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汀阳
1．关于儒家现代化
中国文化在现代性的冲击下已经被反思过许多遍了。但是“中国”好象在反思中变得更加模糊了。其中许多反思是激进主义的社会批判，过度批判和简单化的批判有着危险的副作用，它的刻薄摧毁了中国形象而造成至今存在的心理损伤。过分丑化传统文化是非常可疑的，因为任何一种极端坏的制度都不可能持久，所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所有能够长期存在的制度必定是一种社会实践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均衡；另一方面，还有一类反思则以一种宗教化的热情去叙述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甚至真的试图把儒家理解为宗教[1]，这同样是一种拒绝思考的反思。宗教的基本方法论是“相信以便理解”，假如给定只能是某种信念，那么就不可能承认别的思想空间了，所谓思想就无非是不断的自我肯定和自我复制。有意义的思想必须在一个包括“自己和他者”的公共空间里进行互动思维，如果不承认他者，就连“问题”都不存在了，因为“问题”总是他者的发问。

值得担心的就是我们没有充分意识到思想必须在一个公共空间里进行。这里所说的公共空间有着双重含义：一是通常所说的公共空间，是一个可以公开交流和论辩的制度化条件或者“场所”，或者干脆就是一种公共对话的制度；另一个含义则是一种自然存在着的纯粹思想的公共空间。因为存在着他者，他者的存在就是我们思想的存在条件，问题就是他者对我们提出的问题，即使不存在一个作为政治\社会制度的公共空间，我们也能够在纯粹的思想空间里去思考问题。这两种公共空间是思想成熟发展的重要条件。儒家曾经成功地成为主流话语，但这一成功却又使儒家失去了思想挑战，长期重复自己的话语，这样就没有机会面对“问题”，也就在理论建构上没有推进。事实上儒家在理论结构和问题系统上一直存在大量未完成工程，而长期的主流话语地位使儒家不可能反思自身理论上的不完善，这个隐患在儒家面对现代挑战时就显示出来了。
在这里请允许我冒昧地对通常被说成“儒家的现代化”的运动提出一个疑问：儒家试图对现代社会做出回应，而这个处境是相当尴尬的，因为现代社会在根本原则上对传统社会的否定，而且现代社会还是西方社会发展出来的一个模式，西方社会（即使是西方传统社会）本来与儒家社会很有隔阂，因此，现代社会与儒家社会有着本质上的无法调和的差异。假如“儒家的现代化”意味着儒家准备按照现代社会的要求去进行修改，几乎可以肯定，这等于是在否定儒家，至少也会面目全非；又假如“儒家的现代化”指的是用儒家去“开出”或者“转换”出儒家自己的现代化原则，那又是一项不可能的工程，因为儒家与现代性在本质上不兼容；再假如“儒家的现代化”是对现代问题的批判，这倒是可能的，但它只能局限于作为一种价值观或者意识形态上的批判，当然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