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建筑:碑碣

  人们走进寺庙,往往可以看到石造的碑碣立在大殿的前面,这种碑碣简称为碑(图35),是专门记载与庙有关的事迹,如寺庙的历史,修建的经过,建庙、修庙出钱出力的人名等等。在规模较大和历史悠久的寺庙里,这种碑还不止一块,有时还把重要的石碑立在专门建造的碑亭中加以保护。

  碑既然成为记事的一种形式,它就不仅在寺庙里,而且还出现在其他需要记事的地方。清朝乾隆皇帝在巡视沈阳故宫时,加建了一座专门储放四库全书的文溯阁,并且在文溯阁的旁边特别建造了碑亭,亭中立碑刻记着建阁的经过。在河南永成县北郊的芒砀山,有一块名为“日月汉高祖斩蛇处”的石碑,据《史记》记载,一日汉高祖喝了酒率众将士夜行至此,走在前面的下臣报告说前有大蛇挡道,高祖说:“壮士行,何畏”,拔剑把路上的蛇斩杀了,蛇的鲜血流满地面,因而在这里长出一片红色草地。后来有人路过此处,见一老妇在哭诉:“我儿子是白帝之


  图35 宋《营造法式》中石碑图 (选自《营造法式注释》)

  子,变成蛇挡住了大道,被赤帝之子杀了”,说完即消隐不见。后来汉高祖当上了皇帝,就在当年斩蛇处立石碑以资纪念。原碑已毁,现在这块碑为明代所立,碑上专门刻记了这个历史故事。

  碑除了记事外,也有专门记人的。河北沙河县有一座唐代的“宋璟碑”,宋璟为唐代政治家,曾担任过尚书、右丞相等职,死后归葬家乡,此碑立于唐大历五年(公元770年),为大书法家颜真卿撰写的碑文,字体气势豪迈,所以特别有历史和艺术价值。河北唐县有一块“六郎碑”,是后人为纪念宋代将领杨延昭(六郎)镇守三关的功绩而建立的,碑立于当年六郎伏兵大败辽军之处,用石碑来颂扬某人的功德,使之流芳后世,这就是“树碑立传”。还有一类专门为某地或者某处题名的石碑。清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在北京西郊修建了清漪园(今颐和园),将原来的瓮山和西湖定名为万寿山与昆明湖,第二年特地在前山腰上立了一座巨石碑(图36),上刻题名“万寿山昆明湖”,碑后面还刻记了修清漪园的经过。石碑上除了刻文字外,还有刻像的,称为“造像碑”,主要立在寺庙里,碑上往往刻画佛、菩萨、弟子、天王等像。


  图36 北京颐和园“万寿山昆明湖”碑

  石碑具有多方面的价值,首先,它记述了历史,无论是记事或者记人,石碑都真实地记下了历史的片段,它比早期的竹简和后来的书籍都保存得更长久。其次,石碑留下了历代书法家的真迹。书法艺术是我国古代文化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历代书法家既讲究继承,又讲求创新,他们都是在观摩、临摹、研究前辈名家书法的基础上,融会贯通,发挥自己之所长,从而创造出个人的风格和流派。古代的书法都是靠竹简、纸张和石刻留传到后世,其中以石刻最为长久而不易损坏。而石碑上的碑文有许多正为名家撰文书写,所以石碑往往成了历代著名书法家真迹的汇集所在。浙江绍兴西南郊的兰亭是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与他的好友作禊〔xi戏〕饮之乐的地方,每年三月初三,春日暖暖,众友好聚会野外,围坐在自然的曲水边,把酒杯放在水上随曲水飘流,酒杯停在谁人面前,即饮此酒并罚咏诗一首,以此为乐。这种形式逐渐成了古代的一种民俗,而且后来把自然的曲水变成了人造的弯渠,形成为后世的“曲水流觞”,紫禁城宁寿宫花园内就有一处这样的曲水,名为“禊赏亭”。但兰亭之所以有名,实因王羲之在这里欢饮之后,亲笔写了一篇著名的《兰亭集序》,记述了这次修禊的盛况。王羲之被后世尊为书圣,所以唐宋以来,不少书法家都好临摹《兰亭集序》。这类临摹的书刻石碑在兰亭就集中了10余种,清代康熙、乾隆二帝又先后来这里题字树碑,还建有一座“流觞亭”,亭前有鹅池,池畔立一石碑,上刻“鹅池”二字,亦传为王羲之手笔。不大的兰亭就集中了如此多的碑碣,可见书法艺术在中国文化上的重要地位。如今在西安碑林和山东泰安岱庙都集中了为数众多的历代石碑,唐代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宋以后的米芾、蔡京、苏轼、赵孟頫等著名书法家的真迹在这里都有保存。

