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屈原的爱国主义与浪漫主义

作者:bluerain

屈原,杰出的政治家和爱国诗人,名平,字原,丹阳(今湖北秭归)人。生活于楚怀王和顷襄王时期。他是楚王室的远房宗亲,有着过人的才华,史称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注1)起初深得楚怀王信任,被任为左徒,“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注2)他主张对内举贤任能、修明法度,对外联齐抗秦。他决心凭借自己的政治地位,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大力推进政治改革,使国势日趋衰落的楚国重新强盛起来。但是,由于他的改革主张和措施从根本上触犯了反动贵族集团的利益,因而遭到宗室重臣的强烈反对和恶毒诬陷。怀王让他创制宪令,草稿未定,上官大夫靳尚便乘机谗毁,说:“每一令出,平伐己功,以为‘非我莫能也’”(注3)昏聩的怀王听信谗言,“怒而疏屈平”(注4)于是屈原被迫离开郢都,流放汉北。在此期间,秦诡言割让土地,诱使楚与齐断交,怀王贪利,竟听信之。发觉被骗后,两次伐秦,均大败。怀王不得已,复召屈原使齐,修复两国关系。后秦昭王诱怀王入秦盟会,屈原劝谏不要前往,怀王没有采纳,结果被秦扣留,死在了秦国。顷哀王即位,屈原再次受到令尹子兰和上官大夫靳尚的谗害,被放逐到了江南,漂泊于长江、洞庭湖、沅水、湘水之间,永远不能返回郢都,他的政治理想彻底破灭。深刻的社会矛盾,悲惨的个人遭遇,激荡起他内心的巨大忧愤,产生出藉诗歌一吐而后快的强烈冲动。而他在长期的流放中,广泛地接触了楚地民歌,找到了一种最适宜的抒情形式,并且以他超群的才华、广博的修养,多方面地吸收各种各样的艺术经验,并对这种形式加以锤炼、改造和提高。他借助这种形式写下了许多诗篇,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注5)报国无门的心灵悲剧,在极度的痛苦绝望中,屈原最终投汩罗江而死。

一、屈原作品产生的文化环境

文学发展史告诉我们,任何一种文体的产生,必然存在着它赖以产生的基础,必然有一定的客观因素的催化与酿就,屈原作品的产生也不例外。屈原的作品乃是战国后期楚国特定环境的产物,是多种客观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探析。

(一)悠久丰厚的楚国文化的滋养。

1、楚地民歌直接影响了楚辞的产生,楚国本来是僻处南夷的一个独立部落,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特殊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文化方面同北方中原各国相比,也别具风貌。中原各国早在西周初年由于宗法制度的确立,就已经摆脱了巫术宗教文化阶段,进入宗法文化的历史阶段,到了春秋战国,理性主义的思潮更席卷各个诸侯国,思想家多对“怪力乱神”采取了怀疑乃至否定的态度;而楚国进入文明世界较晚,周朝王室东迁以后,它才获得飞跃,取得进步,并且能在短时间内成为一个有实力问鼎中原的泱泱大国。由野蛮至文明迈进的步伐如此急骤迅猛,乃至原始氏族社会的思维内容和文化因子大量残存、积淀下来。另外,楚国北方与中原各国接壤,而东、西、南三方则与比它落后和原始的部族毗邻,处在不同文化的交叉点上,各种不同发展阶段的文化兼收并蓄,交互渗透融合。这一切就决定了楚国文化受神话影响,仍然弥漫着浓厚的原始宗教气氛,就决定了楚国文化的各个方面:宗教、哲学、文学、音乐、绘画……都与中原各国迥然不同,别具异彩,楚辞也正是在这样的特殊文化土壤中萌生滋长起来的。

楚地民歌历史十分悠久,《吕氏春秋?音初》所载《候人歌》据说创作于大禹时期,是最原始的“南音”,其中虽然只有一句“候人兮猗”,但可以约略看出,它与北方歌谣形式是不完全一样的。发展到后来,其特点就越来越鲜明突出了,出现于春秋时期并流传至今的几首楚歌就已经和《诗经》四言诗大异其趣,如《越人歌》:

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刘向《说苑?善说》)

还有《孺子歌》: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孟子?离娄》)

