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跃进

时代的学术文化氛围，对于一定时期的文学艺术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西汉前期受南方文化的影响，黄老之学、屈宋之赋促成西汉浪漫文风的形成，在文学艺术的各个领域均有不同程度的反映。东京以下，文人学士逐渐集中到京城洛阳，集中到东观。他们以按实而录的修史传统从事着文学创作，逐渐地将文学兴趣转移到以征实为主的“京殿苑猎、述行序志”的辞赋创作中，体国经野，义尚光大。而高门望族的身世背景，奉诏创作的特殊场合，又使得他们的创作表现出一种繁缛壮丽的文学风貌，博喻酿采，高论卓烁。从这个意义上说，考察东汉的学术文化背景，进而探讨东观著作的学术活动及其对东汉文学创作的深刻影响，对于我们全面认识东汉文学创作倾向的形成，确有其独特的认识价值。

一 从兰台到东观

两汉中央政府对于图书的征集和收藏，《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有简略的说明。关于西汉藏书，班固是这样记载的:
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之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悯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数术略》，有《方技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 武帝时从民间广泛征集图书，百年之间，秘府图书堆积如山 ① 。这些图书分藏于内府与外禁。《汉书·艺文志》颜注引如淳的话说:“刘歆《七略》曰: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而据杜佑《通典》，外府藏书室的名称是石渠、石室、延阁、广内;内禁藏书室叫兰台、麒麟、天禄 ② 。兰台主要是“图籍秘书”的典藏之处。如《汉书·王莽传》就记载甘忠可、夏贺良等人谶纬之书藏在兰台。其主管叫兰台令，负责公卿奏事，举劾按章。兰台令史十八人，隶属于御史中丞。《汉书·百官公卿表》称:“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银印青绶，掌副丞相。有两丞，秩千石。一曰中丞，在殿中兰台，掌图籍秘书，外督部刺史，内领侍御史员十五人，受公卿奏事，举劾按章。”《通典·职官八》:“后于兰台置令史十八人。”其秩百石，属御史中丞。到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先后加以整理编录，撰《别录》、《七略》。而班固又据以编成《汉书·艺文志》，至少反映了西汉后期到东汉前期的藏书情况。关于东汉藏书，《隋书·经籍志》记载说:

光武中兴，笃好文雅。明章继轨，尤重经术。四方鸿生巨儒，负帙自远而至者，不可胜算。石室、兰台，弥以充积。又于东观及仁寿阁集新书，校书郎班固、傅毅等典掌焉。并依《七略》而为书部，固又编之，以为《汉书·艺文志》。

说明《汉书·艺文志》主体部分以西汉收藏为主。其藏书目录主要根据刘向、刘歆父子的目录。东汉定都洛阳之后，依然建立兰台，这些图书就收藏其中。根据《后汉书·宦者传》、《后汉书·儒林传》记载，所藏图书秘籍除谶纬之外，还有大量儒家经典。本初元年，梁太后下诏要求大将军下至六百石，其子孙必须就学，其影响所及，游学激增至三万余人。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博士考试，争第高下，于是贿赂兰台私改“漆书经字”以合己意。为此，蔡邕、卢植等人奏请刊刻石经，成为定本，平息异议。东汉时期的兰台令六人（或曰十人），秩六百石 ③ 。兰台下属有兰台殿中、兰台谒者，第九品。《通典·职官四》引《汉官仪》云:“能通《苍颉》、《史籀篇》，补兰台令史，满岁，补尚书令史;满岁，为尚书郎。”联系到汉初的萧和律，通九千字者始得为吏，是文官入仕的初阶。唯其如此，兰台令史皆为高门所把持，这种风气直至晋宋依然如此。所以《通典·职官四》指出:“晋、宋兰台寺正书令史虽行文书，皆有品秩，朱衣执板，给书童。”故称“兰台令史皆三吴富人”。就东汉时代的兰台令史而言，如贾逵、班固、班超、孔僖、傅毅、李尤等，均称一时名流。傅毅曾与班固、贾逵一起“共典校书”，并作“《显宗颂》十篇奏之，由是文雅显于朝廷”④ 。班固、班超为兰台令史并见《后汉书·班彪传》。杨终十三岁即为郡小吏，太守奇其才，“遣诣京师受业，习《春秋》，显宗时，征诣兰台，拜校书郎” ⑤ 。李尤字伯仁，广汉雒人。少年即以文章著称。和帝时，侍中贾逵推荐李尤有司马相如、扬雄之风，召诣东观，受诏作赋，拜兰台令史。安帝时为谏议大夫，受诏与谒者仆射刘珍等俱撰《汉记》。著有诗、赋、铭、诔、颂、七叹、哀典，凡二十八篇。其生平事迹见载于《后汉书·文苑传》。上述作家主要活跃于东汉前期，因为国家图书大都集中在兰台。

除兰台藏书外，云台、辟雍、东观、石室、宣明、鸿都也都收藏图书。如《后汉书·五行志》记载说:“中平二年二月己酉，南宫云台灾。庚戌，乐成门灾，延及北阙，度道西烧嘉德、和欢殿。案云台之灾自上起，榱题数百，同时并然，若就县华镫，其日烧尽，延及白虎、威兴门、尚书、符节、兰台。夫云台者，乃周家之所造也，图书、术籍、珍玩、宝怪皆所藏在也。”但是，从明帝、章帝、和帝开始，国家图书中心就逐渐由兰台转移到东观，安帝时成为高峰。《史通·外篇·史官建置》曰:“自章和已后，图籍盛于东观。凡撰《汉记》，相继在乎其中，而都为著作，竟无它称。”《后汉书·安帝纪》李贤注:“《洛阳宫殿名》曰:南宫有东观。”刘熙《释名·释宫室》:“观，观也，于上观望也。”是高大建筑之意。《艺文类聚》卷六十三载李尤《东观赋》曰:“东观之艺，孽孽洋洋，上承重阁，下属周廊。步西藩以徙倚，好绿树之成行。历东崖之敝坐，庇蔽茅之甘棠。前望云台，后匝德阳。道无隐而不显，书无阙而不陈。览三代而采宜，包郁郁之周文。”同卷又载同一作者《东观铭》勾勒东观的规模是:“房闼内布，疏绮内陈，升降三除，贯启七门。”更重要的是，这里“书籍林泉”实际已经成为藏书最为集中的地方，所以，也就成了文化学术活动的主要场所。所谓“列侯弘雅，治掌艺文”，正是东观学术文化之盛的生动写照。《通典·职官八》:“后汉图书在东观，桓帝延熹二年，始置秘书监一人，掌典图书古今文字，考合同异，属太常。”班固自称“今删其要，以备篇籍”。就是说，他还将东汉新建立的“东观及仁寿阁集新书”也逐一记录下来。因此，《汉书·艺文志》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东汉前期的藏书面貌。

根据有关史料，我们可以得知东观至少有下列几个方面的功能:

