看法时，竟引出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官司”，害得他不得不在博客上发声明予以澄清。那么，他对当下“历史热”到底持什么样的态度？作为一位学贯中西的新进学者，他对“国学热”又有什么看法？对于“《丧家狗》之争”，他有何见解？
“史学热”缘于国人认同感的回归
《文化广场》：近几年来兴起了一股“史学热”，例如对明史、清史的解读热潮等，你对这种“史学热”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钱文忠：我个人觉得，“史学热”无疑是很值得欢迎的。我们国家这几年来在经济上的飞速发展是不容否认的，但经济的飞速发展往往会让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去回观自己的历史，重新唤起自己一度遗忘或淡忘的记忆。当一个国家在物质层面上飞速发展之后，曾经被忙碌的生活所遮掩的国人的精神需要，会以更大的力量凸显出来。
从文化史上来看，中国的史学传统是悠久丰富的，在人类其他几大文明中是首屈一指的。我们传统中很多值得自豪的东西，往往就包含在史学里。所以，史学能兴起热潮是不难理解的。“史学热”最起码可以让人们回归属于自己的认同感。我们认同自己是中国人，我们为什么是中国人？因为拥有共同的历史记忆。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原来有一种反传统特色。我不是说传统全是好的，但是以一种非常激进的形态去反传统的副作用已经越来越显现出来了，而回归史学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减这种副作用。
“史学热”也反映出我们国家的文化形态在趋于改善，趋于真正的成熟。这就牵涉到我们对“全球化”的理解。可能有些人会误解，“全球化”就是“西化”，或者认为“全球化”就是形成一个“地球村”。但实际上，健康的“全球化”应该是各种文化相互学习，互相借鉴，并存共荣。“全球化”决不意味着全世界只剩下一种文化，而更应该说，全世界文化的多元化和活力的多元化，会更加彰显出来。所以，我们的“史学热”应该放在更宏观的背景下来看，才能看出它的价值和意义。
“通俗”是件很艰难的工作
《文化广场》：如果以通俗的方式，面向大众去解读历史，你觉得会不会浮浅一些？
钱文忠：这个应该从两个角度来看。如果从讲述的角度来看，例如“百家讲坛”，实际上通俗是一个很艰难的工作，因为只有“深入”，才能“浅出”。普及解读并不是一项容易的工作。健康、良性的普及应该是一项更高层面的工作，它要求讲述者对所讲的题目和内容有全面的了解。讲述者不应该去迎合观众的口味，但也不能居高临下地去引导，而应有一种相互交流、融合的态度。
如果站在一个受众的角度来讲，我想他们需要一种比自己的知识基础略高一点的普及解读。如果低于他们的知识基础，就没有必要；如果持平，就没有落差，也没有张力和吸引力；如果太高，专业化程度太强，这种张力就会大到拉断、扯裂讲述者和听众之间的联系。
《文化广场》：现在网络很发达，一些讲史的书先在网络上连载，再成书，受众非常广，影响也非常大，例如“当年明月”写的《明朝那些事儿》系列。但他们讲的历史非常通俗，而且有些地方属于野史，不能被正史所认同。这种通俗讲史的书会不会给读者造成误解呢？
钱文忠：《明朝那些事儿》我没看过，但我看过它的作者“当年明月”在电视上讲演。我觉得“当年明月”代表着一种自由的讲述风格，使用的语言更网络化，而且这种风格只属于他自己。我相信《明朝那些事儿》的受众面会很广，最起码它能做到引发读者的兴趣。如果读者的兴趣一旦被引发，就不会只停留在一点上了，他一定会继续往下走，并寻找别的历史书来看。
跟学习古籍回顾历史的“风”是一件好事
《文化广场》：于丹引发了大家对《论语》的关注，“当年明月”也引发了大家对历史的兴趣。那么对于学者来说，公众的兴趣是否非常关键？
钱文忠：我个人觉得，一种新的讲述方式出现，最起码能让公众增加一种选择。例如以前大众知道历史大多通过电视剧，而现在他们多了一种听语言讲述的方式。能引发受众的兴趣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受众，任何一门学问就会失去它的基础。
