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智慧：后现代主义的健康导向
一、否定性后现代主义：现代性危机的集中体现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30年代萌芽、二战以后出现、七八十年代震撼思想界，首先肇始于文学艺术领域，随后波及哲学、科学哲学、心理学、宗教、法学、教育学等领域的一种流派繁杂的批判否定超越“现代性”的情绪、思潮和理论。其中的主流是激进的否定性的后现代主义，它表面上激烈地否定解构“现代性”，实际上恰恰集中体现了“现代性危机”：德性传统的精神家园失落所造成的精神分裂和意义危机。
现代化运动，是人类历史上继石器革命、农业革命以来第三次大规模的社会革命过程，这是以工业化为基础，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的社会转型过程，也是人类的理性之光揭开自然神秘面纱的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世界解除巫魅”（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的理性化的过程，“集权化、官僚化、科学、国家主义、西方化、科技、工业化、都市化、机械化、物质主义等等”，都是“理性化”的不同表现。（1）。现代化的精神实质——“现代性”就是以各种技术手段以征服自然为目的满足人类的功利需要的工具-目的理性主义。在工具-目的理性主义的精神导向之下，人类把奥妙无穷的大自然，化约为可用数学算计、可为技术操纵、可用劳动征服的客观物质对象，在仅仅几百年的时间内就创造了远远高于过去数千年所创造的生产力；与此同时，整个社会也建构了以追求效率为目的的工具-目的理性化的官僚行政体制和市场经济体系的异化的社会控制体系。正如艾凯所说：“现代化是一个古典意义的悲剧，它带来的每一个利益都要求人类付出对他们仍然有价值的其他东西作为代价。”（2）现代化使现代人类从传统宗教和政治权威下解放出来，成为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的自由“主体”，但也给人带来一个无情冷漠异己的世界，造成了社会关系的物化，使人的精神处于无家可归的流放状态。人类戡天役物的结果却是“人为物役”，丧失了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这种“现代性危机”，其实伴随着现代化过程的始终，只不过在现代化高度发达的西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日益明显凸现出来，成为西方思想家们议论的焦点：
马克斯·韦伯揭露工具目的理性的“官僚制铁笼”中，感慨“专家没有精神，纵欲者没有心肝，如此浅薄的人类自负登上人类文明顶峰”。马尔库塞批判了科技理性专制下西方社会的“单面人”现象。哈贝马斯则揭示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工具-目的理性的政治经济体系过度膨胀对“生活世界”殖民化所造成的“合法性危机”、“合理性危机”。利奥塔得通过对“科学知识”对于“叙事知识”扩张进逼的“文化帝国主义的全部历史”的研究，揭示了发达西方社会“叙事危机”和“合法化危机”。丹尼尔·贝尔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精神已失落了“新教伦理”的精神性的维度，只剩下资本无尽扩张“贪婪攫取性”的一面，结果导致整个社会的分裂。（3）麦金太尔指出：自从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过程其实是人类历史上德性传统失落“道德无序”的“黑暗时期”。（4）上述学者大都被列为哲学和社会学领域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其实只有利奥塔得对“后现代主义”持一种激进的肯定立场，是否定性后现代主义的典型代表。利奥塔得认为，启蒙运动促使科学求真和自由解放齐头并进，造成了两套大的合法性的叙事（grand narrative）：一是以法国革命为代表的关于自由解放“大叙事”，一是以德国黑格尔传统为代表的关于思辩真理的“大叙事”。这两种现代性“神话”对立统一，为制度化的科学作辩护，许诺正义与真理，导致了科学的迅速发展和主体性的极端膨胀，也导致了自身“大叙事”合法性的失效。由此产生了后现代知识状态的哥白尼革命：知识分子不再是研究传授知识追求真理、关注社会解放的“自由精英分子”，而是控制信息或者进行话语游戏的知识专家。在他看来，后现代是一种精神，一套价值模式，它表现为：消解、去中心、非同一性、多元论、解“元话语”，否定现状、专事反叛，不断创新......（5）这种激进的否定精神，与德里达、福科等人是一致的，他们都激进地拒绝总体性的理论和普遍主义的理性，强调差别、零碎和多元，破坏有余，建设不足，是后现代主义的主流。即使象被人们称作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罗蒂也持有相似的激进解构的立场：他以实用主义的话语，提倡反本质主义和反表象主义从事话语游戏的“后哲学文化”，所以也不是真正的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6）这种激进的否定性的后现代主义，正如杰姆逊所研究的，实际上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反映。