最主要的功能当然是收藏图书，特别是新近问世的著作。《后汉书·张奂传》载，张奂少游三辅，师事太尉朱宠，学习《欧阳尚书》，深感四十多万字的《牟氏章句》浮辞繁多，精简为九万字，“乃上书桓帝，奏其《章句》，诏下东观”。很可惜的是，这些藏书，到东汉后期，随着内乱的加剧，与其他藏书室的珍宝一起散失殆尽。《后汉书·儒林传序》载:“初，光武迁还洛阳，其经牒秘书载之二千余两，自此以后，参倍于前。及董卓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竞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余乘，道路艰远，复弃其半矣。后长安之乱，一时焚荡，莫不泯尽焉。”

另一重要功能是负责史籍的校订。《后汉书·吴延史卢赵列传》记载卢植上疏:“臣少从通儒故南郡太守马融受古学，颇知今之《礼记》特多回冗。臣前以《周礼》诸经，发起秕谬，敢率愚浅，为之解诂，而家乏，无力供缮写上。愿得将能书生二人，共诣东观，就官财粮，专心研精，合《尚书》章句，考《礼记》失得，庶裁定圣典，刊正碑文。古文科斗，近于为实，而厌抑流俗，降在小学。中兴以来，通儒达士班固、贾逵、郑兴父子，并敦悦之。今《毛诗》、《左氏》、《周礼》各有传记，其与《春秋》共相表里，宜置博士，为立学官，以助后来，以广圣意。”可见考订典籍是东观最重要的工作。我们知道，东汉时期，大规模地整理典籍见于记载的主要有三次:第一次是在章帝建初四年（79）诸儒校订五经。杨终作《上言宜令诸儒论考五经同异》，认为“宜如石渠故事，永为后世则”。这年十一月，章帝接受其建议，“于是诏诸儒于白虎观论考同异焉” ⑥ 。当时班固任校书郎，将这次会议记录整理而成《白虎通》一书盛行于世。第二次是在章帝章和元年（87），朝廷征诏曹褒校订典籍。《后汉书·张曹郑列传》载:“章和元年正月，乃召（曹）褒诣嘉德门，令小黄门持班固所上叔孙通《汉仪》十二篇，敕褒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经，今宜依礼条正，使可施行。于南宫、东观尽心集作。’褒既受命，及次序礼事，依准旧典，杂以《五经》谶记之文，撰次天子至于庶人冠婚吉凶终始制度，以为百五十篇，写以二尺四寸简。其年十二月奏上。帝以众论难一，故但纳之，不复令有司平奏。”第三次是在桓帝熹平四年（175）由蔡邕为首校订五经，并将定本镌刻于石碑上，史称“熹平石经” ⑦ 。三次校订史籍，东观著作起到重要的作用。

修史，主要是修撰当朝史迹，也是东观著作的重要工作。前期主要以班彪、班固、班昭一家为主修撰《汉书》;后期先后由刘珍、张衡、蔡邕等主其事，修撰《东观汉记》。所以《史通》说:“中兴之史，出自东观。”这是一个专门的问题，后面还要具体论述。

需要指出的是，东观不仅是藏书之所，东观著作还要起到教书育人的作用。《后汉书·皇后纪》记载邓太后“自入宫掖，从曹大家受经书，兼天文、算数。昼省王政，夜则诵读，而患其谬误，惧乖典章，乃博选诸儒刘珍等及博士、议郎、四府掾史五十余人，诣东观雠校传记。事毕奏御，赐葛布各有差。又诏中官近臣于东观受读经传，以教授宫人，左右习诵，朝夕济济”。东观著作之优秀者，还被画像，悬在东观，以供人们景仰。如《后汉书·高彪传》就记载:“后迁外黄令，帝敕同僚临送，祖于上东门，诏东观画（高）彪像以劝学者。”这就有点像当今的研究院或高等学府悬挂学术名流画像一样，成为道德文章的典范，当然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后汉书·酷吏传》载阳球奏罢鸿都文学书曰:“臣闻图象之设，以昭劝戒，欲令人君动鉴得失。未闻竖子小人，诈作文颂，而可妄窃天官，垂象图素者也。今太学、东观足以宣明圣化。愿罢鸿都之选，以消天下之谤。”这段话可以为我们的推测提供强有力的旁证。

二 东观著作的身世特征

《通典·职官八》:“汉东京图书悉在东观，故使名儒硕学入直东观，撰述国史，谓之著作东观，皆以他官领焉，盖有著作之任，而未为官员也。”由此看来，在东汉，东观著作还不是官名，而是当时通儒硕学入直东观撰述时的通称，而以他官兼领。魏明帝时始置著作郎。东吴亦有东观，有东观令，东观也绘有图案 ⑧ 。

（一）东观建置及东汉前期的东观著作

根据现存史料，东观的建立大约始于光武帝建武（25—56）末年和明帝永平（58—75）初年。《后汉书·班彪传》载，班固“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成《世祖本纪》”。《通典·职官八》:“兰台令史班固、傅毅，洛阳令陈崇，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及杨彪等，并著作东观。”陈宗，《通典》作陈崇，洛阳令。尹敏见《后汉书·儒林传》:“尹敏字幼季，南阳堵阳人也。少为诸生。初习《欧阳尚书》，后受《古文》，兼善《毛诗》、《榖梁》、《左氏春秋》。建武二年，上疏陈《洪范》消灾之术。时世祖方草创天下，未遑其事，命敏待诏公车，拜郎中，辟大司空府。帝以敏博通经记，令校图谶，使蠲去崔发所为王莽著录次比。敏对曰:‘谶书非圣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别字，颇类世俗之辞，恐疑误后生。’帝不纳。敏因其阙文增之曰:‘君无口，为汉辅。’帝见而怪之，召敏问其故。敏对曰:‘臣见前人增损图书，敢不自量，窃幸万一。’帝深非之，虽竟不罪，而亦以此沉滞。与班彪亲善，每相遇，辄日旰忘食，夜分不寝，自以为钟期、伯牙，庄周、惠施之相得也。后三迁长陵令。永平五年，诏书捕男子周虑。虑素有名称，而善于敏，敏坐系免官。及出，叹曰:喑聋之徒，真世之有道者也。何谓察察而遇斯患乎?’十一年，除郎中，迁谏议大夫。卒于家。”由此而知，东观至少在永平前期尹敏去世之前即已建立。

