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士人的人文情怀及其对真善美的追求
面对时代对人文教育的强烈需求，不少有识之士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了古代士人的人文情怀。古代士人的人文情怀源于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人文精神，若想世人充盈人文情怀，必先弘扬古代中华之人文精神。如林毓生先生极力呼吁“中国人文的重建”，而被誉为“文化意识宇宙的巨人”的唐君毅更是毕其终生之心力，在《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人文精神之重建》、《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中国哲学原论》等一系列著作中系统的阐述了中华人文精神。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叔子也非常重视人文精神，他说：“人文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身份证。没有先进的科学技术，我们会一打就跨；没有人文精神、民族精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会不打自垮。”
一、追寻古代士人的人文情怀
“人文”是对人生的思索，是心灵对生活的关怀。“人文情怀”就是人类对“人文”的追求。具体说，就是“对人类的存在的思考；对人的价值、人的生存意义的关注；对人类命运、人类痛苦与解脱的思考与探索”。简洁地说，就是指“人对自身命运的理解和把握”。“人文精神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要唤起人的自由自在的人格境界，一种根据兴趣爱好支配下的劳动行为，一种心灵世界的多样化，一种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陈思和教授语）士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承载者、传播者，他们特有的人文情怀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价值体系的凝聚，是一种以人道、人生、人性、人格为本位的知识意向、价值意向，也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现象的高度珍视，对一种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人文情怀在本质上强调人的情感，人的体验，以以人为本为核心，以追求真、善、美为目标，是人性真善美的体现，强调尊重人的价值，注重人的精神生活等。在中华文化中，“仁”与“人”、“道”是同一的，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特性，仁爱之心人皆应有。以仁为核心形成的古代人文情怀，经过现代改造，可以转化为现代人文精神，并成为“以人为本”的精神资源。而现代人文精神应是现代道德的重要基本元素甚至是核心。
人文情怀是对人性修养的培育，是对人的生存意义的思考，是对人生价值的关怀，是为人之本。人，是一切价值的尺度，是哲学关注的核心。仁是中华民族道德精神的象征，自孔子倡导“仁者爱人”的仁学以来，仁几乎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德和恒德，不仅是最基本的、最高的德目，而且是最普遍的德性标准，成为一种道德理念。在中国先秦，当哲人们开始哲学思考的时候，首先进入他们视野的不是自然而是人，人始终是他们关注的核心。在中国，先秦哲学尤其是儒家学说乃是源于对人性异化事实的反思以及克服这种异化的执著追求。先秦春秋战国时代，可谓是一个礼坏乐崩的时代，以孔子为首的先秦儒家就是在这样的时代中开始了他们的哲学思考，在他们看来，之所以会出现礼坏乐崩局面就是因为人出现了异化，因而在他们的眼中，人的异化是指人对本真状态的偏离，即人对周礼的背离和僭越，而人的本真状态，在他们看来就是对周礼的认同和忠实践履。
