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姜建
摘要：

稷下黄老之学产生于战国时期的齐国。黄是指黄帝，老是指老子。它的基本体系是由稷下先生慎到、田骈、环渊等创造的，其主要著作是《黄老帛书》和《管子》一书中的《白心》、《内业》、《心术》上下四篇以及《慎子》、《田子》、《蜎子》等。学术特征为道法结合、兼采百家。作为最具有齐国特色的政治理论，稷下黄老之学曾两度成为“显学”，战国中后期曾是田齐政权的官学，西汉初年特别是文帝、景帝时期曾一度成为西汉的主流意识形态，对田齐政治和西汉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稷下黄老之学产生于战国时期的齐国。黄是指黄帝，老是指老子。它的基本体系是由稷下先生慎到、田骈、环渊等创造的，其主要著作是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黄老帛书》（或《黄帝四经》）和《管子》一书中的《白心》、《内业》、《心术》上下四篇以及《慎子》、《田子》、《蜎子》等。学术特征为“道法结合、兼采百家”，道家是其哲学基础，法家是其基本的政治主张，兼采百家则是其政治主张的辅翼。作为最具有齐国特色的政治理论，稷下黄老之学曾两度成为“显学”，战国中后期曾是田齐政权的官学，西汉初年特别是文帝、景帝时期曾一度成为西汉的主流意识形态，对田齐政治和西汉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稷下黄老之学之所以产生于齐，兴盛于齐，是因为田齐统治者大力提倡的结果。为什么田齐统治者一上台之后就不遗余力、大张旗鼓的尊崇黄帝、宣扬黄帝的学说呢？除了尊祖之外，主要原因是为了寻找代齐的政治借口。田氏代姜齐后，为了摆脱篡逆的指责，也为了笼络民心、巩固政权，他们抬出了自己的祖先黄帝，想借黄帝战胜炎帝的历史，为自己正名（田齐的祖先是黄帝、大舜、陈国国君、陈完；姜齐的祖先是炎帝、伯夷、四岳、姜太公）。为什么田齐统治者又尊崇老子，褒扬他的道家思想呢？因为田齐统治者与老子是同乡。据《史记》记载，老子是“楚苦县历乡曲仁里”人，而苦县本属陈国，只是到了春秋时期陈国被楚国所灭，才属楚国。老子的故乡是陈国，田齐统治者的故乡也是陈国；老子的学说是“道”，而齐国从姜太公起就有重“道”、“道统”、“道术”的传统；田齐统治者将同乡老子的“道”与齐国本土的“道”加以整合、扬弃，借同乡老子的招牌，推行一种讲究通权达变的新“道”——黄老之学。

稷下黄老之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慎到、田骈、环渊。

慎到（约公元前395年－公元前315年），赵国人，著名稷下学者。 齐湣王时，曾经在稷下讲学，与田骈等人齐名，一度当过太子傅（辅相）。他注重“以道变法”，因法重势，认为“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诎贤者”，强调治国以法为准绳，把君主的权势看作行法的力量。认为“法之所以加，各以其分”，使事无大小，一概断于法。如果君王不能“以道变法”，也就不能要求臣、民“以死守法”、“以力役法”。他尊君，但不主张独裁，反对“国家之政要在一人之心”，提出“立天子以为天下，非立天下以为天子也”。《汉书·艺文志》中有《慎子》四十二篇，列入法家，其著作已不全，现仅存七篇。

田骈（约公元前356年—公元前280年），又称陈骈，齐国人，著名稷下学者。齐宣王时已声名显赫。田骈学识渊博，善于言辞，时有“天口骈”称号；他曾与宋钘等稷下先生进行学术交流，干预齐国政治；还聚徒讲学，从事教育活动。据说其弟子达百人之多。直到晚年出奔薛时还率有徒属；其思想主要是“因性任物” 和“贵齐”。著有《田子》一书（早佚）。

环渊，生卒年不详，又称涓（juān捐）子、蜎（yuān冤）子，楚国人，著名稷下学者。《史记》说他曾著书上下两篇，阐述道家的学说；《汉书·艺文志》称他的著作为《蜎子》，十三篇（或《琴心》）。　　

稷下黄老之学虽属道家思想，但它与老子、庄子的“人生”派道家注重修身养性、回避政治的思想不同，主体基本上是“君人南面之术”，即主要是讲政治，讲执政之道的；与同样讲政治，讲执政之道的儒家学说相比要“务实”，具有可操作性；与纯法家如商鞅、申不害、韩非子的“严而少恩”的学说相比又要温和、民本一些，而且主张道法合一，德刑并重，恩威并举，更全面更科学。

稷下黄老之学的思想内涵主要包括以下七个方面：

（一）“道生法”（《黄老帛书·法经》）、“法出乎权，权出乎道”（《管子·心术上》）

在这里，“道”指的是客观规律；“法”指的是法律、法规、政策。所谓“道生法”、“法出乎权、权出乎法”，就是说客观规律产生法律、法规、政策。也就是说，客观规律是法律、法规、政策产生的基础和依据，人们在制定法律、法规、政策时要按照、遵循、顺应客观规律。