东汉前期，与东观的关系最为密切的作家莫过于扶风班氏家族了。班彪（3—54）字叔皮，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东汉初年，避难至天水，投奔隗嚣门下，曾作《王命论》劝戒隗嚣，不听。后避地河西，依窦融。建武十二年（36）随窦融还京师，举茂才，拜徐令，称病而免，潜心于西汉史著的写作。史书未有班彪诏入东观之记载，然其撰写的前汉历史，为班固撰写《汉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他与东观的关系确非寻常。班固（32—92）字孟坚，班彪之子。十六岁即入洛阳太学。二十三岁时，父卒，乃归乡里。明帝永平初年，东海王刘苍为骠骑将军辅政，延纳人才，班固得以入选。以班彪续史未竟，乃潜精研思，欲成其业。其后，为校书郎，除兰台令史，著作东观，典校秘书，时在明帝永平末年。前引《后汉书·张曹郑列传》:“章和元年正月，乃召（曹）褒诣嘉德门，令小黄门持班固所上叔孙通《汉仪》十二篇，敕褒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经，今宜依礼条正，使可施行。于南宫、东观尽心集作。’褒既受命，及次序礼事，依准旧典，杂以《五经》谶记之文，撰次天子至于庶人冠婚吉凶终始制度，以为百五十篇，写以二尺四寸简。其年十二月奏上。帝以众论难一，故但纳之，不复令有司平奏。”由此看出，东观在明帝、章帝时期已经建立。班固即在明、章之间活跃于东观。《隋书·经籍志》史部后序:“先是明帝召固为兰台令史，与诸先辈陈宗、尹敏、孟冀等共成《光武本纪》。擢固为郎，典校秘书。固撰后汉事，作列传载纪二十八篇。其后刘珍、刘毅、刘陶、伏无忌等相次著述东观，谓之《汉记》。”其著作除《汉书》一百卷外，集部还著录:“后汉大将军护军司马《班固集》十七卷。《典引》一卷，蔡邕注。”班昭字惠班，一名姬，班固之妹。嫁同郡曹世叔。班固著《汉书》八表及《天文志》未竟而卒，和帝诏班昭就东观藏书阁续成之。见《后汉书·列女传》:“兄固著《汉书》，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诏昭就东观藏书阁踵而成之。帝数召入宫，令皇后诸贵人师事焉，号曰大家。每有贡献异物，辄诏大家作赋颂。及邓太后临朝，与闻政事。以出入之勤，特封子成关内侯，官至齐相。时《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马融伏于阁下，从昭受读，后又诏融兄续继昭成之。”是班昭入东观续补《汉书》在和帝时期（89—105）。《隋书·经籍志》集部著录:“后汉徐令《班彪集》二卷，梁五卷。”在汉成帝班婕妤下著录《班昭集》三卷。是扶风班氏家族多有文集行世。

（二）东汉中期的东观著作

从汉章帝（76—88）至汉顺帝（126—144）为东汉中期。东观著作中，马融（79—166）最具声望。马融字季长，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人。马援兄子马严之子。据《后汉书·马融传》记载，其一生三入东观:十三岁初入东观，时在和帝永元三年（91）。安帝永初四年（110），拜为校书郎中，诣东观典校秘书。是其二入东观。当时邓太后临朝，邓骘兄弟辅政。而俗儒世士，以为文德可兴，武功宜废，遂寝田狩之礼，息战陈之法，故猾贼纵横，乘此无备。马融以为文武之道，圣贤不坠，五才之用，无或可废。元初二年（115），上《广成颂》以为讽谏，得罪了邓氏，滞于东观，长达十年。桓帝建和元年（147），外戚大将军梁冀让马融诬奏李固，又为梁冀作《西第颂》。后出为南郡太守。以事得罪梁冀而被免官，髡徙朔方。后“得赦还，复拜议郎，重在东观著述，以病去官”。是其三在东观已在桓帝时期。《史通序》称“昔马融三入东观，汉代称荣”。其实在马融看来未必如此，是滞留东观。利用东观丰富的藏书，马融在此遍注儒家经典。这些详见《隋书·经籍志》经部著录。此外，集部还著录:“后汉南郡太守《马融集》九卷。”

与马融时代前后相接的东观著作还有窦章、刘珍、刘騊駼、刘陶、孔僖、许慎等。窦章字伯向。少好学，长于文章，与马融、崔瑗同好，更相推荐。《后汉书·窦融传》附窦章传:“永初（107—113）中，三辅遭羌寇，章避难东国，家于外黄。居贫，蓬户蔬食，躬勤孝养，然讲读不辍。太仆邓康闻其名，请欲与交，章不肯往，康以此益重焉。是时学者称东观为老氏藏室，道家蓬莱山，康遂荐章入东观为校书郎。”由此而知，窦章入东观在安帝末年。李贤注:“老子为守藏史，复为柱下史。四方所记文书皆归柱下。事见《史记》。言东观经籍多也。蓬莱，海中神山，为仙府，幽经秘录，并皆在焉。”其著作见《隋书·经籍志》著录:“大鸿胪《窦章集》二卷，亡。”刘珍（?—126）字秋孙，一名宝，南阳蔡阳人。《后汉书·孝安帝纪》永初二年二月“诏谒者刘珍及五经博士，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后汉书·文苑传》:刘珍“少好学。永初中，为谒者仆射。邓太后诏使与校书刘騊駼、马融及五经博士，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永宁元年，太后又诏珍与作建武已来名臣传，迁侍中、越骑校尉。延光四年，拜宗正。明年，转卫尉，卒官。著诔、颂、连珠凡七篇。又撰《释名》三十篇，以辩万物之称号云”。是刘珍之入东观亦在安帝永初中，与窦章不相前后。《隋书·经籍志》著录:“《东观汉记》一百四十三卷，起光武记注至灵帝，长水校尉刘珍等撰。”集部著录:“后汉《刘珍集》二卷，录一卷。”刘騊駼的生卒年不详，刘复之子，擅长于文章。据《后汉书·宗室四王三侯列传》载:“永平中，每有讲学事，辄令复典掌焉。与班固、贾逵共述汉史，傅毅等皆宗事之。复子及从兄平望侯毅，并有才学。永宁中，邓太后召毅及刘騊駼入东观，与谒者仆射刘珍著中兴以下名臣列士传。又自造赋、颂、书、论凡四篇。”亦在安帝时期入东观。《隋书·经籍志》著录:“后汉校书郎《刘駣集》十卷，梁二卷，录一卷。”《隋书·经籍志》史部后序:“先是明帝召固为兰台令史，与诸先辈陈宗、尹敏、孟冀等共成《光武本纪》。擢固为郎，典校秘书。固撰后汉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其后刘珍、刘毅、刘陶、伏无忌等相次著述东观，谓之《汉记》。”刘陶、伏无忌等人的生平传记资料比较少。灵帝时太学生刘陶数次上书言事，但与此刘陶似非一人。此处刘陶疑系刘騊駼之误。《隋书·经籍志》杂史类著录有伏无忌注释《古今注》八卷。此外，蔡伦亦曾在东观监典雠校之事。《后汉书·宦者传》:“元初元年，邓太后以伦久宿卫，封为龙亭侯，邑三百户。后为长乐太仆。四年，帝以经传之文多不正定，乃选通儒谒者刘珍及博士良史诣东观，各雠校家法，令伦监典其事。”孔僖校书东观在章帝时，见《后汉书·儒林传》 ⑨ 。许慎入直东观见许冲《上说文解字表》:“先帝诏侍中骑尉贾逵修理旧文，……以父故大尉南阁祭酒慎本从逵受古学。……博问通人，考之于逵，作《说文解字》，……凡十五卷。慎前以诏书校书东观，教小黄门孟生、李喜等，以文字未定，未奏上。”张震泽《许慎年谱》定在安帝永初四年（110） ⑩ 。