从某种意义上说，古代士人的人文情怀原是先秦儒家三位大师孔子、孟子、荀子为了挽救人的沉沦，恢复人的本真状态，提出的理论方案。孔子以他对人性的预设为基点，其关于仁与礼、义利之辨的思想莫不折射出他的人性思想，而其理论的最终指向“仁且智”的“内圣外王”型理想人格以及达到理想人格的成人之道，则更是寄托了孔子对人性的企盼。与此相对，墨子的人文情怀则以强力为起点、以兼爱为核心、以贵义为旨归，不仅充满实践理性主义精神，而且透射出古典人道主义的情怀；不仅充满对人类生存形而上的终极关怀，而且洋溢着浓重的济世情结。其高扬的主体意识、宽广的人文情怀和崇高的精神风范对于化解和消弭现代文明高歌猛进中人们面临的种种迷茫和困惑具有十分重大的现代意义。因为“博爱”即广泛平等地爱一切人，是人文精神的基本内核与规定，而体现了博爱精神的中国传统的墨家的“兼爱”思想比儒家的“仁家”思想更能与现代社会、现代市场经济联通起来，更有资格作为塑造当代人文精神的传统生长点和极富原创性的阐释原点。
二、古代士人人文情怀的主要表现
古代士人的人文情怀以人格精神为内核要素，是多重人格精神共铸的理性辉煌，它奠基于传统中国人尤其是古代士人阶层丰富的社会文化实践。余灵灵先生认为，人文精神是为对人的价值和人生意义的关怀，是对理想社会、理想人生的关注和追求。在中国历史上，志士仁人从来没有中断过这种关怀和追求。从孔子的“仁爱”精神，墨子的“兼爱”精神，到龚自珍“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呼吁，都表现了人文知识分子的社会理想；从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到黄宗羲的“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的主张，都表现了人文知识分子以民为贵的政治理想；从孟子的“大丈夫”精神，到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气概，都表现了一种对理想人格的追求；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信念，到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关怀，都表现了一种对人生价值的追求。……当然，中国历史上的人文精神经常显得过于入世，以至缺乏对社会缺失的清醒认识，缺乏一种超越的批判意识，因此，人文精神有其缺憾。
古代士人的人文情怀在对待人我关系上表现出东方人特有的自省意识、价值自觉和修养功夫，在经典文学中常表现为对崇德修身和修养践履的执著和颖悟，以及对真善美的追求。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认为，人的生命包含着价值因素，是生命价值的载体，生命只有承担了道义才是可贵的。因此，古往今来的仁人志士都以气节操守为立身之本。王夫之提出：“生以载义，生可贵”；“义以立生，生可舍”，就是这种精神的凝聚。孟子万世传颂的名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成为中华气节操守精神的经典标尺。文天祥以生命实践了自己“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绝唱，树立了气节精神的丰碑。五千年来，历朝历代都涌现了许多具有这样高风亮节的仁人志士。他们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为人民鞠躬尽瘁，或刚正不阿冒死请命，或毁家纾难精忠报国，或血战沙场马革裹尸，或临危不惧舍身取义。他们的浩然正气，彪炳史册，光照千秋。正是这样的价值取向和人生追求精神，推动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征服千难万险，越过漫漫历史长河走到今天。
古代士人关心民瘼，忧民之忧，表达了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忧患意识作为人们直面自然、社会、人生的经验而成为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宝贵的精神财富。既是历史的沉思，更是现实的感受，它主要表现为人们对国家、民族、人民的命运和前途的关怀。儒家的忧患意识有其演变的历史过程和基本特点，它是一种社会历史责任感、民族自信心以及爱国热情的反映，体现了中国人民乐观进取、自强不息的精神。这种忧患意识源自于儒家心忧天下、民惟邦本等思想。在儒家文化的长期整合下，忧患意识在古代文人中凝聚了巨大的心理能量和内驱力。当他们在“立德立功”之途不顺畅时，主要是以“立言”的方式，表达了对社会和人生的思考，从而实现了人生价值的追求和精神上的永存。如沈阳师范大学文化传播研究中心的曹萌教授曾在《〈三国演义〉的尚理倾向》中指出，中国古代士人大都抱有深刻的政治理想，其突出的人生特征就是热衷将个人价值投注于天下国家。