《文化广场》：于丹、易中天的书销量都非常大，于是有人就评论说，看这些书已经变成一种“跟风”现象了，有些人是为了附庸风雅而看这些书。你觉得呢？
钱文忠：我个人不认为这是一种“跟风”，但有几百万的读者，也不能说没有这种情况。不过，我要问的是，“跟”这样的“风”，有什么不好吗？跟学习古籍、回顾历史、了解民族文化传统的“风”，有什么不好吗？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
《文化广场》：应该说有些人学习这些的心态还不是很平稳、沉静，往往是跟着别人去学，而不是非常理性的，独立自主地想去学。你觉得这种学习的效果怎样？
钱文忠：无论是跟着别人，还是理性自主地学习，这都是一个过程，都有一个开始或启蒙。我觉得“百家讲坛”就是一个启迪观众的过程。有些人要等到退休了，或者工作不再繁忙了，才自己去找一些古籍来看。而现在书店里古籍类书架前的观众，则以年轻人居多。应该说人们已经开始把学习古籍、历史的过程提前了，这是非常好的现象。
“国学”有学院型和社会型之分
《文化广场》：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国学非常“热”，很多学者都开始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但“国学”的概念却不是很明确。对此，前不久朱维铮先生在凤凰卫视有个讲座，专门就“国学”的概念发表了他的看法。那么你认为“国学”概念是什么呢？
钱文忠：关于“国学”的定义，现在还很不明确，很多学者对“国学”都有自己的概念。我曾经提出，如果对“国学”暂时还不能定义的话，我们可以把它定义为“研究中国传统学问的学术”。这种学术的主要对象是研究中国的文史典籍，主要方法是基于文字训诂，或是以考证为主的传统义理之学。
现在我认为，我们可以做一个区分，首先是学院专业型的“国学”，有一个严格的界定，必须遵循严格的研究方法，必须极度谨慎，得出研究结论。它主要是一个学术研究对象，是一个学术领域，其研究者主要是接受过完备训练的专业人员。
另一种概念是大众的、非专业的、社会型的“国学”。我认为这种“国学”在现代社会，可以发挥一种作用：增加我们的民族认同感，增加我们对自己传统文化的亲近感。它往往会对人的道德产生影响，例如“修身”、“齐家”等观念在现代社会将更加深入人心。另外，它会让人在理解人与人的相互关系，理解人与社会、自然的相互关系的时候，提供一种非常有力的资源。这种“国学”并不要求非常专业。它所产生的阅读品，主要是专家、学者做出来的，比较适合一般大众看的普及读物。
《文化广场》：对于我国在世界各地建立的孔子学院，所进行的“国学”研究，是否属于学院型的“国学”呢？
钱文忠：孔子学院证明了我国政府对传统文化的高度重视，而且也非常愿意以一种交流的形式，向世界介绍我们的传统文化。孔子学院的对象是国外的受众，所以它所研究的“国学”也应该是严肃的，是在学院派“国学”基础上的一种推介。而这种面对国外的推介，难度会更大，因为它必须通过翻译，最起码在传播的初期，必须经过权威的、严肃的、负责任的翻译。
《文化广场》：国内很多高校也设立了“国学班”，而且收费不低，你对这个怎么看？
钱文忠：对这个问题，我个人持一种谨慎、正面的态度。从谨慎的角度来看，我们是不是已经拥有了那么多的“国学”讲授人？来听的人付了那么高额的学费，我们是不是能保证传达给他们准确的东西？能不能保证他们确实有所得？很多大学都在办“国学班”，那么我们是不是拥有足够的师资力量呢？我们是不是已经摸索出一套针对这些能够付得起高额学费的教学方式、教学资料和研讨方式呢？这些都应该谨慎考虑。
《丧家狗》没有故作惊人之论
《文化广场》：国内学界针对《丧家狗》一书的争论，已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对于李零先生将“丧家狗”作为其著作的书名，是否有哗众取宠的成分呢？
钱文忠：李零先生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学者，我和他已经认识二十多年了。可以说，他是“国学”这个领域里的顶尖学者。《丧家狗》我拜读了，我觉得非常好，这本书后面对于《论语》的编排，是学术功底非常深厚的人才做得出来的。