东汉中期的东观著作中，黄香是比较重要的文学家。他字文彊，江夏安陆人。博学经典，究精道术，能文章，京师号曰“天下无双江夏黄童”。初除郎中，元和元年，肃宗诏香诣东观，读所未见书。香后告休，及归京师，时千乘王冠，帝会中山邸，乃诏香殿下，顾谓诸王曰:“此天下无双江夏黄童者也。”左右莫不改观。案千乘王刘伉，建初四年（79）封。《后汉书·文苑传》载:黄香“所著赋、笺、书、令凡五篇”。《隋书·经籍志》著录:“梁有魏都太守《黄香集》二卷，亡。”而张衡更是一位重要的文学家。张衡（78—139）字平子，南阳人。少善属文，游三辅，因入洛阳。《后汉书·张衡传》:“永初中，谒者仆射刘珍、校书郎刘騊駼等著作东观，撰集《汉记》，因定汉家礼仪，上言请衡参论其事，会并卒，而衡常叹息，欲终成之。及为侍中，上疏请得专事东观，收检遗文，毕力补缀。又条上司马迁、班固所叙与典籍不合者十余事。又以为王莽本传但应载篡事而已，至于编年月，纪灾祥，宜为元后本纪。又更始居位，人无异望，光武初为其将，然后即真，宜以更始之号建于光武之初。书数上，竟不听。及后之著述，多不详典，时人追恨之。”参与天文改历工作，见《后汉书·律历志》:“安帝延光二年，中谒者   诵言当用甲寅元，河南梁丰言当复用《太初》。上书郎张衡、周兴皆能历，数难诵、丰，或不对，或言失误。衡、兴参案仪注，考往校今，以为《九道法》最密。诏书下公卿详议。”侍中施延、博士黄广、太子舍人李泓、太尉刘恺、尚书令陈忠等人均参与其议。亦在安帝时入东观。《隋书·经籍志》子部天文类著录《灵宪》一卷。五行类著录《黄帝飞鸟历》一卷。集部著录:“后汉河间《张衡集》十一卷，梁十二卷。又一本十四卷。”与张衡同时代的东观著作还有刘毅，光武帝兄刘曾孙，敬王刘睦之子。初封平望侯。和帝永元（89—104）坐事夺爵。安帝元初元年（114）上《汉德论》并《宪论》十二，为刘珍、马融称美，拜为议郎。由此有名朝廷，为邓太后诏入东观。

（三）东汉后期的东观著作

东汉后期，主要是指汉桓帝（147—167）至汉灵帝（168—189）时期。这个时期，虽然社会变乱加剧，但是，文化事业却格外兴旺，图书激增。因此，在东观之外，另建鸿都储藏图书。当然，国家藏书中心依然还是在东观，中心人物就是蔡邕。蔡邕（133—192）字伯喈，陈留圉人。《后汉书·蔡邕传》:“建宁三年，辟司徒桥玄府，玄甚敬待之。出补河平长。召拜郎中，校书东观。迁议郎。邕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熹平四年，乃与五官中郎将堂谿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飏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其入东观的时间在汉灵帝刘宏建宁五年（172），同年改元熹平元年，当时蔡邕四十岁。蔡邕在东观校订史籍，前后六年，基本完成了其重要著作《汉记·十意》。此外，与蔡邕同时的卢植在东汉后期的东观著作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卢植（?—190）字子干，涿郡人。少从通儒南郡太守马融受古学，博通古今之学，不守章句。建宁（168—171）中征为博士。熹平四年（175）拜九江太守。又曾为庐江太守。《后汉书·吴延史卢赵列传》载:“岁余，复征拜议郎，与谏议大夫马日，议郎蔡邕、杨彪、韩说等并在东观，校中书五经记传，补续《汉记》。帝以非急务，转为侍中，迁尚书。”据此而知，卢植入东观时在灵帝末年。

与蔡邕同时代的还有杨彪、韩说、李尤、李胜、高彪等。杨彪字文先，少传家学。初举孝廉，州举茂才，辟公府，皆不应。熹平中，以博习旧闻，公车征拜议郎，迁侍中、京兆尹。其为东观著作当在灵帝年间。韩说字叔儒，会稽山阴人也。博通五经，尤善图纬之学。举孝廉。与议郎蔡邕友善。数陈灾眚，及奏赋、颂、连珠。其生平事迹见《后汉书·方术传》。李尤字伯仁，广汉雒人。少以文章显著。和帝时，侍中贾逵荐尤有相如、扬雄之风，召诣东观，受诏作赋，拜兰台令史。稍迁，安帝时为谏议大夫，受诏与谒者仆射刘珍等俱撰《汉记》。后帝废太子为济阴王，尤上书谏争。顺帝立，迁乐安相。年八十三卒。所著诗、赋、铭、诔、颂、七叹、哀典，凡二十八篇。《隋书·经籍志》著录:“又有乐安相《李尤集》五卷。”李胜与李尤同郡，亦有文才，为东观郎，著赋、诔、颂、论数十篇。高彪校书东观，数奏赋、颂、奇文，因事讽谏，灵帝颇器重他。《隋书·经籍志》著录:“梁有外黄令《高彪集》二卷，录一卷。”上述作者的生平事迹并见《后汉书·文苑传》。

东汉后期的东观著作中，崔寔也是重要的文学家。他字子真，一名台，字元始。涿郡安平（今河北涿州）人。生卒年不详。著名学者崔瑗之子。《后汉书·崔寔传》附传:“桓帝初，诏公卿郡国举至孝独行之士。   以郡举，征诣公车，病不对策，除为郎。明于政体，吏才有余，论当世便事数十条，名曰《政论》。”“其后辟太尉袁汤、大将军梁冀府，并不应。大司农羊傅、少府何豹上书荐才美能高，宜在朝廷。召拜议郎，迁大将军冀司马，与边韶、延笃等著作东观。”知其著作东观在桓帝时。《隋书·经籍志》子部农家类著录《四民月令》，法家类著录《正论》，集部著录:“五原太守《崔寔集》二卷，录一卷。”此外，还有邓甫德、延笃、朱穆、边韶等人也曾入直东观。邓甫德“永寿（155—158）中，与伏无忌、延笃著书东观，官至屯骑校尉”。是其著作东观在桓帝时期 11 。延笃字叔坚，南阳□人。少从颍川堂谿典研习《左氏传》，旬日能讽诵，堂谿典深相敬重。又从马融受业，博通经传及百家之言，能著文章，有名京师。举孝廉，为平阳侯相。到官，表龚遂之墓，立铭祭祠，擢用其后于畎亩之间。以师丧弃官奔赴，五府并辟不就。据《后汉书·吴延史卢赵列传》记载:“桓帝以博士征，拜议郎，与朱穆、边韶共著作东观。稍迁侍中。帝数问政事，笃诡辞密对，动依典义。”是其入东观在桓帝时期。《隋书·经籍志》杂史类著录《战国策论》一卷。集部:“后汉京兆尹《延笃集》一卷，梁二卷，录一卷。”朱穆（100—163）字公叔，南阳人。初举孝廉。桓帝初年作《崇厚论》以讽时俗。又作《绝交论》名重一时。《后汉书》本传未载其著作东观的时间，但是根据延笃传记可以确定其入东观亦在桓帝时期。《隋书·经籍志》著录:“益州刺史《朱穆集》二卷，录一卷，亡。”边韶字孝先，陈留浚仪人。以文章知名，教授数百人。《后汉书·文苑传》:“桓帝时，为临颍侯相，征拜太中大夫，著作东观。再迁北地太守，入拜尚书令。后为陈相，卒官。著诗、颂、碑、铭、书、策，凡十五篇。”是其著作东观在桓帝初年。《隋书·经籍志》著录:“陈相《边韶集》一卷，录一卷，亡。”综上所述，可以注意到东观著作有这样几个特征:

第一，从时间跨度来说，东观著作始于明帝，终于灵帝。明帝永平时期的东观著作代表是刘騊駼，章帝时期的东观著作代表是黄香和班固，安帝时期的东观著作代表是马融、刘珍、张衡等，桓帝时期的东观著作代表是边韶、崔寔、朱穆等，灵帝时期的东观著作代表是蔡邕等。由此可见，东观著作几乎贯穿于东汉始终，其中的代表人物大多执掌东汉文坛牛耳。其重要性于此可见一斑。

第二，东观著作的身世多属高门，入直东观是其晋身之初阶。《后汉书·杜栾刘李刘谢列传》载刘陶上疏陈事曰:“又今牧守长吏，上下交竞;封豕长蛇，蚕食天下;货殖者为穷冤之魂，贫馁者作饥寒之鬼;高门获东观之辜，丰室罗妖叛之罪;死者悲于窀穸，生者戚于朝野:是愚臣所为咨嗟长怀叹息者也。且秦之将亡，正谏者诛，谀进者赏，嘉言结于忠舌，国命出于谗口，擅阎乐于咸阳，授赵高以车府。权去己而不知，威离身而不顾。古今一揆，成败同势。”从这段话来看，东观与高门可以划一等号。

第三，东观著作多博通经史。《论衡·别通篇》:“或曰:通人之官，兰台令史，职校书定字，比夫太史、太祝，职在文书，无典民之用，不可施设。是以兰台之史，班固、贾逵、杨终、傅毅之徒，名香文美，委积不绁，大用于世。”何谓通人?《超奇篇》曰:“通书千篇以上，万卷以下，弘畅雅闲，审定文读，而以教授为人师者，通人也。”但是，经学与史学之间相比，东观著作显然又多偏重于后者。因此，他们不能称为纯儒，多是史学家和文学家。《后汉书·孝和孝殇帝纪》:“十三年春正月丁丑，帝幸东观，览书林，阅篇籍，博选术艺之士以充其官。”《通典·职官八》也记载:“汉之兰台及后汉东观，皆藏书之室，亦著述之所。多当时文学之士，使雠校于其中，故有校书之职。”所以《史通·核才》说:“但自世重文藻，词宗丽淫，于是沮诵失路，灵均当轴。每西省虚职，东观 伫 才，凡所拜授，必推文士。遂使握管怀铅，多无铨综之识;连章累牍，罕逢微婉之言。而举俗共以为能，当时莫之敢侮。”即便是郑玄的老师马融又何尝不是如此。可以说，与其说是经学家，毋宁说是重要的文学家 12 。而在当时，文史是不分的。许多文学家就是史学家，反之亦然。据《隋书·经籍志》集部著录，东观著作多有著作流传，已见前征引，此不赘述。

三 东观著作的修史传统及其“实录无隐”的创作倾向

如前所述，东观著作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修史，特别是本朝的历史。可以说，修史是东观一脉相承的悠久传统。大致看来，东观著作的修史主要经历了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以班彪、班固父子为中心，马融为其追随者。他们的任务诚如《通典·职官八》所说:“典校秘书，或撰述传记。后汉明帝以班固为兰台令史，撰《光武本纪》及诸传记。又以傅毅为兰台令史，与班固、贾逵共典校书。”

班彪之撰著《汉书》始于光武帝建武十二年（36）。当时，班彪三十四岁，东归洛阳，为司隶茂才，拜徐令。称病免归，开始了《汉书》的撰著工作。《后汉书》本传记载说:“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专心史籍之间。武帝时，司马迁著《史记》，自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后好事者颇或缀集时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彪乃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讥正得失。其略论曰”云云。案袁宏《后汉纪》:“建武十二年九月，窦融与五郡太守诣京师。”陈汉章《马班作史年岁考》:“班彪以建武十二年丙申三十四岁，自河西入朝。以三十年甲寅五十二岁卒官，成史记后传数十篇。”（ 《缀学堂初稿》卷二 ）所谓“好事者”，李贤注:“好事者，谓扬雄、刘歆、阳城卫、褚少孙、史孝山之徒也。” 13 

建武三十年，班彪死。这一年，班固二十三岁，归乡里继续父亲未竟之事业，努力完成《汉书》的编撰工作。《后汉书·班彪传》:“父彪卒，归乡里，固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既而有人上书显宗，告固私改作国史者，有诏下郡，收固系京兆狱，尽取其家书。先是扶风人苏朗伪言图谶事，下狱死。固弟超恐固为郡所核考，不能自明，乃驰诣阙上书，得召见，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书。显宗甚奇之，召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成《世祖本纪》。迁为郎，典校秘书。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复使终成前所著书。”本传载:“固自永平中始受诏，潜精积思二十余年，至建初中乃成。”若依建初最后一年的建初九年（84）逆推二十年，则班固受诏作书当在永平五年（62）前后。《后汉书》本传称其“永平中为郎，典校秘书”大约就在这个时期。前后二十多年，至汉章帝刘騊 建初七年（82），班固五十一岁时，《汉书》才大体完成。汉和帝刘肇永元四年（92），班固被杀，时年六十一岁。这年六月，班昭受诏续作《汉书》八表。《后汉书·班昭传》:“扶风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博学高才。世叔早卒，有节行法度。兄固著《汉书》，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诏昭就东观藏书阁踵而成之。帝数召入宫，令皇后诸贵人师事焉，号曰大家。每有贡献异物，辄诏大家作赋颂。”

第二时期以马融为中心，张衡、蔡邕为其追随者。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校书。《通典·职官八》“秘书校书郎”条:“盖有校书之任，而未为官也，故以郎居其任，则谓之校书郎。明帝召班固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后迁为郎，典校秘书。又刘珍与校书郎刘騊駼、马融校定东观五经、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定正文字。”

汉和帝刘肇永元三年（91），马融十三岁即校书东观。《北堂书钞》引谢承书云:“融年十三，明经，召为太子舍人。”汉和帝刘肇永元十七年（105），班昭续成《汉书》初成，马融伏于阁下，从而受读。这一年，马融二十七岁。汉安帝刘祜永初四年（110），马融三十二岁，拜为校书郎中，诣东观典校秘书。见《后汉书》本传。李贤注:“谢承及续汉书并云为校书郎，又拜郎中也。”所谓郎中，即校书郎中，以郎中居校书之任。