他们非常愿意将儒家所设定的人生进取程式，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付诸实践。在这样的人生进取过程中，士人也随之树立起“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文情怀。尽管在中国古代一般的哲学著作或其他门类著作的表述里，这两方面内容的情怀往往相提并论，但在实践中，古代士人却大多侧重“兼济天下”。其主要表现便是大多数士人尽管没有“达”，但兼济天下的志向却未曾泯灭。易言之，绝大多数古代士人即使政治进取受挫，甚至绝望之际，也还是怀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或“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沉重使命感。值得注意的是，古代士人在“达”与未“达”的不同人生程途中，“兼济天下”情怀的表现方式和手段也因之有所不同：“达”的士人更多地以政治业绩和功勋加以体现，而未“达”士人则更多地以诗、词、文、赋加以表现。
三、古代士人人文情怀的形成原因
古代士人的人文情怀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这与儒家学派的影响密切相关。古代士人的人文情怀有其“温柔敦厚”的一面，它面对社会的姿态主要是以诚为本，温和事人。儒家学派深深地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孔子是儒家学派最早的、最主要的代表。对孔子的“学” 与“仕”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可感悟孔子的人文旨趣与学术关怀。孔子参政不在于政治，而是体现儒者所应有的社会良心和文化批判意识；他的学术也不在于学术的本身，而是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和政治气息，他是用自己的学术生命延续了其政治生命，这一点为后世儒者乃至整个中国知识分子开启了以学术介入政治的先河。这既是中国传统士人在政治上柔弱的表现，也是中国传统士人表达和宣泄自己政治情绪的一种主要方式。在文学上的表现就是注重抒情、写景，善于表现友情、亲情、爱情、乡情，以及其他各种复杂细微的个人情感，这形成中国诗歌又一个强大的传统。在儒家思想影响下，中国诗歌几乎从一开始就具有“发乎情，止乎礼仪”的特点，情感的表达比较无制、内敛、含蓄，善于通过各种艺术手法传达言外之意，给读者以无穷的回味、想象空间。古代士人的的优秀之作往往写得深情婉转，富于形象性和音乐性，至今反复诵读仍可以受到多层次的艺术感染和美的熏陶。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强烈的人文性、整体性、中和性与兼容性，具有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人文精神，具有“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人文情怀，具有“仁爱孝悌、礼义廉耻”的传统美德，具有“礼之用，和为贵”的社会意识。对此海内外许多汉学者多有论及。如余英时指出：儒家教人“深造自得”、“归而求之有余师”，道家要人“得意忘言”，禅师对求道者则不肯“说破”。（注：余英时，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4）重点显然都放在每个人的内心自觉，所以个人的修养或修持成为关键所在。邓安庆先生认为，我国古代文化一般被称之为“人文的文化”，原因就在于我国古代儒释道三家主导性的文化均着重于探讨人格修养和精神气质的教化，如儒家倡导的彬彬有礼的仁人君子式的人格理想，释家倡导的佛性人格，道家宣扬的自然率真的“仙人”和“真人”人格。由这样的文化教养内化而成的为人的品德和精神的气质当然可以说是一种人文素质。（注：邓安庆，美的欣赏与创造，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钱穆概括“孔子思想，乃是一种人文本位者，或说人文中心者”（注：钱穆，《孔子思想与世界文化新生》）；牟宗三直称“中国的文化生命为人文教的文化生命”（注：牟宗三，《生命之学文》）；成中英强调“我们的文化传统自先秦就肯定了人的重要性以及自主性，因此表现了强烈的人文主义精神”（注：成中英，《科学真理与人类价值》），“中国哲学的第一个特征是它内在的人文主义”（注：成中英，《中国哲学的特性》）；潘立勇指出“中华传统哲学的最大成就就是人生哲学，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生命即在人文精神”（注：潘立勇，《中华人文精神之现代视界》）。