（二）“因道全法”、“因道变法”（《慎子》）

“因道全法”是稷下黄老之学的核心理念。“因”的意思是“按照、遵循、顺应”，全的意思是“健全、完善”。因为“道生法”，客观规律产生法律，所以要按照、遵循、顺应“道”（客观规律）来制定、健全、完善“法”（法律），而且要根据客观规律的变化来相应的调整、改变法律。用现在的话说，也就是“实事求是制定法律，与时俱进完善法律”。

（三）“因循天道”（《慎子》）、“因性任物”（《田子》）、“因人之情”（《慎子》）

制定法律要“因道”，按照客观规律；完善法律也要“因道”，按照客观规律。那么客观规律（道）包括哪些内容呢？稷下黄老学家告诉我们，世间的客观规律（道）可大体分为三类，即自然规律（即“天道”）、物理规律（即“物性”）、人的规律（即“人情”）。所谓因“道”，就是指要遵循、顺应天道、物性和人情。所谓“因道全法”，也就是指要遵循顺应自然规律、物理规律、人的规律来立法、变法、执法。用现在的话来解释，也就是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行政。

（四）“贵齐”、“贵均”、“齐万物以为首”（《田子》）

道生法，因道全法，“道”（客观规律）在稷下黄老学说中极为关键。那么，怎么样来把握“道”，正确认识客观规律呢？稷下黄老学家认为，要把握“道”，必须要“贵齐”、“贵均”、“齐万物以为首”，也就是说首先要平等的看待一切事物，要整体思维的、和合思维的、多元化思维的去认识事物和问题，才能把握客观规律。

（五） “君臣贵贱上下皆从法”（《管子·任法》）、“官不私亲，法不遗爱”、“骨肉可刑，亲戚可灭，至法不可阙也”（《慎子》）

稷下黄老学家认为，因为把握“道”要“齐万物”，平等的看待天人、人物、人际关系，而“道生法”，所以在守法的过程中也要同样遵循道的平等精神，即要求人人重法、守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使是国君、官吏，即使是亲人，也要遵循法律法规的要求。应该说，这种法制观念在封建社会里是难能可贵的，尤其是“君要从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提出，更是需要极大的理论勇气。这也是与晋法家明显不同的地方。

（六） “立公去私”、“弃智去己”（《慎子》）

稷下黄老学家认为，既然推行法治，那就必须要反对、杜绝一切形式的人治。因为法是“公”的体现，所以要求统治者“立公去私”，即君主个人不能因个人好恶，因为维护个人的私利来损坏法律的尊严；因为实行法治，有法律、法规，君主只需按照既定的法律法规行政、办事就可以了，不需要再于法律之外耍个人聪明，另搞一套，这就是“弃智去己”。

（七） “君道无为”、“大君任法而弗躬”、“臣事事而君无事”（《慎子》）

稷下黄老学家认为，既然推行法治，一切都在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所以作为国君，依法施政，照章办事就可以了，完全没有必要再心血来潮，乱搞一些法律之外的活动。一些具体的执法工作，完全可以放手让臣子们去做，自己只在宏观调控、驾驭全局、监督保障上下功夫就可以了。

综上所述，稷下黄老之学的思维逻辑是：只有平等的看待一切事物，才能准确的把握客观规律；因为客观规律产生法律，所以要按照、遵循、顺应客观规律（天道、物理、人情）来制定、完善法律；法律一旦制定，那么人人平等，包括执法者也要遵守法律。执法者怎么遵守法律呢？首先摒弃个人私欲、私智，不跳出法律的圈外自作主张、自认聪明，其次依法办事，不事必躬亲，充分发挥别人的积极性。

西汉初期，黄老之学的研究中心由临淄稷下学宫转移到了齐国的高密、胶西地区。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及师承关系，司马迁在《史记•乐毅列传》中作了记述：“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东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可见汉初黄老之学很兴盛，以至于汉惠帝时齐丞相曹参特意用厚礼将精通、传播黄老之学的盖公请到相府，向他虚心请教治齐之术。盖公回答说：“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曹参于是以黄老之学治齐，使西汉时期的齐国社会安定，生产力恢复很快。惠帝二年，曹参为相国，把“清静无为”这一治民方针定为治国之策。以后，黄老之学对汉初历代统治者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真正将黄老学说确立为政治统治指导思想的，是汉文帝。文帝以庶子藩王而至九五之尊，深知民间疾苦、民心所盼，故其先后除诽谤、妖言法，除肉刑，减笞刑；又除田租；实行“轻徭薄赋”、“约法省禁”、“去繁礼”政策，因作露台需费百金而罢作；身体力行，贯彻黄老清静无为说，确定了文景时期任用黄老的基调。文帝死后，其妻窦漪（即窦太后）继续信奉主张无为而治、宽政待民的黄老之学。在她的影响下，其子景帝刘启也以黄老之学治国，勤俭治国，仁厚爱民，减少赋税、刑罚，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其统治期间百姓富裕，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天下太平安乐，一派盛世景象，与其父汉文帝统治时期并称“文景之治”。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其实就是“黄老之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