《东观汉记》的撰著开始于此。汉安帝刘祜永初四年（110）二月，刘珍等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后汉书·孝安帝纪》永初四年二月乙亥“诏谒者刘珍及五经博士，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李贤注:“凡诸子百八十九家。言百家，举全数也。”案《史通·古今正史篇》:“在汉中兴，明帝始诏班固与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作《世祖本纪》，并撰功臣及新市、平林、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自是以来，春秋考纪亦以焕炳，而忠臣义士莫之撰勒。于是又诏史官谒者仆射刘珍及谏议大夫李尤杂作记、表、名臣、节士、儒林、外戚诸传，起自光武，讫乎永初。事业垂成而珍、尤继卒。复命侍中伏无忌与谏议大夫黄景作诸王、王子、功臣、恩泽侯表，南单于、西羌传，地理志。至元嘉元年，复令太中大夫边韶，大军营司马崔寔，议郎朱穆、曹寿杂作孝穆、崇二皇及顺烈皇后传，又增外戚传入安思等后，儒林传入崔篆诸人。   、寿又与议郎延笃杂作百官表，顺烈功臣孙程、郭愿 14 及郑众、蔡伦等传。凡百十有四篇，号曰《汉记》。”由是而知，李尤、边韶、崔寔、朱穆、曹寿等本年均在东观撰史。此外，李尤亦参与《东观汉记》的写作。第三时期以蔡邕为中心，建安七子为其追随者。他们的任务集中在校订五经。蔡邕还与诸人修订《东观汉记》。见《史通·古今正史篇》:“熹平中，光禄大夫马日、议郎蔡邕、杨彪、卢植著作东观，接续纪传之可成者，而邕别作朝会、车服二志。后坐事徙朔方，上书求还，续成十志。会董卓作乱，大驾西迁，史臣废弃，旧文散佚。及在许都，杨彪颇存注记。至于名贤君子，自永初以下阙续。”

蔡邕校书东观始于汉灵帝刘宏熹平元年（172），终于熹平七年（178），前后整整六年。熹平元年，蔡邕四十岁。这年前后，由河平长召拜郎中，出任东观著作。作《召拜郎中校书东观迁议郎》。《后汉书·十志》的撰写约始于此时。《后汉书·律历志》李贤注引《上汉书十志疏》云:“臣邕被受陛下尤异大恩。初由宰府备数典城，以叔父故卫尉质时为尚书，召拜郎中，受诏诣东观著作，遂与群儒并拜议郎。沐浴恩泽，承答圣问，前后六年。”案蔡邕之被流放朔方，事在光和元年七月至十一月间，此后流亡在外，离开了东观。若以“前后六年”上推，其入东观事当在本年。文中又称:“臣自在布衣，常以为《汉书·十志》，下尽王莽而止，世祖以来，唯有纪传，无续志者。臣所师事故太尉胡广，知臣颇识其门户，略以所有旧事与臣。虽未备悉，粗见首尾，积累思惟，二十余年。不在其位，非外吏庶人所得擅述。天诱其衷，得备著作郎，建言《十志》皆当撰录，遂与议郎张华等分受之。所使元顺难者皆以付臣。臣先治律历，以筹算为本，天文为验。请太史旧注，考校连年，往往颇有差舛，当有增损，乃可施行，为无穷法。道至深微，不敢独议。郎中刘洪，密于用算，故臣表上洪，与共参思图牒，寻绎适有头角。会臣被罪，逐于边野。”其“被罪”时年方四十六岁，作《上汉书十志疏》，回顾自己进入东观之后立志续补《汉书·十志》的经过。深感“既到徙所，乘塞守烽，职在候望，忧怖焦灼，无心复能操笔成草”，“臣窃自痛，一为不善，使史籍所阙，胡广所校，二十年之思，中道废绝，不得究竟。……臣谨因临戎长霍圉封上”。《后汉书》本传:“邕前在东观，与卢植、韩说等撰补《后汉记》，会遭事流离，不及得成，因上书自陈，奏其所著《十意》，分别首目，连置章左。”《十意》，李贤注:“《邕别传》曰:邕昔作《汉记十意》，未及奏上，遭事流离，因上书自陈曰:……臣谨因临戎长霍圉封上，有《律历意》第一，《礼意》第二，《乐意》第三，《郊祀意》第四，《天文意》第五，《车服意》第六”云云。以意逆之，《十意》中或许还有《地理意》和《天文意》等。案《后汉书·律历志》载灵帝光和二年曾敕曰“故议郎蔡邕共补续其志”，是其《十志》已为朝廷上下所习知。这篇文章近似于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披肝沥胆，感人至深。

一个学派的形成必须有几个基本条件，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有共同追求的学术目标。东观著作所追求的就是史家的风范。其影响所及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最直接的影响是在这种风气的带动下，各种杂史、笔记相继而出，中国古典小说由此而兴。《论语·雍也》:“文胜质则史。”集解引包咸曰:“史者，文多而质少。”《礼记·聘记》:“辞多则史。”郑注:“史，谓策祝，亦言史官辞多文也。”可见，在中国历史著述的传统中，“文多”乃是基本特征之一。所以历来文史不分，大约始于此。故《韩非子·难言》:“捷敏辩给，繁于文采，则见以为史。”贾谊《新书·胎教》就征引了《汉书·艺文志》小说家类著录的《青史子》以为论题的佐证。章太炎说:“疑《青史子》即左氏所著书，《左氏》故称《青史》也。史之所记，大者谓《春秋》，细者谓小说，故《青史子》本古史官记事也。贾生所引胎教之道云云，是礼之别记也，而录在小说家。”可见，史与小说家自古就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东汉以后，这种关系似乎更加密切。我们注意到《隋书·经籍志》的著录，《汉书》和《东观汉记》之后，出现了所谓古史三十四部、六百六十六卷，杂史七十二部、九百一十七卷，霸史二十七部、三百三十五卷，旧事篇二十五部、四百四卷，杂传二百一十七部、一千二百八十六卷。这种分类其实非常混乱，但是，无论怎样分类，其中有许多后来称之为小说的著作，如赵晔《吴越春秋》归入杂史类，《汉武故事》、《西京杂记》等归入旧事类，《宣验记》、《应验记》、《列异记》、《述异记》、《异苑》、《搜神记》、《志怪》、《齐谐记》、《幽冥录》、《洞冥记》、《冤魂记》等等小说归入杂传类。至少在隋唐士人心目中，这些均可归入史类的著作。刘知几《史通》具体将其归入史学著作的“补注”一类，以为“好事之子，思广异闻，而才短力微，不能自达，庶凭骥尾，千里绝群，遂乃掇众史之异辞，补前书之所阙”。所以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一篇就说:《汉书·艺文志》小说家类所录十五家，“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缪者也”。

另外一个影响就是辞赋创作所追求的实录风格。我们知道东观的建立首先是修国史。故前期的创作以史传为主。譬如班彪、班固父子修撰《汉书》;后期以刘珍、张衡、蔡邕等人为主修撰《东观汉记》，形成了一个严谨征实的创作倾向。故《史通·内篇·载文》称:“汉代辞赋，虽云虚矫，自余它文，大抵犹实。”就是所谓“虚矫”的辞赋，东汉以后也发生由虚矫而质实的变化。《后汉书·班固传》:“自为郎后，遂见亲近。时京师修起宫室，浚缮城隍，而关中耆老犹望朝廷西顾。固感前世相如、寿王、东方之徒，造构文辞，终以讽劝，乃上《两都赋》，盛称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宾淫侈之论。”李贤注:“相如作《上林》《子虚》赋，吾丘寿王作《士大夫论》及《骠骑将军颂》，东方朔作《客难》及《非有先生论》。其辞并以讽谕为主也。”钟肇鹏《王充年谱》据其赋中“宝鼎见兮色纷纭”、“获白雉兮效素鸟”二句，考订宝鼎见在永平六年，获白雉在永平十一年，故确定“赋必作于此时（永平十一年）”。但是，此说未必准确，因为赋有“遂绥哀牢开永昌”句。据李贤注:“绥，安也。哀牢，西南夷号。永平十二年，其国王柳貌相率内属，以其地置永昌郡也。”则事在十二年。王观国《学林》卷七“古赋题”以为“两都赋”实为一篇，“昭明太子乃析而为《西都赋》、《东都赋》，误矣”。《两都赋》约作于明帝永平十二年（69）前后，其时班固正在著作郎任上，故创作上表现为按实而录的色彩。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张衡的《二京赋》、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等踵事增华，变本加厉，使得东汉辞赋创作表现出一种与西汉迥然有别的时代色彩。对此，以往的论著似乎还未给予充分的关注。