上述楚地民歌产生于屈原生前二三百年,从语气词“兮”的使用,句式长短参差,这就说明楚辞与它们是一脉相承的。

2、楚地的“巫风”对楚辞的影响更为显著。楚国这个国家当时巫风极盛,王逸《楚辞章句》中说: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在《汉书?地理志》中也说楚地信巫鬼,重滛祀。当时在楚国,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君王大臣,他们对巫术都无限迷狂,有什么事情都要问卜,日月星辰、山川鬼神受到名目繁多的祭祀,甚至关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也要靠问卜祭祀来解决。所以,楚国巫风的盛行促成了巫歌巫舞的繁荣,因为祭祀时,歌舞是仪式所必需的,以至《尚书?伊训》说: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由此可知,兴旺发达的巫歌巫舞必不可免地要对楚辞的产生发生多方面的影响。大量史料证明推出,《九歌》原来就是祭祀时的巫歌,屈原的作品《九歌》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加工而成的。《招魂》也是由巫歌巫舞脱化而来,因为它的正文完全是以主祭大巫的口气在吟唱。还有,巫歌巫舞大量取材于上古神话传说的题材内容也被楚辞所承袭。至于巫歌巫舞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神奇迷离的浪漫精神和飘逸、灵动、艳丽的美学风格,与屈原的楚辞作品更是存在着渊源关系。

3、楚国其它各种艺术门类以及楚国风土人情等等对楚辞的产生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总而言之,只有根植在南楚文化的沃土上,楚辞这一地方特色鲜明的诗体才能得以萌芽长叶开花结果,这是丝毫也不用怀疑的。

(二)中原文化的沾溉。

春秋以后,楚国日益强大,与北方中原各国的交往也越来越多,特别是到了战国,楚国成为七雄之一,与北方中原六国争夺天下,他们之间战争不断,盟会频繁,促进了各国经济、文化的交流。楚国士人自觉地学习中原文化,楚国君臣在盟会或议事时也经常征引《诗经》、《尚书》中的话,和中原的风气一样。屈原在《天问》、《橘颂》中纯熟而又富有创造性地运用四言体诗,正是学习《诗经》的结果。而其他诗作长短参差的句式、大量虚词的使用,语气的贯注,即可看出诸子散文濡染之迹。

综上所述,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楚辞这种结构宏阔,内容广博,比起四言体更趋于散文化、口语化。更富于抒情性的崭新的文字样式,乃是南楚文化与中原文化交融的产物,是南北两大文化系统交流的结果。正是具备了这样的客观因素,再加上天才诗人屈原的出现,于是产生了伟大的文学作品楚辞。

二、屈原的爱国主义与浪漫主义

(一)屈原的作品不是单纯的文学,它艺术地概括了战国时代新旧两种制度的矛盾冲突;揭示了楚国宫廷内部进步与腐朽势力惊心动魄的斗争,是那个时代的诗史。同时,它塑造了屈原这一进步的政治家,为真理而献身的斗士和伟大的爱国诗人的光辉形象,诗人的爱国主义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高唱“美政”的理想。这理想带有综合百家的趋向,核心是重视民心,选用贤才,立法图强。它既代表着新兴地主阶级的要求,也就和劳动人民的利益有相关之处。相应的,屈原尖锐地批判了历史上直至当世一切丑恶的现象和风气,如君昏臣佞、贪暴淫逸、结党营私、嫉贤妒能等,这些揭露和批判带有普遍意义,正是击中了那个时代的通病。

我们还是来看看屈原的代表作《离骚》,关于其创作年代,有的说是作于顷襄王时,有的认为是作于怀王时期,《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认为是作于怀王时期,并明确指出在怀王“怒而疏屈平”(注6)之后,屈原“疾王听之不聪也,谗陷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注7)

诗人遭受政治打击后才写下《离骚》,他的愤慨哀怨都和政治斗争联系在一起,所以,这就是一首政治色彩浓厚的抒情诗。诗中“上称帝喾,下道齐恒,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注8)篇末“乱辞”更发出“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注9)的感慨,由此可以看出,作为政治斗士的诗人其心所系。可以说,实现“美政”的理想是屈原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

《离骚》一诗形象而又扼要地陈明了屈原的“美政”理想,我认为“美政”理想的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选贤任能,二是修明法度,正如诗中所说“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注10)屈原还有意列举了伊尹、傅说,吕望、宁戚等一批出生卑贱却能得遇明君从而施展抱负的事例:“勉升降以上下兮,求榘矱之所同。汤禹严而求和兮,挚咎繇而能调。苟中情其好修兮,又何必用夫行媒?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宁戚之讴歌兮,其桓闻以该辅”(注11)为的就是要申明应该不分社会地位的高低贵贱来选拔任用人才。同时屈原还反复申明“绳墨”、“规矩”,并列举出历史上那些“纵欲而不忍”的昏君如夏启、羿、浇、夏桀、商纣王等,无不导致身死国亡,而像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这些有道明君,都是凭着盛德茂行才享有天下的大量事例,以说明包括君主在内的所有人都必须遵守法度。联系战国末期楚国当时的现实,应该认识到,屈原的“美政”理想明显具有进步性,符合历史的发展趋向。