对于“丧家狗”这个书名，我想李零先生也是有依据的，因为“惶惶然如丧家之犬”嘛，他并没有故作惊人之论。“丧家狗”应该凸显了孔子在他所生活的年代不被接受、不像后来那么受尊崇的历史事实。我不认为这个书名有什么“哗众取宠”，我反而认为这个书名很新奇。
《文化广场》：北京一些“新儒家”写文章攻击李零，但是李零并没有站出来说什么，你对这个怎么看待？
钱文忠：我非常体认李零先生的态度，因为我觉得这种争论没有什么必要。关键可能在于，李零先生关心的问题，和那些人批评的问题，根本不是一回事。
我觉得批评者最忌讳的，就是虚构出一个“靶子”来批评。如果批评者能够真正结合李零先生的著作来提出商榷、讨论，乃至批评，我相信李零先生会很乐意接受的。
《文化广场》：这本书也引发了“自由主义”和“新儒家”的争论，甚至上升到一些对政治体制的争论。“自由主义者”认为“新儒家”将儒学“国教化”，是非常危险的，你怎么看？
钱文忠：我相信一点，我们的国家不会被“儒学化”。我也相信，如果儒学被“国教化”，它的生机可能会受到某种压抑，甚至受到扼杀。学问在民间，或在社会上，发展的空间才会比较大。
国学大师需要有文化“根底”
《文化广场》：你在去年写过一篇文章《国学大师是怎样炼成的？》，举了一些例子，如周一良先生就学于家塾时的“一良日课”，还有清华国学研究院等等。那么，现在对待“国学”，不管是从培养大师这个角度，还是从普通大众提升修养的角度，到底他们应该怎么去做？
钱文忠：如果对于普通大众，最好还是要接受一定的入门指导，知道要读哪些书，以哪些方式去读。“国学”跟一种特定的教育方式和教育机构是密不可分的。
现代化的大学，还能不能培养出国学大师来？现代的大学分科很明显，而且要求大学生必须具备一种普遍的知识基础。而据我所知，我的老师季羡林先生在考大学的时候，数学恐怕只考了十几分，有些学者甚至考了零分。我认为国学大师是要有根底的，但“基础”并不等于“根底”，“基础”只是一个平面的概念，而“根底”则是一个纵向的概念。
国学大师到底是怎样炼成的？这个问题恐怕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好好去反思过。现在我们有很多大学都办了文科基地班，甚至有叫“大师班”的，希望能培养“大师级”的国学研究者，这是一种迫切心情的反映，不过，我的看法是“其心可佩，其志可嘉；想法可笑，效果可疑”。
《文化广场》：你有“学术界的时尚先生”之称，很多人都说你的生活过得非常潇洒，你怎样处理“生活的时尚”和“学术的严肃”之间的关系？
钱文忠：陈寅恪先生说过一段话，大概意思是，如果要保证你所从事学问的自由和独立，切记不可以学问为生。我把这段话理解为“不能以文养文”。在我自己的观念中，有“志业”和职业，如果二者能完美统一，这当然是最理想的，但是这种概率不大。“志业”是一个人愿意毕生投入，不计利益去从事的神圣事业，而职业则要考虑回报。所以我非常愿意拿我“左手挣的钱”，去支持我“右手从事的志业”，我可以买更多的书，可以买更多国外的书，来支持我的学术研究，这没有什么不好。况且，我的“左手”是绝对不会要我的“右手”回报什么。
《文化广场》：上“百家讲坛”讲“玄奘西游”之后，对你的生活产生了哪些影响？
钱文忠：我觉得没有什么明显的影响，因为我讲的“玄奘西游”本来就属于我研究的一部分。我在“百家讲坛”讲述的内容很快会成书出版，书名就叫《玄奘西游记》，首印有二三十万册，估计读者9月就可以看到这本书。
钱文忠，生于1966年，祖籍江苏无锡。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东方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季羡林研究所副所长。季羡林先生关门弟子，中国仅有的几位专业研究梵文、巴利文的学者之一，央视“百家讲坛”《玄奘西游记》主讲人。1984年考入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后留学德国汉堡大学印度与西藏文化学系，主修印度学，副修伊朗学、藏学。著有《瓦釜集》、《末那皈依》、《季门立雪》、《天竺与佛陀》等，译作有《唐代密宗》、《道、学、政：论儒家知识分子》，古籍整理《尚书古文疏证》、《散原精舍文集》等十余种。