四 东观著作的奉诏创作及其繁缛壮丽的文学风貌

奉诏创作，无外乎歌功颂德，刻意追求繁缛华丽的风格。就其体裁而言，“颂”无疑是最佳的选择。根据史料的排比，东观著作的奉诏创作，影响比较大的有如下几次:

第一次奉诏而作是在明帝末年、章帝初年。《后汉书·班彪传》附班固传载:“固又作《典引篇》，述叙汉德。以为相如《封禅》，靡而不典，杨雄《美新》，典而不实，盖自谓得其致焉。”《文选·典引序》:“臣固言:水平十七年，臣与贾逵、傅毅、杜矩、展隆、郗萌等召诣云龙门，小黄门赵宣持《秦始皇帝本纪》问臣等曰:‘太史迁下赞语中，宁有非邪?’臣对曰:‘此赞贾谊《过秦篇》云。向使子婴有庸主之才，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宜绝也。此言非是。’即召臣入问:‘本闻此论非邪?将见问意开寤邪?’臣具对素闻知状。诏曰:‘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司马相如污行无节，但有浮华之词，不周于用。至于疾病而遗忠，主上求取其书，竟得颂述功德，言封禅事，忠臣效也。至是贤迁远矣。’臣固常伏刻诵圣论，昭明好恶，不遗微细，缘事断谊，动有规矩，虽仲尼之因史见意，亦无以加。……窃作《典引》一篇，虽不足雍容明盛万分之一，犹启发愤满，觉悟童蒙，光扬大汉，轶声前代，然后退入沟壑，死而不朽。臣固愚戆，顿首顿首曰”云云。按照刘勰《文心雕龙·颂赞篇》的说法，引也就是颂。此文的写作年代，乍看始于明帝刘庄永平十七年（74），但是正文有“然后宣二祖之重光，袭四宗之缉熙”，根据蔡邕注:“高祖、光武为二祖，孝文曰太宗，孝武曰世宗，孝宣曰中宗，孝明曰显宗。”既然已经称汉明帝庙号，则本文必作于明帝之后。汉明帝卒于永平十八年。同年八月，章帝即位。十二月，作登歌正予乐。翌年改元建初元年。三月，诏举贤良方正，对者百余人。同时倡导儒术，贾逵作《条奏左氏长义》为《左传》张目。同时，班固与傅毅、贾逵共典校书。傅毅作《显宗颂》等。见《后汉书·傅毅传》:“建初中，肃宗博召文学之士，以毅为兰台令史，拜郎中，与班固、贾逵共典校书。毅追美孝明皇帝功德最盛，而庙颂未立，乃依《清庙》作《显宗颂》十篇奏之，由是文雅显于朝廷。”《典论·论文》:“班固与弟书曰:武仲以能文迁兰台令史。”由这些材料推断，《典引》当作于汉章帝初年 15 。与此同时，班固又与贾逵、杨终、傅毅、侯讽、傅毅等并作《神雀颂》。《东观汉记》卷十五载:“明帝永平十七年，神雀五色翔集京师，帝以问临邑侯刘复，不能对，荐贾逵博物。对曰:‘昔武王修父之业，鸾鹜鸣于岐山，宣帝威怀戎狄，神雀仍集，此降胡之征也。’帝召贾逵，敕兰台给笔札，使作《神雀颂》。”华峤《后汉书》:“贾逵字景伯，有赡才，能通古今学。神爵集宫殿上，召见，敕兰台给笔札，作《神雀颂》，除兰台令史。”《论衡·佚文篇》:“永平中，神雀群集，孝明诏上神雀颂，百官颂上，文皆瓦石，惟班固、贾逵、傅毅、杨终、侯讽五颂金玉，孝明览焉。”《后汉书·郑范陈贾张列传》亦有类似记载。《隋书·经籍志》有傅毅《神雀颂》一卷，当是汇编诸家之作而成。

第二次是在汉和帝刘肇永元十三年（101）。根据《后汉书·和帝纪》记载，这年正月，和帝幸东观，览书林，阅篇籍，博选术艺之士，以充其官。《后汉书·李尤传》载:“和帝时，侍中贾逵荐尤有相如、杨雄之风，嘲诣东观，受诏作赋，拜兰台令史。”李尤《东观赋》、《东观铭》大约就作于是时。

第三次大规模奉诏创作的题目是《四巡颂》。但是，四巡颂的创作前后绵延数年，非一时之作。崔寔元和三年奏上，为此还有《上四巡颂表》，颂称汉德，为章帝赏识。《后汉书·崔寔传》:“元和中，肃宗始修古礼，巡狩方岳。上《四巡颂》以称汉德，辞甚典美，文多故不载。帝雅好文章，自见颂后，常嗟叹之，谓侍中窦宪曰:‘卿宁知崔寔乎?’对曰:‘班固数为臣说之，然未见也。’帝曰:‘公爱班固而忽崔寔，此叶公之好龙也。试请见之。’”崔寔字亭伯，涿郡安平人。乃崔篆之孙、崔毅之子。史传又载:“年十三能通《诗》、《易》、《春秋》，博学有伟才，尽通古今训诂百家之言，善属文。少游太学，与班固、傅毅同时齐名。常以典籍为业，未遑仕进之事。时人或讥其太玄静，将以后名失实。拟杨雄《解嘲》，作《达旨》以答焉。”是东汉前期著名文学家。同时，丁鸿亦作《奏东巡瑞应》。《后汉书·桓荣丁鸿传》李贤注引《东观记》:“元和二年，车驾东巡狩。鸿以少府从上奏曰:臣闻古之帝王统治天下五载巡狩至于岱岳……”案《后汉书·孔僖传》:“元和二年，帝东巡狩，还过鲁，幸阙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乐，大会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讲《论语》。”《孔丛子·连丛子下》亦有类似的记载:“子和从还京师，遂校书东观。其年十二月为临晋令。”

傅毅、班固并有《东巡颂》，见《古文苑》卷二十一。唯班固之作，《古文苑》作者题作蔡邕。而《艺文类聚》卷三十九、《初学记》卷十三、《太平御览》卷三百五十八，并题班固撰。根据崔寔的生平传记材料，傅毅、班固的作品当亦成于这几年间。汉章帝刘騊 元和二年（85），杨忠又有《嘉瑞颂》十五章，见《后汉书·杨忠传》:“帝东巡狩，凤凰黄龙并集，终赞颂嘉瑞，上述祖宗鸿业，凡十五章奏上。”两年之后，即汉章帝刘騊 元和四年（同年改元章和元年），班固又作《南巡颂》。见《古文苑》卷二十一，作者题作蔡邕。而《太平御览》卷五百八十八作班固撰。根据《后汉书·孝章帝纪》，这年“八月癸酉南巡狩”，“冬十月丙子车驾还宫”。