2、崇高的爱国主义感情。屈原以振兴楚国为己任,誓与楚国共存亡,他在长期流放中,接触了下层,自然地对人民的苦难产生了真切的同情。一个士大夫,从忧国忧民出发,为改革政治做了毕生的斗争,为古代中国发展前进献出了一切,这就是爱国主义的表现。屈原还把自己对楚国的山川草木、传统文化、民风习俗的热爱凝聚在作品里,从而显示了他和祖国人民密不可分的血肉联系。

《离骚》的又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表达了屈原忠贞不渝的爱国之情。爱国之情是屈原为实现其“美政”理想汲汲奔竞的原动力,也是他大无畏地同“党人”集团斗争的原动力。为了楚国,他可以舍弃个人的一切,他的爱国感情,表现在对楚国现实的关切上:“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注12)也表现在对祖国国土的深深眷恋上,当他听了灵氛和巫咸的劝告,准备去国远游,在想象中翱翔于天际之时,忽然居高临下地看到祖国,便再也舍不得离去:“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注13)这种赤诚不二的爱国感情是极为感人的。

3、为坚持理想而与邪恶势力抗争到底的决心与勇气。屈原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提出了进步的理想,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始终坚持理想,虽然连遭失败和挫折,备尝艰辛,却坚忍不拔,矢志不渝,这正是他韧性的战斗精神。

屈原的“美政”理想是美好的,但他与楚国势力强大的“党人”的利益发生了尖锐冲突,由此,无耻佞臣的离间和楚王对屈原的疏远就不可避免了。这是关系楚国命运之争,所以诗人为坚持理想而毫不妥协。他对损害楚国根本利益的小人进行了全面的揭露与批判:“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注14)“民好恶其不同兮,惟此党人其独异。户服艾以盈要兮,谓幽兰其不可佩。览察草木其犹未得兮,岂珵美之能当?苏粪壤以充帏兮,谓申椒其不芳”(注15)“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注16)“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注17)“背绳墨以追曲兮,竟周容以为度”(注18)……诗人通过这些诗句把那些小人的贪得无厌、颠倒黑白、嫉害正人、投机钻营、苟合取容的嘴脸一一勾画出来。对楚王,诗人屈原表达了忠贞之心,但是,在大是大非面前,他仍然不苟且,严厉批评了楚王的昏聩糊涂、反复无常:“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注19)“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教化”(注20)《离骚》所表现出来的不屈斗志和严正的批判精神是很值得珍视的。

《离骚》中还有展示了屈原苦心探索真理和随时准备为理想献身的精神:“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注21)“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注22)还有他独立耿介、不随从流俗的操守:“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竟周容以为度、忳郁邑余侘傺兮,吾独穷困乎此时也。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圆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注23)在楚国那样污浊的环境中,屈原出污泥而不染,始终保持了高洁刚正的情操,诚如司马迁所说:“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注24)

这些都表现了屈原反复申诉了为坚持理想而与邪恶势力抗挣到底的决心与勇气。

诗人屈原在他的诗篇中表达了对祖国无比深厚的感情。屈原的爱国之情又是同忠君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当时国君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是国家的象征,只有通过国君才能实现振兴国家之梦,这无可厚非。但需要指出的是:屈原对楚国的热爱和我们今天所说的爱国主义有根本的区别。但是,假如把爱国主义作为一种发展着的思维经验来看,屈原的诗篇的确给它提供了有价值的内容:他强烈关心楚国的命运,同情楚国人民的不幸遭遇,对自己生长的乡土,对楚国的山川草木,风土人情,都怀着朴素的,深沉依恋的感情,至死也不愿离开,这种爱国的感情是与人民相通的。并且他尊重自己国家的历史和文化,特别是他始终盼望国家的富强,并由它来统一全中国。这种迫切的愿望和远大的理想,说明屈原对祖国的热爱是含有值得肯定的历史内容的。我们承认屈原的伟大,是把问题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来认识的,是以他那个时代可能达到的高度来评价的。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应该看到屈原的爱国思想有着深深的阶级烙印和历史的局限性。这表现在他对楚国的热爱首先是高度忠于同他有着宗法联系的楚王朝,深刻恋念着昏庸的楚王,这些思想感情的因素,是不能肯定的。但这并不影响屈原是一位当之无愧的伟大的爱国诗人。