在他看来，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后现代社会或者后工业社会，而是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即现代性的社会：商品交换的原则和商品拜物教不仅扩展到政治经济领域，而且进一步渗透到文化领域、精神领域，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不是真正的精神的自由创造的精英文化，而是文化工业制造出来的作为赚钱商品的“大众文化”。在紧张的异化劳动中，在大众传媒操纵的“他人导向”下，社会大众沦落为丧失个性的“零散化”的空虚的“原子”的集合。作为反映这种社会现实的否定性的“后现代主义”有如下几个特点：深度模式削平，历史意识消失，主体性丧失，距离感消失等等。深度模式削平和敏感的消失，也就意味着真理与非真理界限的消失，不再有与客观实在相符合的真理，只有花样翻新的“文本”话语游戏；历史意识的丧失和主体的消失，也就是一种精神“耗尽”（burstout）主体破碎的“精神分裂症”。（7）如此病态的思想状况，确实集中反映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性危机”。因此，不管这些激进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们，曾经如何深刻地揭露了“现代性危机”，但他们本身并非是与“现代性”完全异己的力量。所以遭到了许多更深刻的西方思想家们的拒斥：哈贝马斯主张用知识分子的“话语共同体”的“交往理性”的“新理性”补救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丹尼尔·贝尔主张用“新宗教”拯救现代西方的精神危机；杰姆逊期望“新历史主义”的复兴；麦金太尔则把希望寄托的亚里士多德“德性传统”。而以大卫·格里芬为代表的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则提倡一种有机主义的“后现代主义世界观”，则抓住了现代性危机的症结，代表了后现代主义的健康的新趋势，值得我们研究：
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辩正否定以大卫·格里芬为代表的一批后现代主义学者，不赞成否定性的后现代主义彻底解构“现代性”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立场，组建了“后现代世界中心”和“过程研究中心”，企图“通过对现代前提和传统概念的修正来建构一种后现代世界观。”同时企图通过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的根本革命建构一个“与一种新的世界观互依的后现代世界。一个后现代世界一方面将涉及具有后现代精神的后现代的个人，另一方面，它最终要包含一个后现代的社会和后现在全球秩序。超越现代世界将意味着超越现代社会存在个人主义、人类中心论、父权制、机械化、经济主义、消费主义、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这种建设性的、修正的后现代主义是现代真理和真理观与前现代真理和价值观的创造性的结合。”（8）它批判现代主义机械论的世界观和科学主义，却不抛弃现代世界取得的巨大进步和科学本身；它企图重新恢复有机论的“返魅”的世界观，却不主张简单地回归传统。其宗旨是企图在现代性辩证否定的基础上，在更高层次上对传统有机论的世界观辩正回归。尽管从现实的角度申视似乎带有理想性乃至空想性色彩，但却符合现代性发展的规律和人类认识世界的规律，代表了当代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健康取向。
1、剖析了现代二元论机械唯物论科学世界观的渊源，揭示了现代性危机的症结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认为，导致现代性危机的症结是二元论和机械唯物论的科学世界观。这个科学世界观源于伽里略、笛卡儿、波义尔和牛顿等人的二元论的超自然论：上帝创造了世界，却并非内在于世界，只是从外部将运动和法则施与世界，由此最终导致一个现代科学的机械论或二元论的世界观。（9）这种世界观有如下六个特点：
其一、客观论：自然的基本元素——亚原子粒子、原子、分子甚至生命细胞——从本质上讲都是纯粹客观的。他们不仅在作为我们经验的对象这个意义上来说还是从本质上讲都不过是客体。其二、现象论：否认事物中有什么可隐匿秘密的东西。其三、机械运动论：由于客体没有可以隐匿的内在实在，因而它们的运动是机械性的位移，不是内在性的生成。其四、机械决定论：这些客体之间相互的因果作用是纯机械性的外因，没有任何内在的自因。其五：还原论：这是机械论世界观的首要原则，认为所有“整体”，最终会还原成它们的部分；所有的物体，最终会还原成一组基本粒子。较大物质的行为全然是其较小部分作用的结果，它们与他物之间的因果力量也完全是由其较小部分的因果力量所决定的。这种还原论把“有机体”（如细胞）的一切带有目的性的行为都要还原成机械的相互作用。一切明显的从潜在的到现实的状态的运动都可以还原成基本粒子在空间的运动。