章帝之后，马融于汉安帝刘祜延光三年（124）上《东巡颂》 16 。帝奇其文，召拜郎中。《后汉书》本传:“太后崩，安帝亲政，召还郎署，复在讲部。出为河间王厩长史。时车驾东巡岱宗，融上《东巡颂》，帝奇其文，召拜郎中。”张衡《东巡诰》当亦作于此时，称“惟二月初吉，帝将狩于岱” 17 。

从上述奉诏创作看，颂体为其核心。而颂的本意就是歌功颂德，甚至“虚而为盈，亡而为有” 18 。为了弥补内容上的不足，就在文辞上翻新花样，繁缛壮丽自然是他们共同的追求。《典引》就是典型的一例。蔡邕注释其篇名曰:“《典引》者，篇名也。典者，常也，法也。引者，伸也，长也。《尚书》疏尧之常法，谓之《尧典》。汉绍其绪，伸而长之也。”李贤注:“典谓《尧典》，引犹续也。汉承尧后，故述汉德以续《尧典》。”五臣注:“典者，《尧典》也，汉为尧后，故班生将引尧事以述汉德。”三者比较，其意思非常明白，是将汉德与唐尧的盛德相媲美。同样是歌颂汉德，司马相如有《封禅文》，扬雄有《剧秦美新》。班固再写，又有什么新意呢?他在序中这样写道:“伏惟相如《封禅》，靡而不典，杨雄《美新》，典而亡实。然皆游扬后世，垂为旧式。”这里谈到三个问题:第一，司马相如和扬雄的创作已经“垂为旧式”，即引古喻今，盛赞美德。第二，司马相如的作品“靡而不典”。李贤注:“文虽靡丽，而体无古典。”所谓古典，即缺乏经典色彩，虽丽而不壮。第三，扬雄的作品是“典而亡实”。李贤注:“体虽典则，而其事虚伪，谓王莽事不实。”即要求赞美一定要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不能虚设无谓之辞。这是《典引》创作的三个基本原则。文章从太极叙起，用以说明“汉刘”渊源天意，体现盛德。最后归结到:“汪汪乎丕天之大律，其畴能亘之哉?唐哉皇哉!皇哉唐哉!”将唐尧与汉德紧密联系起来。蔡邕注:“言谁能竟此道，惟唐尧与汉，汉与唐尧而已。”而在典则方面，就是极力用典。根据旧注，本文多次用到《周易》、《尚书》、《毛诗》、《左传》、《孝经》等经典，甚至还运用了《老子》、《庄子》及纬书的典故，表现为繁缛的特点。骆鸿凯《文选学·读选导言》引证《文心雕龙·体性篇》论八体，其中“壮丽”一体，即以班固《典引》为例，说:“凡陈义俊伟，措词雄瑰者，皆入此类。”我们注意到该文主要以四句为主，如:“神灵日烛，光被六幽，仁风翔乎海表，威灵行于鬼区。”形成后来四六句的雏形。此外，有些文字注重气势，如:“是以来仪集羽族于观魏，肉角驯毛宗于外囿，扰缁文皓质于郊，升黄晖采鳞于沼，甘露宵零于丰草，三足轩翥于茂树。”“夫图书亮章，天哲也;孔猷先命，圣孚也;体行德本，正性也;逢吉丁辰，寤寐也。顺命以创制，定性以和神，答三灵之繁祉，展放唐之明文，兹事体大而允，寤寐次于圣心。”如此等等，通过排比的句式，增强了语言的气势。这种文学特质，展现了东汉一朝的整体文学风貌。

注释

①《文选·为范始兴作求立太宰碑表》李善注引刘歆《七略》:“孝武皇帝敕丞相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百年之间，书积如山，故内则延阁广内秘书之府。”

②《通典·职官八》:“汉氏图籍所在，有石渠、石室、延阁、广内，贮之于外府。又有御史中丞居殿中，掌兰台秘书及麒麟、天禄二阁，藏之于内禁。”

③《通典·职官十八》又记载少府兰台令史百石。西汉御史中丞为御史大夫的属官，居殿中兰台，故又是御史台的别称。他们除主管藏书外，还兼有下列职能:第一，“掌奏及印工文书”。《后汉书·百官志》:“兰台令史，本注曰:掌奏及印工文书。”《后汉书·祭祀志》记载，东汉初年的兰台主管刻石。如建武三十二年封禅泰山，就由“兰台令史，将工先上山刻石”。第二，“理察囚徒冤枉”。《通典·刑法二》:“御史中丞、侍御史、兰台令史亲行京师诸狱及治署，理察囚徒冤枉。”第三，负责典礼仪式。《后汉书·杨震传》:“及葬，又使侍御史持节送丧，兰台令史十人发羽林骑轻车介士，前后部鼓吹，又敕骠骑将军官属司空法驾，送至旧茔。公卿已下会葬。”《后汉书·礼仪志》、《后汉书·舆服志》等都曾记载兰台令史在祭祀出行时的规格和作用。
④见《后汉书·傅毅传》。

⑤见《后汉书·杨李翟应霍爰徐列传》。

⑥见《后汉书·杨李翟应霍爰徐列传》。

⑦详见拙文《蔡邕行年考略》，《文史》第62辑（2003年第1辑）。

⑧《三国志·吴书》记载华覈、朱育为东观令。《三国志·吴书·王楼贺韦华传》记载华 上疏，孙皓答曰:“得表，以东观儒林之府，当讲校文艺，处定疑难，汉时皆名学硕儒乃任其职，乞更选英贤。闻之，以卿研精坟典，博览多闻，可谓悦礼乐敦诗书者也。当飞翰骋藻，光赞时事，以越杨、班、张、蔡之畴，怪乃谦光，厚自菲薄，宜勉修所职，以迈先贤。”

⑨《后汉书·儒林传》载章帝东巡过鲁，“帝曰:‘今日之会，宁于卿宗有光荣乎?’对曰:‘臣闻明王圣主，莫不尊师贵道。今陛下亲屈万乘，辱临敝里，此乃崇礼先师，增辉圣德。至于光荣，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圣者子孙，焉有斯言乎!’遂拜僖郎中，赐褒成侯损及孔氏男女钱、帛，诏僖从还京师，使校书东观”。

⑩张震泽《许慎年谱》，辽宁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11见《后汉书·邓寇传》。

12有关论述，详见《雄风振采——汉代文学通览》中论述马融一节，中华书局1996年出版。

13上述作者的生平事迹详见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沈钦韩的考证。

14郭愿，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认为系“郭镇”之误。
15参见拙文《班固〈典引〉及其旧注平议》，第五届《文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收在《〈文选〉与文选学》，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

16马融《东巡颂》，见《艺文类聚》卷三十九、《初学记》卷十三、《太平御览》卷五百三十七。

17张衡《东巡诰》，见《艺文类聚》卷三十九。

18桓范《世要论·赞象篇》称这种文体“若言不足纪，事不足述，虚而为盈，亡而为有，此圣人之所疾，庶士之所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