(二)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诗人。他完成了一个划时代的任务。即把人民群众的口头诗歌创作,提高到了专业作家艺术创新的水平。更值得称赞的是,他开创了积极浪漫主义的创作风格。

屈原作品的浪漫主义,在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是继先秦理性精神产生的现实主义以后,与之相辅相成的又一伟大艺术传统。

我国浪漫主义的直接源头,存在与我国古代人民口头创作——神话之中,神话不是自觉的艺术创造,这是朴素的,自发的阶段。从屈原开始,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得到比较自觉的运用,并显示出巨大的威力。这集中表现在他塑造的主人公形象上。这个形象有光辉的理想,崇高的人格,炽热的感情,不懈的斗志。纯洁,高大,完美,可以“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齐光”(注25)已经远远地超出流俗和现实之上。在这里,屈原把最丰富生动的神话想象,与最深沉理智的个体人格完美的溶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同时,屈原把神话传说、历史人物、自然现象编织成一个奇异的世界。这个世界中,人神杂处,寥廓荒忽,美人香草,望舒飞廉,巫咸夕降,羲和弭节,流沙赤水,八龙婉婉,奇禽怪兽,神魔鬼魅,情景怪诞奇异,境界仿佛迷离,场面雄伟壮丽,完全不受时间和空间的局限;在这个世界中,蕴藏着巫术的观念,神秘的象征,深沉的寓意,色彩艳丽浓烈,形象奇特瑰丽。奔放的热情和深刻的思想感情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屈原的浪漫主义由三个方面组成。

1.着重表现理想。即讴歌赞美理想的政治与人格,努力抒写对理想执着不倦的追求,塑造一个理想化的抒情主人公崇高壮美的形象。

2.奇特的想象,高度的夸张。诗人任凭想象飞腾,夸张也及其大胆,又广泛采用了神话传说作为素材,在他笔端时而展现出超越时空的雄奇优美的境界,给人以特别的奇情壮采之感。不过,它不是单纯的幻想,其中饱和着现实的血肉,它深深地植根于楚国现实生活的土壤。

3.激情澎湃。作者通常以内心独白的方式,直接而强烈地倾吐情怀,表露爱憎,显示了区别于精细地理智地描绘现实的独特风貌。

我们通过屈原的作品对其浪漫主义的组成方面进行探析。

屈原的代表作品是《离骚》,这是一首内容丰富、波澜壮阔的抒情长诗,它着重表现了诗人的理想,抒发了诗人献身君国的赤诚愿望,表达了对楚国黑暗腐朽政治的强烈愤慨,吐露了正道直行、竭忠尽智,却无端被谗的哀怨和报国无门的深痛。

诗人先是对自己在现实政治斗争中遭遇的回顾,他首先从家世生平和自己的才德写起,接着便说明他所以不计较个人得失,一腔热忱,积极奔走,就是为了引导楚王走上使楚国强盛的正确之路:“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注26)可是,他的一片赤诚不仅没有得到理解,反而招致结党营私小人的嫉害和构陷,“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注27)楚王偏听偏信,也疏远了他,“余虽好修姱以革几羁兮,謇朝淬而夕替”(注28)面对着险恶的环境,诗人虽然感到孤立无援,哀怨满怀,但仍然对自己的人生追求充满自信。

诗人假托“女嬃”对他劝戒和他向“重华”陈词,通过问答与申辩,用大量史实,进一步强调了自己信仰的正确和毫不动摇的决心。然后,诗人在热烈不羁的想象中,周流天地,浮游求女,展开了对现实理想之路不屈不挠的求索。但是他一次又一次的行动均遭受挫折,绝望的悲哀充溢心灵。

于是,他在极度的苦闷彷徨中,向古代神巫请教出路,经神巫的指点,他决定离国出走,另寻明君。可是当他驾飞龙,乘瑶车,翱翔与天际,居高临下地遥望见楚国时,再也不想离去。这些充满想象的情节象征性地表现了他对人生道路的痛苦思索和艰难抉择,突出了对楚国的挚爱之情,表现出了奇特的想象,高度的夸张。

