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门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一文的人学思想来源于孔子，但是，却是对孔子思想的本质性深化和转进。它依托于天命，生发于心志，摩荡于性情，在各个实践层面的道德践履和人生“反善复始”的追求中，调节、补充和丰富了儒家人学的思想。它不仅透露了从孔子向孟子发展的内在逻辑，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本身就系统地论述了“性”、“情”在道德践履的各个层面上存有的状态，加强、巩固和提高了人的主体性在儒家哲学理论框架中的地位。这对整个中国哲学史的发展来说，都有至深至远的影响。
一
孔子的人学思想主要是以“与命与仁”的总框架构成的。“命”，就是把人的主体性来源，神秘化为一种异己的“天命”力量，或者说是由上天下注于人的精神主体的一种天赋本原。这当然是对主体性从生发、存有到终极关照的深刻把握。它解决了人与天的关系问题，也解决了人的灵魂依处的问题，给世俗的哲学中注入了“相当深厚的宗教内涵”，[1] 是天命下注于人，人上达于天的理想境界，是天道与人道的统一。其意义是巨大的。“仁”，是一种道德规范。“克己复礼为仁。”（《颜渊》）“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学而》）而且也具有一种先验的本原性质：“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尧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宪问》）“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阳货》）另外，仁学还具有一种下学上达的功夫：“我欲仁，斯仁至也。”（《述而》）“为人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因此，“仁”就成了一种主观修养、完善、提高自我的精神，在人的主体性中，亦即从人的思想内部宏扬了“仁”的力量：“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使中国数千年来的知识分子都有了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舍我其谁哉”的担待感，以及“舍生而取义”的崇高气节，在中国文化史上产生了深远的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