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家

农家(先秦百家之一)

农家,又称“农家流”,是先秦时期反映农业生产和农民思想的学术流派,奉神农为祖师,祖述神农,主张劝耕桑,以足衣食。

农家

  • 代表人物
  • 农家典籍

农家名片

  • 创始人神农(奉为祖师)
  • 代表许行
  • 时期战国
  • 思想顺民心,忠爱民,修饥谨,救灾荒
  • 典籍《神农》《野老》
  • 派系官方农学、平民农学

农家发展

农家在战国时地出现不是偶然的。春秋战国的社会大变革使阶级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动,以至于反映劳动者利益的思想学说。而以许行为代表的农家,则是下层农民的代言人。
许行及弟子几十人代表着那个时代最底层的农民,不是追求高官厚禄,而是希望得到一块土地、一间房子,以便定居下来从事耕种。许行的主张在当时社会上有一定的影响,以至使儒家的门徒陈相及其弟陈辛也抛弃儒家而拜许行为师。
由于农家和儒家所代表的阶级与阶层各不一样,因此其思想又各有差异。许行代表着当时一股相当大的社会势力,所以引起孟子的如此重视,所以孟子对许行进行大肆攻击,由于儒家轻商农汉朝中期以后农家迅速衰落。

农家思想

01.顺民心,忠爱民
农家看到,民心是不可违背的,“顺民心”是一切统治的基础,贤明的统治者能够顺应民心,以民心向背作为自己行为的指针。《管子·牧民篇》提到:“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由此可见,农家通过“民心”这个概念,初步感觉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比儒家的民本主义还要进了一步。
“忠爱民”是统治天下的基本方式,农家看到从事耕种的农民的辛苦,要求统治者要体恤百姓疾苦,不可巧取豪夺。《管子·权修篇》提出“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要求统治者要约束自己的行为,不可巧取豪夺,不能对百姓剥削太重,也就是要减轻赋税,轻徭薄役;同时要注意节约,不能穷奢极欲。这里虽然已经改变了许行的人人平等劳动的主张,但这样的改变无疑是统治者更易接受的。
02.修饥谨,救灾荒
在《管子》一书中,农家还非常关注农业灾害问题,提出“修饥谨,救灾荒”。农家将水灾、旱灾、风雾雪霜、疾病、虫灾合称为“五害”,认为“五害”是危害百姓生活和生产的重大灾害,因此,一个贤明的统治者要想巩固自己的统治,当务之急在于扫除“五害”,只有解决了这些灾害问题,解除百姓的痛苦,百姓才会服从统治。在《管子》的作者看来,水灾是最危险的自然灾害,尤应引起统治者的重视。这样,灾害意识就成为农家民本主义的重要构成部分。
03.农本商末
农本商末”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项基本国策,也是得到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先秦农家力主“农本商末”,推动统治者确立这项基本国策,并促进社会认同这一价值观念。 农家认定,农业是一切财富的基础和来源,一个国家要想安定富足,就必须大力发展农业。而商业则是破坏和损耗社会财富的根源。商人不会创造财富,只不过是拿别人的产品,买贱卖贵,从中渔利,同时,商人还要吃饭和穿衣,要大量消费农民生产的粮食和布帛。不仅如此,农民劳动多而收获少,商人却付出少而收获多,这种反差和对比会造成农业劳动力的流失。

代表人物

许行(孟子骂他是"南蛮舌之人")

农家典籍

农家著作有《神农》二十篇,《野老》十七篇,《宰氏》十七篇,《董安国》十七篇,《尹都尉》十七篇,《赵氏》十七篇等等,均已佚。农家没有一部完整的著作保存下来,他们的思想和活动散见在诸子的著述中,虽星星点点但仍然值得重视。

农家派系

先秦农家可以分为两派:一派学说的内容带有“官方农学”的色彩;另一派学说则带有“鄙者农学”或“平民农学”的色彩。无论是带有“官方农学”色彩的农家,还是带有“鄙者农学”色彩的农家,其学说均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关于社会政治的主张,另一方面是关于农业科学技术的知识。

历史评价

许行的主张,主要有以下两点:第一、主张君民并耕之说,第二、提出“市贾不二”的价格论。
许行的主张反映了战国时期贫苦农民的利益和要求。君民并耕之说,反映了当时贫苦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和共同劳动思想。它要求人人都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但是这种主张却只能是一种幻想,根本不可能实现。许行的主张与儒家孟子所主张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的思想是针锋相对的。他的价格论反映了当时贫苦农民反对商人利用市场高利盘剥,要求调整物价的原望。这种主张比杨朱的“为我”、“贵己”而又不“纵欲”、“侵物”,更激进一些。杨朱代表的是小块土地私有者的利益,他们只要求保护其小私有者的财产;而许行则代表贫苦农民的利益,他们一无所有或者虽有也不多,仅靠两手劳动维护生活。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使许行对社会分工和价值问题不可能有正确的认识。孟子的“劳心”、“劳力”的社会分工说,在一定程度上有其合理的成分。因为社会分工的不断扩大,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在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是不可避免的历史现象。它的出现是社会发展的一个进步,当然这个进步是建筑在劳动人民付出血汗代价基础上的。随着阶级的消亡,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分工也会逐步消失。孟子抓住许行关于社会分工理论的弱点,用偷换概念的手法,把脑力劳动者和剥削者等同起来,用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分工的必然性为剥削制度进行辩护,时而把它说成是“天下之通义”,提高到普遍原则的高度,从而论证了剥削制度的合理性和永恒性。这当然是十分错误的。
许行的价格论只注意到了物品的数量(长短、多寡、大小等)而忽视了物品的质量。这说明许行并不了解生产品价格构成的原理。因此他的价格论只能流于空想而根本不能实行。孟子强调了同种物品的质量相差悬殊很大,生产同种物品,所需付出的劳动的多少也很悬殊。他抓住许行价格论的这个漏洞,认为许行把不同质量的物品规定相同的价格,就会造成天下大乱。生产质量不同的产品要付出不同的劳动,如果市场规定的价格是一样,那么,质量高的产品就会没有人生产。因此,孟子认为:“从许子之道,相率而为伪者也,恶能治国家”?就是说,用许行的办法,结果会使人互相弄虚作假,这样怎么能治理好国家呢?这里,孟子夸大了许行价格论的缺陷,在某种程度上也歪曲了他的愿意。比如许行说:“屦大小同,则贾相若”,孟子就歪曲为“巨屦小屦同贾”。但是,孟子注意到了物品质量的问题,则是比许行的价格论更进一步的地方。还有在战国时期,金属货币早已出现,如齐国有刀币,楚国有“印子金”等等,而许行却主张以物易物,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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