诗人的情感真是强烈到了极点,激情澎湃。、所以他在诗中一次又一次地剖明忠与君国的心迹,一次又一次地倾诉他的愤慨和哀怨,这种似乎情不由己的回环往复,其实是有文理可循的。正是在这种情不自禁的反复喷发中,诗人的感情升华到了新的高度与境界。

屈原其他方面的美好人格也在《离骚》中得到了展示。例如他通过象征的手法所表达的对于自我完善的和对理想的不懈追求:“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注29)“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长顑颔亦何伤。”(注30)“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以兮,苟余情其信芳。”(注31)

《离骚》奇幻、浪漫,运用了大量的简直令人匪夷所思的超现实想象。特别是最后,为了充分写出卓绝的斗争、不懈的求索、极度的苦闷彷徨、对人生道路的艰难抉择和对君国的挚爱,诗人思绪飞腾,构思出向古帝重华陈辞和向古代神巫问卜的情节,并开始了他轰轰烈烈、气象非凡的天国之行。如下面两小节:

跪敷衽以陈辞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驷玉虬以乘鹥兮,溘埃风余上征。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鸾皇为余先戒兮,雷师告余以未具。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飘风屯其相离兮,帅云霓而来御。纷总总其离合兮,斑陆离其上下。吾令帝阍开关兮,依阊阖而望予。时暧暧其将罢兮,结幽兰而延伫。世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

灵氛既告余以吉占兮,历吉日乎吾将行。折琼枝以为羞兮,精琼爢以为粻。为余驾飞龙兮,杂瑶象以为车。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疏。邅吾道夫昆仑兮,路修远以周流。扬云霓之日奄蔼兮,鸣玉鸾之啾啾。朝发轫于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极。凤凰翼其承旗兮,高翱翔之翼翼。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与。麾蛟龙使梁津兮,诏西皇使涉予。路修远以多艰兮,腾众车使径待。路不周以左转兮,指西海以为朝。屯余车其千乘兮,齐玉轪而并驰。驾八龙之婉婉兮,载云旗之委蛇。

在想象中,他驾驭龙凤,麾使神灵,扣帝阍,求佚女,君临于神话传说之地,优游于云飞霞卷之天,远古和当前,幻想和现实,迷离惝恍,连成一片,五光十色,眩人眼目。其想象之大胆丰富,不惟《诗经》,后世也罕有其比。
屈原这种超现实想象的手法,源于巫风浓重的楚国文化。对民间祭歌《九歌》的加工证明了屈原谙熟巫歌巫舞,他从民间广为流传的宗教故事中汲取题材,为我所用,易如反掌。对他来说,内心的感情已经强烈到了只有借助宗教的传说,才能予以酣畅淋漓地表达的境界。不过,需要指明的是,屈原的超现实想象绝对不同于上古神话,后者对超现实想象的运用是不自觉的,作者并不认为所想所说是非现实的,而认为是在正确地解释着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屈原的时代不同,人类早已跨出人神不分、幻想世界与现实世界混同的阶段,进入理性自觉的时期。尤其在北方,思想文化中的原始宗教成分已经基本滤出。屈原属于当时最为先进的知识分子,思想与北方诸子相通。他大量运用神话传说并且身予其中绝非出于宗教迷狂,而只不过是把它们作为表达思想感情的手段罢了。因此,他才那样大胆而无忌,甚至改变神话传说原貌,拆卸组合,构建成新的情节,使之完全服从抒情主题的需要。神话传说不过是从属于艺术表达的表层的东西,理性因素才是《离骚》的深层本质,这使得《离骚》同“亵慢淫荒”的巫歌巫舞有了根本的不同。《离骚》开启了自觉运用超现实想象的新时代。

《离骚》之奇还表现在它创造性地运用了“美人、香草”的意象上。这两种文学意象其实同样来源于较为原始的楚地民间文化。借男女相悦相慕来比拟“神人以和”正是巫歌巫舞相当古老的传统,人神恋爱的成功象征祭祀的成功,人神的失恋则反映了双方交接的艰难,由此发展为借男女私情寄托君臣关系的写法乃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而香草作为献祭之物和巫的饰物,并作为爱情的象征物,同样是流传久远的习俗。屈原受民间文化的启示,将这两种意象用于文学作品中,形成了一个复杂而巧妙的象征比喻系统。就美人意象来说,有两种情况,一是诗人自喻,用美人象征个人的高洁,如“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注32)由此出发出将君王比作夫君,将自己的被疏远比作妇人的被遗弃:“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注33)二是以美人比喻君王,如“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注34)由此出发用“两美必合”象征明君贤相的遇合,用“周流求女”,象征追求志同道合的圣明之主。就香草意象来说,也有两种情况,一是用以指代美好的品德和杰出的才能,进而用采集香草和以香草为饰象征自我的刻苦修养,如“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注35)二是和恶草相对,象征政治斗争的双方,如“民好恶其不同兮,惟此党人其独异。户服艾以盈要兮,谓幽兰其不可佩”。(注36)《离骚》中这两种意象反反复复地使用,使得诗歌意境朦胧,描写形象,色彩斑斓。较之《诗经》相对简单的比兴,由“美人、香草”意象所构成的象征比喻系统,显然具有更丰富的意旨和更强的表现力。