  石碑还具有很大的艺术价值,因为在碑头、碑身、碑座各个部分都有石雕作装饰,它为古代雕刻艺术留下了宝贵的资料。首先看碑头,在众多的石碑中,见得最多的就是刻着龙纹的碑首,这种形式在宋朝记载建筑规范和样式的专著《营造法式》中就有规定。如图35所示,由左右各三条龙相交,中央留出篆额天空,龙在碑的侧面,龙头向下,龙身拱起,相互交叉组成图案。当然在各地石碑中,这种标准形式也有所变化,例如碑身厚者,一边用四条龙,碑身薄者一边只用两条龙;龙头有的不在侧面而展现在碑的正、背两面。龙的体态,有的刚健有力,有的则软绵而缺乏力度,技法高低差别也很大。自然并非所有石碑碑首都是这种盘龙的形式,有的碑头做成房屋四面坡屋顶形式,有的呈规则的方形,只在石面上施以雕刻作装饰。碑身为石碑的主要部分,它是书刻碑文的地方,所以装饰比较少,最多只在碑身的四周有一圈雕刻花纹作为边饰。少数石碑的侧面也有满布花纹的,这类雕饰往往带有时代的印记,唐代石碑的边饰多用连绵的卷草花纹,枝叶繁茂而丰满,线条飘逸而流畅,雕法用表面平整的浅浮雕,表现了我国古代装饰艺术处于高峰时期的唐代风格(图37);清代石碑的边饰,尤其在宫殿、陵墓、皇家园林的石碑身上,多喜用龙纹,加上中浮雕的雕法,使龙身突出,反而失去了作为边框装饰应有的含蓄,无论是主题的艺术造型,还是雕刻技法都大大不如前代了。石碑的碑座最常见的是以龟为座。龟是一种水生动物,它的寿命较长,耐饥饿,所以虽常栖水中但也能呆在陆地上;龟的腹背有硬甲,在遇到外界袭击时,头尾、四肢皆能缩入甲内以作自卫;正因为龟有这些方面的特性,所以在古代被当作一种神兽,它与龙、凤、麒麟齐名,称为四灵兽,又与龙、凤、虎合称为四神兽,在风水学里代表着北方之神,因此自古以来就有不少神话般的传说附加在龟的身上。远在商代就以龟甲作为占 卜的工具,在龟背上记下占 卜的内容,即为甲骨文,成了中国古代早期的记事文字。生长在海中的大龟又称为鳌,传说共工氏怒触不周山,天柱折断,地维缺陷,女娲氏断鳌足以立地之四极,支撑住天地,可见其力量之大,所以在宋《营造法式》中将碑座称为“鳌座”,以鳌撑天之力来背负石碑之重。龟之成为碑座还有一段有趣的传说,龟力量大,善于负重,但它又好扬名,常常驮着三山五岳,在江海中兴风作浪以显示自己,大禹治水时收服了龟并用其所长,让他推山挖洞。治水成功后,大禹搬了一块大石头让龟驮在背上,在石头上刻着龟治水的功劳,如此一来,龟既无力再去兴风作浪,同时又宣扬了自己的名声,这可以说是大禹调动了龟的积极性,又抑制了它消极性的一种成功做法,从此以后,龟才成了碑的基座。这当然是民间的神话,但也反映了人们对龟的一种认识。不知道从何时开始,龟又成为龙的儿子了,并得名为“赑屃”〔bi xi必喜〕,赑屃性好负重,所以用来负托石碑。其实龟与龙并无关系,龟是海里动物,龙为炎黄子孙创造的一种图腾,龟之所以成为龙家族的一员也只是人造的神话而已。当然碑座也有不用龟的,有的碑座做成须弥座的形式,有的只是一块方石,比碑身略大,上面有些雕刻作装饰。


  图37 唐代石碑边雕刻装饰

  可以说,众多的石碑是一部石头史书,在它身上记载着历代历史、科学、艺术等多方面的丰富内容。四川成都的武侯祠是纪念蜀国丞相诸葛亮的祠堂,祠内有一座武侯祠堂碑,记述了武侯诸葛亮一生的功德,由唐代宰相裴度撰文,著名书法家柳公绰书写,著名工匠鲁建刻字,明代四川巡按华荣在碑上题跋曰:“人因文而显,文因字而显,然则武侯之功德,裴、柳之文字,其相与垂宇不朽也。”在这里,华荣同时赞美了诸葛亮的功德、裴度的文章和柳公绰的书法,所以后人称此碑为“三绝”碑,又有将鲁建刻字之美亦称一绝,合称为“四绝”之碑,因为文章、书法再好,如没有精湛的刻技,也不能留下名家墨迹。小小的一座石碑就具有如此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可见碑碣这类建筑小品也是我国古代文化中一份重要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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