钱文忠，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央视“百家讲坛”《玄奘西游记》主讲人，季羡林先生的关门弟子。8月5日晚，记者打通钱文忠的电话时，他正在北京，刚刚去看望了恩师季羡林先生。
就在前几天，钱文忠教授因出席在上海举行的“黎东方讲史系列”新书研讨会，有媒体在报道他对“讲史热”的看法时，竟引出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官司”，害得他不得不在博客上发声明予以澄清。那么，他对当下“历史热”到底持什么样的态度？作为一位学贯中西的新进学者，他对“国学热”又有什么看法？对于“《丧家狗》之争”，他有何见解？
“史学热”缘于国人认同感的回归
《文化广场》：近几年来兴起了一股“史学热”，例如对明史、清史的解读热潮等，你对这种“史学热”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钱文忠：我个人觉得，“史学热”无疑是很值得欢迎的。我们国家这几年来在经济上的飞速发展是不容否认的，但经济的飞速发展往往会让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去回观自己的历史，重新唤起自己一度遗忘或淡忘的记忆。当一个国家在物质层面上飞速发展之后，曾经被忙碌的生活所遮掩的国人的精神需要，会以更大的力量凸显出来。
从文化史上来看，中国的史学传统是悠久丰富的，在人类其他几大文明中是首屈一指的。我们传统中很多值得自豪的东西，往往就包含在史学里。所以，史学能兴起热潮是不难理解的。“史学热”最起码可以让人们回归属于自己的认同感。我们认同自己是中国人，我们为什么是中国人？因为拥有共同的历史记忆。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原来有一种反传统特色。我不是说传统全是好的，但是以一种非常激进的形态去反传统的副作用已经越来越显现出来了，而回归史学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减这种副作用。
“史学热”也反映出我们国家的文化形态在趋于改善，趋于真正的成熟。这就牵涉到我们对“全球化”的理解。可能有些人会误解，“全球化”就是“西化”，或者认为“全球化”就是形成一个“地球村”。但实际上，健康的“全球化”应该是各种文化相互学习，互相借鉴，并存共荣。“全球化”决不意味着全世界只剩下一种文化，而更应该说，全世界文化的多元化和活力的多元化，会更加彰显出来。所以，我们的“史学热”应该放在更宏观的背景下来看，才能看出它的价值和意义。
“通俗”是件很艰难的工作
《文化广场》：如果以通俗的方式，面向大众去解读历史，你觉得会不会浮浅一些？
钱文忠：这个应该从两个角度来看。如果从讲述的角度来看，例如“百家讲坛”，实际上通俗是一个很艰难的工作，因为只有“深入”，才能“浅出”。普及解读并不是一项容易的工作。健康、良性的普及应该是一项更高层面的工作，它要求讲述者对所讲的题目和内容有全面的了解。讲述者不应该去迎合观众的口味，但也不能居高临下地去引导，而应有一种相互交流、融合的态度。
如果站在一个受众的角度来讲，我想他们需要一种比自己的知识基础略高一点的普及解读。如果低于他们的知识基础，就没有必要；如果持平，就没有落差，也没有张力和吸引力；如果太高，专业化程度太强，这种张力就会大到拉断、扯裂讲述者和听众之间的联系。
《文化广场》：现在网络很发达，一些讲史的书先在网络上连载，再成书，受众非常广，影响也非常大，例如“当年明月”写的《明朝那些事儿》系列。但他们讲的历史非常通俗，而且有些地方属于野史，不能被正史所认同。这种通俗讲史的书会不会给读者造成误解呢？
钱文忠：《明朝那些事儿》我没看过，但我看过它的作者“当年明月”在电视上讲演。我觉得“当年明月”代表着一种自由的讲述风格，使用的语言更网络化，而且这种风格只属于他自己。我相信《明朝那些事儿》的受众面会很广，最起码它能做到引发读者的兴趣。如果读者的兴趣一旦被引发，就不会只停留在一点上了，他一定会继续往下走，并寻找别的历史书来看。
