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性、视域与主体性——当前中国哲学研究的反省与前瞻
作者：彭国翔
作为从现代学科意义上对“中国哲学”近百年发展的反思，认为中国哲学研究存在所谓“合法性”的问题，无疑具有相当的意义。但深究精察，其本身也存在问题。那就是，这种问题意识背后对于“哲学”的理解，或者说思考该问题时自觉不自觉所选取的作为一种参照系的西方“哲学”观，其实不免限于西方近代以来以理性主义为主体的哲学传统。或者说，对于西方“哲学”的理解，存在着化约主义与本质主义的问题。事实上，“哲学”这一概念在整个西方传统中并非铁板一块、固定不变。夸张一点地说，甚至有多少西方哲学家就有多少“哲学”的概念。有西方学者就曾经举出数十个西方哲学传统中不同的“哲学”概念。而如果我们根据Pierre Hadot对哲学的界说，即哲学是作为一种“精神践履”的“生活方式”，那么，中国哲学作为一种“哲学”的“合法性”，似乎从来就不成问题。因此，我们不必自觉不自觉地仅仅以西方的“哲学”概念作为“哲学”的标准。如上所述，鉴于西方哲学传统内部“哲学”概念本身的歧义性，那种做法本身就是未经检讨而实际上存在着“合法性”问题的。而应当采取“理一分殊”的看法，将“哲学”视为一种普遍的“原型”或者“共相”，而世界上各大文明传统对于宇宙、人生的理论思考，如西方哲学、印度哲学、中国哲学以及其他文化传统的哲学，都可以说不过是“哲学”这种“理一”的分殊性表现。事实上，中国的哲学家或中国哲学的研究者，从老一代的张岱年、牟宗三到当今较年轻一代的陈来等人，恐怕都是这种“哲学”观，只不过在论及该问题时各自具体的表述有话语的差
作为从现代学科意义上对“中国哲学”近百年发展的反思，认为中国哲学研究存在所谓“合法性”的问题，无疑具有相当的意义。但深究精察，其本身也存在问题。那就是，这种问题意识背后对于“哲学”的理解，或者说思考该问题时自觉不自觉所选取的作为一种参照系的西方“哲学”观，其实不免限于西方近代以来以理性主义为主体的哲学传统。或者说，对于西方“哲学”的理解，存在着化约主义与本质主义的问题。事实上，“哲学”这一概念在整个西方传统中并非铁板一块、固定不变。夸张一点地说，甚至有多少西方哲学家就有多少“哲学”的概念。有西方学者就曾经举出数十个西方哲学传统中不同的“哲学”概念。而如果我们根据Pierre Hadot对哲学的界说，即哲学是作为一种“精神践履”的“生活方式”，那么，中国哲学作为一种“哲学”的“合法性”，似乎从来就不成问题。因此，我们不必自觉不自觉地仅仅以西方的“哲学”概念作为“哲学”的标准。如上所述，鉴于西方哲学传统内部“哲学”概念本身的歧义性，那种做法本身就是未经检讨而实际上存在着“合法性”问题的。而应当采取“理一分殊”的看法，将“哲学”视为一种普遍的“原型”或者“共相”，而世界上各大文明传统对于宇宙、人生的理论思考，如西方哲学、印度哲学、中国哲学以及其他文化传统的哲学，都可以说不过是“哲学”这种“理一”的分殊性表现。事实上，中国的哲学家或中国哲学的研究者，从老一代的张岱年、牟宗三到当今较年轻一代的陈来等人，恐怕都是这种“哲学”观，只不过在论及该问题时各自具体的表述有话语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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