三、屈原的爱国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精神对后世的影响

屈原关心现实,忧国忧民的积极处世态度,高洁耿介的品德,奋不顾身地为正义事业和进步理想顽强奋斗的精神,不仅为封建时代的士大夫树立了榜样,而且两千年来一直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景仰,已经被吸收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组成部分。

(一)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的国人,已经化成为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一部分。

屈原以他的人格魅力,受到后人的无限敬仰。他那不屈不饶地追求真理的精神,独立耿介的操守,忠贞不二的爱国情怀,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一部分。

(二)屈原的浪漫主义精神深深影响了中国文学史上那些以想象力著称的诗人。

屈原作品对后世的影响最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充满奇幻想象的浪漫精神和巧妙,利用美人香草所构成的象征比喻系统。就浪漫精神而言,中国文学史上那些以想象力著称的诗人,如唐代的李白,李贺,清代屈大均,龚自珍等,都曾写下大量借助神话故事、历史传说和运用夸张手法以抒发内心强烈感情的诗篇。在这个方面,他们与屈原有着明显的血脉贯通之处。就利用美人香草的象征比喻手法而言,自屈原发端,形成了绵延至今的一个传统,能够加以巧妙运用者代不乏人。一般读者长久浸淫其中,对美人香草意象也能心领神会,完全明白其意象所指。屈原的这一创造,不仅给予后世作家无穷启示,而且还培养出了具有相应鉴赏力的读者。

屈原不愧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位伟大诗人。他的作品,洋溢着热爱祖国、忠于理想的激情,充满着神奇瑰丽的想象,富于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与《诗经》在文学史上并称“风骚”,它将永远垂范于后世。

引文注释:

(注1)司马迁:《史记》,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745页。

(注2)司马迁:《史记》,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745页。
(注3)司马迁:《史记》,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745页。

(注4)司马迁:《史记》,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745页。

(注5)司马迁:《史记》,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745页。

(注6)司马迁:《史记》,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745页。

(注7)司马迁:《史记》,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745页。

(注8)司马迁:《史记》,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745页。

(注9)萧兵:《楚辞全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18页。

(注10)萧兵:《楚辞全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9页。

(注11)萧兵:《楚辞全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14页。

(注12)萧兵:《楚辞全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3页。

(注13)萧兵:《楚辞全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18页。

(注14)萧兵:《楚辞全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4页。

(注15)萧兵:《楚辞全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14页。

(注16)萧兵:《楚辞全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5页。

(注17)萧兵:《楚辞全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13页。

(注18)萧兵:《楚辞全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5页。

(注19)萧兵:《楚辞全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5页。

(注20)萧兵:《楚辞全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3页。

(注21)萧兵:《楚辞全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10页。

(注22)萧兵:《楚辞全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5页。

(注23)萧兵:《楚辞全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6页。

(注24)司马迁:《史记》,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745页。

(注25)萧兵:《楚辞全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103页。

(注26)萧兵:《楚辞全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3页。

(注27)萧兵:《楚辞全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5页。

(注28)萧兵:《楚辞全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3页。

(注29)萧兵:《楚辞全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2页。

(注30)萧兵:《楚辞全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4页。

(注31)萧兵:《楚辞全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6页。

(注32)萧兵:《楚辞全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5页。

(注33)萧兵:《楚辞全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3页。

(注34)萧兵:《楚辞全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2页。

(注35)萧兵:《楚辞全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2页。

(注36)萧兵:《楚辞全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14页。

参考文献:

⒈ 郭沫若《屈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

⒉ 李中华、朱炳祥《楚辞学史》,武汉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版。

⒊ 萧兵《楚辞全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

⒋ 萧兵《楚辞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6月第1版。

⒌ 萧兵《楚辞与神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10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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