杜维明认为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华民族文化精神“是一种涵盖性很强的人文主义”，应该从四个方面来理解儒家人文精神：个人与良心的整合；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人类和自然的和谐；人心和天道的相辅相成。（注：杜维明，《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杜先生说：儒家的传统从曲阜到山东，到中原，再到东亚和东南亚变为世界普适价值，是从孔子以来的儒家人共同努力的结果。他认为，每一位为儒家文化的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思想家都掌握了四种资源：有强烈的主体意识；有强烈的社会关怀；有强烈的历史和文化抱负；面向天道，有所超越，具有宇宙的胸怀。
古代士人的人文情怀是儒道和谐互补的结晶，是推动生活艺术化的动力。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人文思想的确立，以先秦儒家为典型代表，这种富于民族特色的人文情怀，就是以“仁爱”为核心的伦理道德传统，重伦理道德，忽视物质利益；重整体，忽视个人作用；重内省，忽视科学理性。其实，古代士人以标举主体独立及个性自由为特征的“隐逸人格精神”，虽以非主流面目出现，但终于独在中国成规模成传统，更是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一个重要的滋养来源。“天人合一”思想作为引发中国生成隐逸文化的根本性哲学诱因，成全了道儒释的无为之隐、无道则隐及随心悟禅，投隐、向隐的文士往往以文艺审美实践来弥补规避政统后的社会实践缺失。这一过程不仅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代表帝王和政统意志的群体主体性的压制，获得了代表个性自由解放的个体主体性的张扬，而且直接促成了中国传统的诗、画、书、园、乐的生发勃兴或境界提升。如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盛唐王朝，崇尚的是诗歌、绘画、音乐、舞蹈、书法、宗教。《全唐诗》四万八千余首没有一首是歌颂暴力、宣扬战争的。在此基础上，中国传统人文精神通过理性建构的方式，将隐逸人格精神体现出的自由内涵、批判内涵及审美内涵等融入到了其整体内涵的扩展中。
四、古代士人对真善美的追求
古代士人的人文情怀集中的表现出对真、信、诚的无比赞赏和热切推崇。人文文化是一种自省的文化，人文关怀体现了高度的文化使命感，人文精神指向是真、善、美为核心的人类理想体系，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内核蕴含。真的境界是美的，自然规律中表现出来的和谐、人类人际关系中流露出来的真诚均让人感到美好；善的言行也是美的，公而忘私、爱国报国、帮助他人、见义勇为让我们感受崇高的美感。对真善美的追求，既是一种道德规范，又形成一种道德意识和理念，作为中国传统价值体系中的最核心因素，在中华大地已影响人们两千多年，成为民族精神的构成元素，成为全世界华人精神文化的根，是中华文化能发挥凝聚剂作用的重要因素。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信是做人的根本，是兴业之道、治世之道。守信用、讲诚信是中华民族共认的价值标准和基本美德。诚信危机绝不仅仅是商业危机，而且是深刻的道德危机、精神危机；它不仅破坏经济，而且腐蚀人心、涣散社会、毒害民族。我们反对社会上欺诈之风，主张还诚实以本来地位和面貌。没有诚实，就不会有人类的文明进步。谎言、欺诈虽然不可避免，但我们必须不断揭露它们。不断探索、认识世界和认识人本身，是人类的一种天性。这种天性使人们对未知的东西充满了好奇，这种好奇心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仁者爱人，爱人是人对于自我的发现、自我肯定和自我尊重；为仁之方，人自己欲立、欲达也使别人立和达，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仁由己，仁是由己及人及物，要求从己做起，树立主体人格；欲仁得仁，仁是从自我到家庭、社会、天下的道德规范。孔孟的仁学，核心是讲人，是人的哲学升华。仁不仅能协调君与民的等级关系，而且能调节朋友之间的平等关系。