基本粒子的重新排列决定了动物有机体的一切功能。其六：感觉论：与现在本体论论互为依据的认识论坚持，所有经验都源于感知，所有的感知都是感官感知。上述机械唯物论的观点，与二元论的观点是一致的，只不过二元论强调心的独立作用，仍然与机械唯物论的观点平行。（10）这种还原论的科学世界观，解除了前现代世界观中的精神性和生命性的“魔力”，使人生价值失去了形而上的本体依据，是相对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产生的最根本的原因，导致了人类数千年建构的精神文明世界的坍塌。“没有了这个基础，还有什么能够鼓舞人们向着具有更高价值的共同目标而共同奋斗？只停留在解决科学和技术难题的层次上，或即便把他们推向一个新的领域，都是一个肤浅和狭隘的目标，很难真正吸引住大多数人。它不能释放出人类最高和最广泛的创造能量，而没有这种能量的释放，人类就陷入渺小和昙花一现的境地。从短时期内看，它导致了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毫无意义的活动，从长远看，他正在把人类推向自我毁灭的边缘。”（11）这种给人类带来极大便利舒适又带来巨大隐患现代科学世界观，在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看来，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想规范，而是人类思想的一种畸变，是必须被超越的：第一，有越来越多的证据告诉我们，当代的科学世界观与人类的整体不相符；第二，现在范式的后果从许多方面上对于人类、对于我们的社会、对于我们这个星球并无裨益。我们时代严重的全球性问题和帐号从核武器的威胁到有毒化学物质，到饥饿、贫困和环境恶化，到对地球赖以生存的体系的破坏——凡此种种都是几个世纪以前才开始统治世界西方工业思想体系产生的直接后果。”因此，“科学的世界观并不能实际生活和管理社会提供足够的指导。”（12）所以，他们认为，“如果我们想通过一种有意义的方式得到拯救的话，就必须进行一场真正有创造力的全新的运动，一种最终在整个社会和全体个人中建立一种新秩序的运动。”“必须在现代世界彻底自我毁灭和人们无能为力之前建立起一个后现代世界”（13）为此，必须首先确立后现代的科学世界观。
2、主张在现代物理学基础上，建立“返魅”有机论的后现代科学世界观，指出了解决现代性危机的根本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则主张在现代物理学和怀特海有机主义过程哲学的基础上，建立“返魅”有机论的后现代科学世界观。
他们认为，在20世纪，以相对论特别是量子力学的现代物理学，颠覆了还原论和二元论的机械唯物论的现代科学世界观，揭示了世界有机整体统一的现实。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引进时空统一场概念是背离机械论的首要一步，这种理论与机械唯物论关于“宇宙的构成物是分离的、基本的和机械的假定是矛盾的。这就产生了一种......完整的整体和流动的整体的关联，他还被称作无缝的宇宙。宇宙就是一个无缝的和完整的整体，我们在其中所观察到的所有形式都是我们的观察和思维方式抽象出的结果。”（14）量子论是一种更彻底地非机械论物理学。“量子物理学认为，根本不存在连续的运动；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内在联系、不同部分之间的联系以及与事物密不可分的环境依存确实存在的。而且不能够进一步分解。这一切表明，世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15）大卫·伯姆称作“隐性秩序”，这种世界有机整体运动的“隐性秩序”是第一位的。“外在联系是第二位的，是衍生的真理，只适用于事物的第二秩序，我称这一秩序为显露的或者展露的秩序。这种秩序无疑是现代科学所关注的。内在联系的真理只所以是更为根本的真理，因为我称为隐性秩序的基本秩序是真实的，还因为在这一秩序中，整体以及所有其它部分都是包含每一部分中的”。（16）仅仅把握机械论的“片段性的思维正是导致现实逐渐蜕变成为无序的、不协调的和毁灭性的行为。”它使人类把世界看作是由我们相分离的，是一些计算操纵的、由互不关的部分组成的，使人类成为孤立的人，使我们待人接物的动机也变为操纵的与计算的了。而“隐性秩序”的观点“这意味着我们包含于世界中——不仅包含于他人中，而且包含于整个自然中。”如此，“我们将像对待我们至爱之人一样呵护”我们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界。因而，“后现代科学必须消除真理与德行的分离、价值与事实的分离、伦理与实际需要的分离。”要消除这些分离，“就必须给我们对知识的整个态度进行一场巨大的革命。”（17）后现代科学将整个世界赋予主体性自决的“魅力”，并以科学家出身的美国哲学家怀特海作为哲学辩护。他们坚持认为，所有原初的个体都是有机体，都有内在的联系，都具有哪怕些许的目的因的自决的主体。所有的事物都是生命的核心，都有自身的利益，都具有平等的内在价值。从怀特海的过程哲学来看，任何事物，从过去相互作用的总和而言，是一个由因果关系的“动力因”决定的“客体”，但同时从当前的“自决”而言，又是“主体”。因此，整个世界虽然不是“泛神论”的，却具有“泛经验”的“魅力”。他们认为，“经验”不是只特定的源于生物感官的经验，而是不同层次原“个体”过去所经历的一切事件和全部整体有机联系的影响，如此“经验”就由局限于动物的感官而普泛于一切原初“个体”。（18）