跟学习古籍回顾历史的“风”是一件好事
《文化广场》：于丹引发了大家对《论语》的关注，“当年明月”也引发了大家对历史的兴趣。那么对于学者来说，公众的兴趣是否非常关键？
钱文忠：我个人觉得，一种新的讲述方式出现，最起码能让公众增加一种选择。例如以前大众知道历史大多通过电视剧，而现在他们多了一种听语言讲述的方式。能引发受众的兴趣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受众，任何一门学问就会失去它的基础。
《文化广场》：于丹、易中天的书销量都非常大，于是有人就评论说，看这些书已经变成一种“跟风”现象了，有些人是为了附庸风雅而看这些书。你觉得呢？
钱文忠：我个人不认为这是一种“跟风”，但有几百万的读者，也不能说没有这种情况。不过，我要问的是，“跟”这样的“风”，有什么不好吗？跟学习古籍、回顾历史、了解民族文化传统的“风”，有什么不好吗？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
《文化广场》：应该说有些人学习这些的心态还不是很平稳、沉静，往往是跟着别人去学，而不是非常理性的，独立自主地想去学。你觉得这种学习的效果怎样？
钱文忠：无论是跟着别人，还是理性自主地学习，这都是一个过程，都有一个开始或启蒙。我觉得“百家讲坛”就是一个启迪观众的过程。有些人要等到退休了，或者工作不再繁忙了，才自己去找一些古籍来看。而现在书店里古籍类书架前的观众，则以年轻人居多。应该说人们已经开始把学习古籍、历史的过程提前了，这是非常好的现象。
“国学”有学院型和社会型之分
《文化广场》：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国学非常“热”，很多学者都开始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但“国学”的概念却不是很明确。对此，前不久朱维铮先生在凤凰卫视有个讲座，专门就“国学”的概念发表了他的看法。那么你认为“国学”概念是什么呢？
钱文忠：关于“国学”的定义，现在还很不明确，很多学者对“国学”都有自己的概念。我曾经提出，如果对“国学”暂时还不能定义的话，我们可以把它定义为“研究中国传统学问的学术”。这种学术的主要对象是研究中国的文史典籍，主要方法是基于文字训诂，或是以考证为主的传统义理之学。
现在我认为，我们可以做一个区分，首先是学院专业型的“国学”，有一个严格的界定，必须遵循严格的研究方法，必须极度谨慎，得出研究结论。它主要是一个学术研究对象，是一个学术领域，其研究者主要是接受过完备训练的专业人员。
另一种概念是大众的、非专业的、社会型的“国学”。我认为这种“国学”在现代社会，可以发挥一种作用：增加我们的民族认同感，增加我们对自己传统文化的亲近感。它往往会对人的道德产生影响，例如“修身”、“齐家”等观念在现代社会将更加深入人心。另外，它会让人在理解人与人的相互关系，理解人与社会、自然的相互关系的时候，提供一种非常有力的资源。这种“国学”并不要求非常专业。它所产生的阅读品，主要是专家、学者做出来的，比较适合一般大众看的普及读物。
《文化广场》：对于我国在世界各地建立的孔子学院，所进行的“国学”研究，是否属于学院型的“国学”呢？
钱文忠：孔子学院证明了我国政府对传统文化的高度重视，而且也非常愿意以一种交流的形式，向世界介绍我们的传统文化。孔子学院的对象是国外的受众，所以它所研究的“国学”也应该是严肃的，是在学院派“国学”基础上的一种推介。而这种面对国外的推介，难度会更大，因为它必须通过翻译，最起码在传播的初期，必须经过权威的、严肃的、负责任的翻译。
《文化广场》：国内很多高校也设立了“国学班”，而且收费不低，你对这个怎么看？
钱文忠：对这个问题，我个人持一种谨慎、正面的态度。从谨慎的角度来看，我们是不是已经拥有了那么多的“国学”讲授人？来听的人付了那么高额的学费，我们是不是能保证传达给他们准确的东西？能不能保证他们确实有所得？很多大学都在办“国学班”，那么我们是不是拥有足够的师资力量呢？我们是不是已经摸索出一套针对这些能够付得起高额学费的教学方式、教学资料和研讨方式呢？这些都应该谨慎考虑。
