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汤一介
中国有很长的注释经典的历史，研究中国经典注释的历史对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们都知道，中国经典注释问题和中国的"训诂学"、"音韵学"、"文字学"、"版本学"、"目录学"等等是分不开的。我这篇主要是想通过一个具体问题来看创建中国解释学（与西方解释经典的理论与方法有相当大不同的中国解释学）的种种困难。
1998年12月在广东道教圣地罗浮山的黄龙观召开了《第二届道家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会上德国学者瓦格纳（RudolfG·Wager)教授提出僧肇有《道德经注》的问题。由于我曾注意过僧肇的老师鸠摩罗什的《老子》注?问题，听到瓦格纳教授说僧肇有《老子注》，自然对此很感兴趣。在罗浮山没有来得及和瓦格纳教授交换意见，也没有来得及问他说僧肇有《老子注》所据材料。会后，我本打算从各种《老子道德经》中的注疏去找僧肇《老子注》的材料，但由于其他的事一直没有能着手作。庚辰年春节稍有空闲，我把《道藏》中的《道德经》注释粗粗翻了一遍，发现在元赵秉文的《道德真经集解》中确录有僧肇的注语（刘惟永的《道德真经集义》中也有一条，详后）。这样不得不使我去作进一步的研究了。
一开始我就觉得《道德经》第五十三章"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唯施是畏"注中的"肇曰：有所知，则有所不知，圣心无知，故无所不知。小知，大知之贼也"，好象在《肇论〉中有类似的话。经我一查，此"肇曰"确实在《肇论》中有。于是我想，赵秉文《道德经集解》所引僧肇的话是否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