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岂之
主办者希望我给大家讲讲历史方面的问题，但我思考再三还是决定讲讲清华大学的人文传统。也许诸位听了以后会感觉到，人文学科的创新和自然科学一样，也不是随意的，有它自己的标准。

先讲第一个问题：什么是人文传统？我认为有两种涵义，一个是广义的人文传统，一个是狭义的人文传统。从广义上讲，每一所历史悠久的著名大学都有自己的人文传统，即都培养了许多品学兼优的人才，在人品和学品的教育方面成就斐然。还有一种是狭义上的人文传统。一所学校里有人文学科而且有很著名的教授，给我们留下很多人文学科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经过几十年历史的检验，甚至上百年的检验，今天仍然有很高的学术价值，那么这所学校从狭义上讲有人文传统。

我讲讲清华的情况。朋友们都清楚，清华大学的前身是留美预备学校，创立于1911年。1911年至1924年，清华设有大学部，称为清华学堂。1925年清华成立大学部，随之改名清华大学，其中有三部：留美预备部、大学部、国学研究院（1929年停办）。

1911年，清华学堂邀请梁启超先生去做讲演。他对清华的学子们谈到《周易》这本书。《周易》有八卦，里边有个乾卦，卦辞里有这样的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思是说，自然在不停顿地运行，人应该向天道学习，君子自强不息，从各个方面来丰富自己充实自己。在八卦的坤卦里有这样的卦辞：“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意思是说所有的东西都在大地上面，房屋、建筑、树木、人和其他的动物等等，大地包容万物，叫厚德载物。梁先生建议能不能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作为清华学堂的校训。讲完之后下面是掌声雷动。

1923年，梁启超先生再次到清华学堂发表讲演，鼓励清华学生努力做到融合中外文化：不仅仅要研究国学，还要研究西学，更要把中学与西学融汇起来，有所创造。梁先生的这两次讲话对清华后来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1925年清华成立大学部，又设国学研究院，聘请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为讲师，即导师。对导师的要求很高：

第一条要求通晓中国文化之全体。指导教师到国学研究院以后不能只开一门课，要开多种课程，要指导多方面的研究生去进修。

第二条要求用科学的方法治学。要用新方法去研究，不能照抄中国古代经学的那套办法，必须要用新的观点方法去研究中国古代的学问。

第三条要求了解外国学者对中国文化之研究。中西兼通，这就更难了。

第四条要求讲师和研究生要个人接触，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导师制。一个导师带几个学生经常在一起见面和讨论问题。导师用人格魅力、人格修养、学问修养去感染学生，这样才能培养出人才。

国学研究院从1925年延续到1929年，虽然只有短短几年时间，但当时所聘请的几位导师都是20世纪站在人文学科最前沿的巨匠，因此培养了不少文史方面的大学者，给人印象也最深。

大师学贯中西

梁启超先生对传统史学很熟悉，但是不护短。他主张用新的观念去改造我们中国的传统史学，这就是创新。

清华的校歌里面有一句话：东西文化，荟萃一堂。如果讲清华的人文传统的话，我想第一就应该讲这八个字。无论是哪一位导师，还是后来清华本部的著名教授，基本上都能做到东西文化融合。这是创新性非常强的一方面。

首先跟大家谈一谈梁启超。梁先生在中国20世纪学术史上是不是一位很有创新精神的学者呢？我想历史老人会首肯的。他说他的任务就是开风气之先。

在上一个世纪刚刚拉开帷幕的1902年，梁先生发表了一篇长达4万多字的长文章。题目很简练，叫做《新史学》。《史记》、《资治通鉴》、《二十四史》里头的史学他统称为旧史学，也称之为“传统史学”。他对传统史学很熟悉，但是不护短。他用现代的眼光去看传统史学，指出有四个弊端：“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他认为，“史学应以国民为本位”；“作为国民的资治通鉴”，因此，中国历史要改写。如何改写？梁先生认为必须向西方学习。当然向西方学习不是摈弃中国传统史学的优点，而是要把两方面的优点有机结合起来。这是不是创新？用新的观念去改造我们中国的传统史学，这就是创新。