《丧家狗》没有故作惊人之论
《文化广场》：国内学界针对《丧家狗》一书的争论，已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对于李零先生将“丧家狗”作为其著作的书名，是否有哗众取宠的成分呢？
钱文忠：李零先生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学者，我和他已经认识二十多年了。可以说，他是“国学”这个领域里的顶尖学者。《丧家狗》我拜读了，我觉得非常好，这本书后面对于《论语》的编排，是学术功底非常深厚的人才做得出来的。
对于“丧家狗”这个书名，我想李零先生也是有依据的，因为“惶惶然如丧家之犬”嘛，他并没有故作惊人之论。“丧家狗”应该凸显了孔子在他所生活的年代不被接受、不像后来那么受尊崇的历史事实。我不认为这个书名有什么“哗众取宠”，我反而认为这个书名很新奇。
《文化广场》：北京一些“新儒家”写文章攻击李零，但是李零并没有站出来说什么，你对这个怎么看待？
钱文忠：我非常体认李零先生的态度，因为我觉得这种争论没有什么必要。关键可能在于，李零先生关心的问题，和那些人批评的问题，根本不是一回事。
我觉得批评者最忌讳的，就是虚构出一个“靶子”来批评。如果批评者能够真正结合李零先生的著作来提出商榷、讨论，乃至批评，我相信李零先生会很乐意接受的。
《文化广场》：这本书也引发了“自由主义”和“新儒家”的争论，甚至上升到一些对政治体制的争论。“自由主义者”认为“新儒家”将儒学“国教化”，是非常危险的，你怎么看？
钱文忠：我相信一点，我们的国家不会被“儒学化”。我也相信，如果儒学被“国教化”，它的生机可能会受到某种压抑，甚至受到扼杀。学问在民间，或在社会上，发展的空间才会比较大。
国学大师需要有文化“根底”
《文化广场》：你在去年写过一篇文章《国学大师是怎样炼成的？》，举了一些例子，如周一良先生就学于家塾时的“一良日课”，还有清华国学研究院等等。那么，现在对待“国学”，不管是从培养大师这个角度，还是从普通大众提升修养的角度，到底他们应该怎么去做？
钱文忠：如果对于普通大众，最好还是要接受一定的入门指导，知道要读哪些书，以哪些方式去读。“国学”跟一种特定的教育方式和教育机构是密不可分的。
现代化的大学，还能不能培养出国学大师来？现代的大学分科很明显，而且要求大学生必须具备一种普遍的知识基础。而据我所知，我的老师季羡林先生在考大学的时候，数学恐怕只考了十几分，有些学者甚至考了零分。我认为国学大师是要有根底的，但“基础”并不等于“根底”，“基础”只是一个平面的概念，而“根底”则是一个纵向的概念。
国学大师到底是怎样炼成的？这个问题恐怕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好好去反思过。现在我们有很多大学都办了文科基地班，甚至有叫“大师班”的，希望能培养“大师级”的国学研究者，这是一种迫切心情的反映，不过，我的看法是“其心可佩，其志可嘉；想法可笑，效果可疑”。
《文化广场》：你有“学术界的时尚先生”之称，很多人都说你的生活过得非常潇洒，你怎样处理“生活的时尚”和“学术的严肃”之间的关系？
钱文忠：陈寅恪先生说过一段话，大概意思是，如果要保证你所从事学问的自由和独立，切记不可以学问为生。我把这段话理解为“不能以文养文”。在我自己的观念中，有“志业”和职业，如果二者能完美统一，这当然是最理想的，但是这种概率不大。“志业”是一个人愿意毕生投入，不计利益去从事的神圣事业，而职业则要考虑回报。所以我非常愿意拿我“左手挣的钱”，去支持我“右手从事的志业”，我可以买更多的书，可以买更多国外的书，来支持我的学术研究，这没有什么不好。况且，我的“左手”是绝对不会要我的“右手”回报什么。
《文化广场》：上“百家讲坛”讲“玄奘西游”之后，对你的生活产生了哪些影响？
钱文忠：我觉得没有什么明显的影响，因为我讲的“玄奘西游”本来就属于我研究的一部分。我在“百家讲坛”讲述的内容很快会成书出版，书名就叫《玄奘西游记》，首印有二三十万册，估计读者9月就可以看到这本书。
展开全文
APP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