古代士人的人文情怀实质上是一种伦理道德精神的外显，至善是其追求的最高理想。“善”是一种人文情怀，是何以为人，以何为生的一种标准参照物，我们人类是需要用“善”这种人文精神来指引前进方向的。善的行为也一定是美的，善念和善行都使我们的内心充溢着平静、踏实和幸福。庞朴认为，人是具有群体生存需要，有伦理道德自觉的互动个体的结论，并把仁爱、正义、宽容、和谐、义务、贡献之类纳入这种认识中，认为每个人都是他所属关系的派生物，他的命运同群体息息相关。李继凯先生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人文精神的价值观念体系的核心是集体主义，具体表现为家族本位主义、皇权本位主义、国家本位主义等。张立文先生认为，“和合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核，“和合”精神是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精髓。中国历史上儒家是从社会有等级中求和合，道家从人与自然的分别中求和合，佛学从因缘中求和合，墨家从兼爱中求和合，阴阳学从对立中求和合，法家从守法中求和合，名家从离坚白与合同异中求和合，各家都达到了和合境界。谭仲益鸟先生指出：中国文化精神通常被当作是中国人文精神”，其基本内容是“天人合一”、其基本特征是内在与超越的结合、自然与人文的结合、道德与宗教的结合。这就必然首先使宗教（原始的）政治化，然后使政治伦理化。易言之，中国传统文化“极高明而道中庸”，是内圣外王之道。“至善”既是道德上的最高理想，又是政治上的最终目标。“善”，即是一种爱心，是能善待人生、自然和社会，也包括善待自己。心中向善，即心中有爱，爱的光辉能照亮整个人生，使人生活在光明里。“向善”的内心是安宁、平和的，同时，善言善举也是受人接纳而得到肯定的，而这种受同伴接纳、赞同、欣赏的情景，会给自己带来莫大的幸福感，这也是支持人们奉献他人的一种精神力量。
古代士人的人文情怀包含着发现美、理解美、欣赏美和创造美，及其对自然美的惊叹、对艺术美的发现、对社会美的崇尚、对生活美的享受，是他们获得幸福的源泉，也构成了他们人生的丰富乐章。古代士人饱受诗书浸染，对诗意的生活的向往和美好事物的赞赏在其作品中有着鲜明的表现。他们用智慧和情愁抒写了一行行情景交融，或绮丽或朴实的文字，处处洋溢着令人体味难休的意境美。他们作品中所描绘的生活图景和所表现的思想感情融合一致而形成的一种综合的艺术氛围，能使读者通过想象和联想，如身临其境，在思想感情上受到感染或得到美的享受。古典诗词还善于表现自然之美及人与自然的融合，古人常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如王维的《山居秋暝》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等，意境优美；如苏轼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不仅寄寓了词人的美好愿望，更表现了他的高尚情怀。就整个古典诗词来看，其含蓄精炼的语言、深沉炽热的感情、和谐的韵律、优美的意境，也无不闪烁着美的光芒，让人赞赏，令人陶醉。而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的融入，不仅仅是让作品拥有了生命力，更重要的是它能让读者从中找到自己过去和现在的影子，激起作品和读者之间的共鸣。正是对美的追求让古代士人感受到人生、社会、自然以及作为人本身的价值与美好，促使他们运用智慧、热情去不断创造诗意的生活、美好的生活，使其作品具有独特的意境美、语言美、形式美。如杜甫的《月夜》诗：“何日倚虚幌，双照泪痕干。”妙就妙在诗人不写战乱中自己如何思乡，而说家人怎样想念自己，化实为虚，化景物为情思。抽象的情感（思念妻子）附丽于具体的形象（对月怀人）画面上，令读者驰骋想象于虚实之间，从诗人对妻子念之深去推想妻子对丈夫思之切。而李白也曾运用虚实相生的手法，使人透过形象潭水千尺去体味到诗人与歌者之间的情谊，使诗的画面有动有静，跳跃转换，灵动自然；情感曲线有起有伏，将诗人的若明若暗、瞬息转换的情感形象展现出来，而为人们所激赏。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万古流传，那绝不是对现实简单的感受和反应，而是诗人取境的审美把握中感情浓缩的表现，是融合真、善的审美评价。可见对社会的本质揭示得越深刻，概括的程度越高，作品的境界越高、大、深，其美学价值也就越大。懂得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通过对其作品的深刻意蕴加以领悟，从作品的形象中看到生活的本质、诗歌的内在美，进而培养自己高尚的情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