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的书院

明清书院的发展可以说是几度兴衰。明初,因为汉族统治恢复,提倡科举,重视官学,士人也都热衷于正统学业,书院受到冷落。明中叶后,因为科举越发僵化,官学有名无实,一些理学家为救治时弊,多立书院,授徒讲学,于是,书院兴盛起来。当时书院讲学最为著名的是理学大师湛若水和王阳明。他们驻足之处,必建书院,聚徒讲学。他们提倡心学,在理学中别树一帜。他们的弟子后学继续建立书院,聚徒讲学,于是,书院讲学之风盛行一时。书院的自由讲学与统治者的文化专制不相容,明中叶后日趋腐败的政治必然遭到儒家士大夫的批评,双方的矛盾越来越加强。所以,从嘉庆、万历以后,朝廷先后四次下令禁毁书院。但是,因书院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强大的生命力,很快又得以恢复。

明代最著名的书院是位于江苏无锡的东林书院。原为宋代学者杨时讲学的场所。明正德年间,乡人邵宝继承杨时讲学之志,重建书院,谓之“东林”,王阳明为之作序。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被明政府革职的顾宪成和高攀龙等复建东林书院,扩大规模,聚徒讲学,并订立《东林会约》。正如顾宪成为书院题的对联所说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书院以追求“为圣为贤”的“实学”为务,常议论朝政得失,抨击权贵,揭露腐朽。每逢会讲,远近赴会者常数百人,就连“草野齐民”、“总角童子”,也可以到书院听讲。于是,在江南形成一个著名的学派——东林学派,影响则蔓延到全国,东林党人在京师也办起了首善书院,打破了都门不敢讲学的戒律。东林学派与以魏忠贤为首的宦官集团尖锐对立,于是再一次招致“尽毁天下书院”的迫害行动。东林书院被毁废,东林党300多人被逮捕、杀害。

清代初年,统治者推崇科举和官学,对书院采取抑制的态度。顺治九年(1652年),明令教官、生儒务将平日所学经书义理躬行实践,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空谈废业。但是一些思想家和教育家仍坚持书院的讲学活动。南有黄宗羲讲学于海昌、姚江等书院,北有颜元主讲于直隶漳南书院,西有李顒主讲于陕西关中书院。在这种禁而不止的形势下,清政府感到抑制书院的政策不行,还不如加以提倡,使它为我所用。雍正十一年(1733年)诏谕在各省设立书院,同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对书院的管理和控制。书院的生徒,由各州县选拔。对山长、教师的考核、惩罚、提调,也由地方当局办理。政府为书院拨给经费或置学田,使其经费有所保证。

由于官学和科举已完全合流,而官学的教学容量又很有限,所以也需要兴办书院作为官学教育的补充,特别是向生员提供学习场所。这类的书院占到清代书院总数的90%以上,在教学内容上,以科举文字的训练为主,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官学的分校或官学的读书场所。如北京的金台书院,就是由顺天府主办,供国子监贡监生、京师生员在此修业,也招收部分童生,官方给予生活津贴(称为“膏火”)。一些大书院的建筑,已与官学相通,也有孔庙之设,同时又体现书院读书学习的典雅特色。清代中后期,书院高度发达,遍布各地,连少数民族聚居地方也办有书院。尽管大多数书院已官学化,但毕竟还是读书学习的场所。也有部分书院仍保持研究型的本色,如嘉庆、道光年间著名学者阮元创办的杭州诂经精舍和广东学海堂,就是当时训诂考据学研究与教学的重点场所。“专勉实学”是两所书院的教学宗旨,注重扎扎实实做学问,编撰出版了1400卷的巨著《皇清经解》。还出版了《沽经精舍文集》和《学海堂集》,体现了治学的巨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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