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外篇　卷十二

古今正史第二《易》曰：“上古结绳以理，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儒疑当作“传”，盖指注经者。者云：伏羲氏“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主焉。”又曰：“优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吴、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春秋传》载楚左史疑当有“倚相”二字。能读三坟、五典。《礼记》曰：“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由斯而言，则坟、典文义，三、五史一作“典”。策，至于春秋之时，犹大行于世。爱及后古，一作“世”。其书不传。惟唐、虞已降，可得言者。

　　然自尧而往，圣贤犹述，求其一二，仿佛存焉。而后来诸子，广造奇说，造唐、虞已上之说。其语不经，其书非圣。故马迁有言：“神农已前，吾不知矣。”班固亦曰：“颛顼之事，未可明也。”斯则坟、典所记，无得而称者焉。

　　案一无“案”字。尧、舜相承，已见坟、典；周监二代，各有书籍。至孔子讨论其义，删为《尚书》。始自唐尧，下终秦穆，其言百篇，而各为之序。属秦为不道，坑儒禁学，孔子之未孙曰一多“孔”字。惠，壁藏其书。　　汉室龙兴，旁求儒雅，闻故奏博士伏胜能传其业，诏太常使掌故一本作“固”，据《汉书》作“故”。晁错受焉。时伏生年且百岁，言不可晓。口授其书，才二十九篇。自是传其学者，有欧阳氏、大小夏侯。宣帝时，复有河内女子，得《泰誓》一篇献之，与伏生所诵合三十篇，行之于世。其篇所载年月，不与序相符会，又与《左传》、《国语》、《孟子》所引《泰誓》不同，故汉、魏诸儒原注：谓马融、郑玄、王肃也。咸疑其缪。

　　《古文尚书》者，即孔惠之所藏，科斗之文字也。鲁恭王坏孔子旧宅，始得之于壁中。博士孔安国以校伏生所诵，增多二十五篇。更以隶古字写之，编为四十六卷。司马迁“迁”字旧讹在“故”字下。屡访一作“采”。其事，故多有古说。安国又受诏为之训传。值武帝末，巫蛊事起，经籍道息，不获奏上，藏诸私家。刘向取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脱误甚众。至于后汉，孔氏之本遂绝。其有见于经典者，诸儒皆谓之逸书。原注：谓马融、郑玄、杜预也。王肃亦注《今文尚书》，而大与《古文》孔《传》相类，或肃私见其本而独秘之平？

　　晋元帝时，豫章一多“王”字。内史梅赜始以孔《传》奏上，而缺《舜典》一篇，乃取肃之《尧典》，从“慎徽”以下，分为《舜典》以续之。自是欧阳、大小夏侯家等学，马融、郑玄、王肃诸注废，而《古文》孔《传》独行，列于学官，或作“宫”，非。永为世范。

　　齐建武中，吴兴人姚方兴孔颖达作“方兴”。《隋书》“方”字在下。采马、王之义以造孔《传。舜典》，云于大航《隋书》作“杭”。购得，诣阙以献。举朝集议，咸以为非。原注：梁武帝时，博士议曰：孔叙称伏生误合五篇，盖文句相连，所以成合。《舜典》必有“曰若稽古”，伏生虽云昏耄，何容□□。由是遂不见用也。及江陵板荡，其文入北，中原学者，得而异之。隋学当作“博”。士刘炫遂取此一篇，列诸本第。故今人所习《尚书。舜典》，元出于姚氏者焉。

　　当周室微弱，诸侯力争。孔子应聘不遇，自卫而归。乃与鲁君子左丘明观书于太史氏，因鲁史记而一误作“所”。作《春秋》。上遵周公遗制，下明将来之法，自隐及哀一有“尽”字。十二公行事。经成以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为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当世君臣，其事实皆形于传。故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矣。

　　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邹》、《夹》之传。

　　邹氏无师，夹氏有录无书，故不显于世。汉兴，董仲舒、公孙弘并治《公羊》，其传习者有严、颜二家之学。宣帝即位，闻卫太子私好《谷梁》，乃召名儒蔡千秋、萧望之等大议殿中，因置博士。

　　平帝初，立《左氏》。逮于后汉，儒者数廷毁之。会博士李封卒，遂不复补。一作“用”。逮一无“逮”字。和帝元兴十一年，郑兴父子奏请重立于学官。至魏、晋，其书渐行，而二传亦废。今所用《左氏》本，即杜预所注者。　　又当春秋之世，诸侯国自有史。故孔子求众家史记，而得百二十国书。

　　如楚之书，郑之志，鲁之春秋，魏之纪年，此其可得言者。左丘明既配经立传，又撰诸异同，号曰《外一讹“小”。传国语》，二十一篇。斯盖采书志等文，非唯鲁之史记而已。楚、汉之际，有好事者，录自古帝王、公侯、卿大夫之世，终乎秦末，号曰《世本》十五篇。春秋之后，七雄并争，秦并诸侯，则有《战国策》三十三篇。汉兴，太中大夫陆贾纪录时功，一作“政”。作《楚汉春秋》九篇。

　　孝武之世，太史公司马谈欲错综古今，勒成一史，其意未就而卒。子迁乃述父遗志，采《左传》、《国语》，删《世本》、《战国策》，据楚、汉列国旧本脱“国”字，今照班彪《略论》补。时事，上自黄帝，下讫麟止，一误作“趾”。作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都谓之《史记》。厥协一本二字例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