如何建立新史学呢？光有史学的知识够吗？不够。应多多了解世界。1902年以后梁先生关于世界的学术思想、全球的自然地理环境以及全球国家的分布、兴衰存亡的论述非常多。他敢于接触问题。20世纪初，国人关注的一大问题是：为什么西方从19世纪后半期一直到20世纪初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原因在哪里？如果大家翻一翻当时的杂志，答案是各种各样。几十年过去了，基本上有两种答案是比较先进的。其中之一是：中国的君主专制的封建体制阻碍了科学的发展，这个提法很深刻。也是梁先生的基本观点。大家知道，欧洲从14世纪中叶一直到17世纪初这两百多年从意大利开始的文艺复兴运动促进了科学与人文的发展。原来人是神的婢女，人不能离开神，上帝把话都说尽了，我们只能够对上帝的话解释两句。而在文艺复兴运动期间，伟大的巨人不断地出现，最后到17世纪牛顿物理学的出现，标志着近代科学的建立。到了18世纪以后，不但自然科学得到发展，而且人文社会科学诸如经济学、历史学、哲学、法学等等无一不得到发展，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法国的启蒙思潮，主张要用我们的理性去审视人类创造的一切成果。当时提倡个人理性，宣扬“我认为”、“我的看法”等等，认为不是《圣经》上写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所以西方科学的发展是要敢于让大家发表意见，要敢于让大家去思考问题。可是中国16世纪时是明朝，实行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孟子》里边反映出来的民本主义，例如“民贵君轻”，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都非常不高兴，让人把这些话删掉。当18世纪西方突飞猛进，欧洲、特别是法国启蒙思潮标志着人类在思维方面的进一步发展的时候，我们清朝的皇帝还是实行文化专制主义。中国近代缺少一个持续的思想解放运动，加上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使得我们的自然科学滞后了。关键就在这里。

为什么西方进展很快？梁先生归结为它有新的哲学观和新的方法论，为此他写了好几篇文章，其中有一篇很有名的《近代文明初祖两大家之学说》，提到“两大家之学说”。梁先生认为近代文明的初祖一个是法国的笛卡儿的演绎法；还有一个是以英国的培根为代表的归纳法。这两种方法论的交替使用就给自然科学的创新开辟了道路，同时也给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开辟了道路。所以梁先生讲欧美技术的发展如果不从哲学不从方法论的根源上去找，是永远找不出来的。“船坚炮利”等等原因都是皮毛的因素，关键是新的世界观新的方法论。梁先生认为人文社会科学对欧美自然科学发展的作用，他用了一个词“母”。没有这个“母亲”开拓道路，新生的自然科学技术成长不起来。

朋友们，一个世纪过去了，梁先生的话我们在今天来看还是非常准确的，很有深度的。光从以上两点来看，我们就能看出梁先生在学术上的创新精神。

国学研究院还有另外一位先生，他的风格与梁启超不大一样，他就是王国维。王国维对西方哲学很有研究，用西方哲学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给我们留下了几部纪念碑式的著作，代表了当时最高水平的人文学术成果。

首先要提的是王先生的《人间词话》。我们欣赏古代的诗词，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最好的评语是“情景交融”。但仅仅“情景交融”不能把我们古典诗词的精华提炼出来，王先生提出了一个新的学说———“境界”说。“境界”原来是佛经里的话，他借用来分析古典文学。凡是一首优美的古典诗词，都有一个境界。离开了这个境界就难以品味出它美在何处。这本书出版以后，我们整个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进入了新的研究领域，我们古典诗学、词学的研究进入了新的领域。几十年过去了，现在的古典文学的学者们还要研究王先生的《人间词话》这本书。境界说的提出，这就是创新。

王先生还有一本书叫做《红楼梦评论》，开了红学研究的先河。20世纪学人们对《红楼梦》研究很多，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对《红楼梦》的看法，王先生是用尼采、叔本华的观点去看的。人有不断的欲望与追求，但是各种限制使其追求很难满足。所以《红楼梦》里边就写了追求和满足之间的矛盾。他对哲学与人文关系的归纳很朴素：可爱的不见得可信，可信的不见得可爱。如果能够把学问做成既可爱又可信，把人文和科学融合得很好，那或许就是王先生的最高理想。

再说说陈寅恪先生。他晚年的时候患上眼疾，视网膜脱落，基本上失明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写出了80多万字的巨著《柳如是别传》。这本书很难读，因为大部分是考证。但是字里行间宣扬了这样的观点：首先要超越世俗。世俗就是做官、发财、长寿等等，要超越这种世俗观念，要追求一种理想。第二要轻生死。要把生死看得淡一点，有比生死更重要的东西。超世俗，轻生死，就是要歌颂一种独立的精神、自由的精神以及崇尚民族的气节。所以关于陈先生对于20世纪中国史学的贡献，这是抹杀不了的。

总结起来，清华的人文传统在于有一批很好的教授。这批教授走在人文学科的最前列，付出了毕生的精力，他们留下的作品当我们再次阅读的时候仍然惊叹他们功底之深厚。

教授追求完善

一流教授的标准是什么呢？一是要通晓中国文化，第二必须对外国文化有所了解。

清华的人文传统还表现在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自强不息，追求完善。我想举些例子来说明。朱自清先生是《荷塘月色》、《背影》、《经典常谈》的作者，大家非常熟悉。清华当时有一个规定：教授凡教书五年要到外面进修一年，清华承担所有的费用。《朱自清日记》里就写了：1931年8月，奉命到英国休假进修。从北平出发，然后坐火车到西伯利亚，到达莫斯科，从那里转巴黎，然后到伦敦。根据他的日记，在皇家学院和伦敦大学注册旁听。中国的名教授到这两个大学去旁听，旁听什么课程呢？英文的语音学、英语的文法、英语作文、绘画课。就在伦敦进修的这一年里，《朱自清日记》有这样的话：夜梦清华不给发聘书，原因是对西方文学修养不足。这就是一个著名教授对自己的严格要求，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于是赶紧利用一年的时间来补。朱先生一边听课，一边自己拿钱到皇家大剧院去听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等等，还要看几大本带有经典性的欧洲文学史和艺术史的书籍。丝毫不满足，这就叫做自强不息，追求完善的精神。

这里我想谈谈我作为一个学生的感受。我是1946年到1950年在北京大学文学院读书的，当时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有些相似的地方，所有人文课程都是公之于众的。在学生的心目中，北京大学一流教授的标准是什么呢？我们当时认为，一是要通晓中国文化，第二必须对外国文化有所了解。按照这个标准我们来看看我们的教授。文学院院长汤用彤先生如何？当之无愧是一流教授。何以见得？我们听他的课，这学期讲魏晋玄学，在这方面他是权威；再讲汉魏两晋佛教史，拿手；再过一个学期讲印度哲学史；接下来的一个学期就讲英国的经验主义，主要讲贝克莱，同时开讲大陆理性主义，讲莱布尼兹，讲斯宾诺莎，基本上用英文，讲得逻辑非常清楚，启发性大。汤先生是当之无愧的一流教授，中西贯通。外文系的朱光潜先生如何呢？他讲文艺心理学，这是他常开的课程；或者讲英国的拜伦、雪莱、济慈的诗选；或者加上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这还不够，大家都记得朱先生有部著作《给青年的12封信》，谈中国诗词欣赏。朱先生中外兼通，也是一流教授。哲学系贺麟先生讲理学，同时讲黑格尔，中西贯通。冯至先生，德文非常好，他讲《浮士德》，但同时他又用了几年的时间研究中国的诗圣杜甫，写了一本《杜甫传》，有很好的评价。我记忆最深的是当时有一位杨振声先生，早年写小说，后来搞中国古典文学。他做过青岛大学的校长，那是一段辉煌的时代，梁实秋、闻一多先生都在那里，学术风气、人文传统都很丰厚。到1946年，抗战胜利，杨先生又回到北京大学。他说他光讲中国古典文学还是不行，他又开出一门课《英文文学名著选读》，讲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等等，一句一句地翻译，然后和屈原的《楚辞》对比，对青年学生的视野开阔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就是不断地追求完善。过去我国的一流大学都有这样的特点，我们的教授都自强不息，追求完善。从来都没有以为自己已经达到顶峰了，这个精神是一条很好的人文传统。无论是什么学校，我们今天都应当去学习它。

校风和谐民主

为什么说清华校风民主呢？当时教授与学生之间有一条鸿沟不可逾越。教授的社会地位极高，往往目空一切，自视高人一等。学生接近他们比较困难，但这并不妨碍学生开教授的玩笑。

再看看清华学生的情况，我指的是人文传统。进入清华当然要有一定的分数线，但又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对待。我举两个例子。首先谈谈钱钟书。关于钱先生的传说很多，有的说钱先生考清华数学是0分，不准确，是15分。但钱先生的英文和中文都是第一，这是档案里记载的，经过清华开会破格录取为西方外国文学系的学生。钱先生是1929年考入清华的，到1932年，仅10月、11月这两个月，他在清华的刊物上就发表了《一种哲学的纲要》、《为什么人要穿衣》、《大卫·休谟》、《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英译〈千家诗〉》、《美的生理学》、《关于中国古典诗歌》、《纪德的自传》这么多文章。如果不是破格录取，人才不就被埋没了？

还有一位是现在还健在的季羡林先生。他是1931年报考清华的，外面误传说季先生的数学也考0分，这也不准确。季先生自己的文章里讲他考清华时数学分数不到10分。季先生在清华的德文专业学习了四年，毕业以后到济南教了一年中学，然后官费留洋到德国的哥廷根大学学习。在哥廷根大学，他选择学习梵文、学习吐火文、学习巴哩文。为什么呢？原来他在清华听过陈寅恪先生的讲课———佛经翻译问题，对梵文有了学术的兴趣。后来到哥廷根大学就跟随斯米特教授学习梵文和巴哩文，跟希克教授学习佛陀文和吐火文，主要研究东方文化。1946年回国，北大当时胡适是校长，就聘他为副教授，两个月以后就聘他为正教授来主持北京大学的东方语言学系。季先生的这条道路给我们年轻的朋友们一个什么启示呢？我们如何看待职业问题。我有这样的看法，每个考上重点大学的朋友，他都有很多潜在的才能，这个潜在的才能什么时候得到充分的发挥就是你职业选择以及你未来发展的一个最主要的基点，而不在于将来要赚多少钱等等。哪怕看上去是狭窄的专业，看来是没有什么前途的系科，但是文化的每一部分对人类都有作用，在这一点上我们应当学习季先生。季先生对清华的感情很深，他写过一篇散文，叫做《梦吟水木清华》，归纳清华在校风方面的人文传统为：清新、活泼、民主、向上。关于民主，他写道：“为什么说清华校风民主呢？我举一个小例子。当时教授与学生之间有一条鸿沟不可逾越。教授每个月的薪金高达三四百元大洋，他们的社会地位极高，往往目空一切，自视高人一等。学生接近他们比较困难，但这并不妨碍学生开教授的玩笑，开玩笑的话几乎都发在清华的周刊上。有一天，俞平伯先生忽然大发豪性，把脑袋剃了个精光，大摇大摆走上讲台，全场为之愕然。几天以后清华周刊上就登出了文章，讽刺俞先生要出家当和尚。俞先生不仅不恼怒，还和学生说，同学们，下学期我就不能给大家讲课了，我要到寺院里出家当和尚了。拜拜，再见！”这就是民主。所以教授和学生经常接触，培育民主的传统，很有道理。

我还想特别提一点，清华人文传统和校长的作用是分不开的。1931年10月，梅贻琦先生担任清华大学校长，一直做到1948年。之后，梅先生就到美国去了。后来大家都议论，为什么新中国成立，梅先生反倒走掉了？原因现在搞清楚了：清华还有一笔庚子赔款的余款，数量很大，存在美国银行里，只能以梅先生的名义才能取出来。他如果继续留在大陆，这笔钱就没有了。到了美国以后，梅先生生活很困难，居住的房子很简陋。很多材料显示，他的夫人在美国还打小工，在餐馆里洗盘子。但是梅先生没有动用庚子赔款里的一分钱。后来梅先生到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做校长，就拿这笔余款成立了个研究所，叫做原子能研究所。

梅先生是学物理学的，刚就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时候，还没有经验，对大学的定位不明晰。直到1941年，他写了篇文章《大学一解》，里面讲到：“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这是十分经典的定义。何为大师呢？梅先生作了解释：大师和专家不一样，专家的知识面很窄，有某一方面的技能叫专家；而大师的知识面很宽，而且能够把各种学术汇通，还有创造性，站在科学的最前沿。大学是否能站住脚，看有没有一批大师。大学的这种解释，经过几十年的考验，我认为还是非常准确的。

思想者小传

张岂之  1927 年生，江苏南通人，著名思想文化史专家、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国学大师。现为教育部高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顾问。长期从事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主编的著作有：《中国思想史》、《中国历史大辞典·思想史卷》、《中国儒学思想史》、《中国传统文化》、《中国近代伦理思想的变迁》、《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以及《陕西通史·思想史卷》、《中国历史》六卷本。自著有《顾炎武》、《儒学、理学、实学、新学》、《春鸟集》、《中华人文精神》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