三、后现代主义的健康导向：与大道智慧殊途同归健康性的后现代主义，主张在保留现代性特别是现代科学成果的基础上，扬弃“现代概念中的消极因素和破坏因素”，在更高层次上向传统有机主义的世界观回归，对处于“现代化危机”和“现代性危机”中的中国现代文明转型具有重要的启示性作用。正如大卫·格里芬在《后现代科学·中文版序言》中指出的：“中国可以通过了解西方世界所作的错事，避免现代化带来的破坏性影响。这样做的话，中国实际上是‘后现代化了’。”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现代化，是西方宗教科技文明冲击下的被迫现代化过程，中外发展“时代差”，使现代化的历时过程，化为传统、早期现代、晚期现代现和后现代的共时性的纠结与结构性的冲突，使中国现代化陷入传统与现代的两难，而不得不在“循常”（遵循西方现代化的常规模式）不能的情况下，学习西方“最先进”（“最现代”）的思潮创造新的与传统智慧结合，以“超越”地辩正“回归”传统的方式，解决现代化两难困境。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就是以“超越”地“回归”传统的方式解决中国早期现代化困境的成功尝试。如今中国的晚期现代化，又重新面临中国早期现代化“传统”与“现代”的两难困境，而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后现代主义特别是其中的健康性的后现代主义流派，从某种意义上说，如同当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我们送来马克思主义”一样，可以为中国当今的现代化的导向提供新的思路和历史契机。历史的智慧告诉我们，“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今天同样可以在创造性地继承中华传统的基础上，迎接后现代主义的挑战，超越外向出口导向型现代化所带来的新的问题。为此，我们必须首先找到中国传统智慧与后现代主义的契合点。
1、中国传统道学智慧与后现代的科学世界观的同构性与互补性，可以导后现代健康潮流于博大精深美国年轻物理学家卡普拉在他所著的《物理学之道》中指出：“现代物理学几乎总是朝这样一个方向，即持一种与东方神秘主义所持观点非常相似的世界观。现代物理学的概念与东方宗教哲学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具有惊人的平行之处。”“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之间的相似性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如果说物理学今天把我们带向一种世界观，它在本质上是神秘主义的，那么这就是以某种方式回到2500年以前的起点上。”（19）“和机械论的西方观念相反，东方的世界观是‘有机’的。在东方神秘主义看来，可以感知的所有事物与实在都是相互联系的，是同一终极实在的不同方面的表现。”（同上）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也用卡普拉的观点作为自己观点的论据，显然也赞同后现代主义科学世界观与东方世界观的平行性与相似性。以中国传统为代表的东方世界观是有机的，这一点李约瑟曾经做了详尽的阐述：在中国传统世界观中，“万物之间互相作用，并不是得之于机械的冲力，或者机械的因果作用，”，“而系由于在永不休止、反复循环的宇宙中，各个事物各有其位。禀赋与生俱来的本性，使各个事物之行动必然如此。如果事物不以此特有的方式行动，则各个事物就会丧失其在整体中的关系位置（整体正是使事物成为事物自身之物）而转变成最基本性的事物。万物都是以依赖宇宙大集体之一份子的姿态存在。”（20）“道”是中国传统有机主义世界观道学体系的轴心，它既是宇宙发生的“原初混沌虚无状态”，又是世界的“所以然”的存在的本体根据，也是人的世界的价值源泉和最高价值尺度，又是主体自我安身立命的终极归宿，因此万物生生不息，阴阳有序，天人合一，形成了有机的统一的整体。中国传统儒释道三家虽然具体学说不同，但皆尊道而贵德，属于同一的中华道学体系。道的学说兼具宗教、哲学、科学的三重优点，而又无三者的偏失，还可以成为现代社会人们树立信仰的最佳选择之一。终将能形成巨大的精神力量，给社会道德和人生信仰以强有力的支持；但是单纯的宗教往往感情胜过理智，导致盲目信仰和宗教狂热。哲学有穷根究底的精神，表现理性智慧的高度光辉；但是单纯的哲学往往理智压倒情感，缺少投入和献身的精神；科学求真、实证、有效，是社会进步的有力工具；但是单纯的科学只是工具理性，不能不给人们的目的和价值。然而道学说可以把三者贯通起来。......近现代一些西方科学家试图借用“道”的概念，重新建构科学理论模式。美国物理学家卡普拉用“道”解释“场”，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李政道用“道”解释“测不准定律”。这些迹象表明，道的学说能与现代科学相容，能够走向世界，从而有可能成为沟通东西方文化的桥梁。道是广大而无形的道路，它可以通向四面八方。（21）其实“道可道非常道”，道不是神秘莫测的玄学，而是人类生命主体的体验，在“致虚极守静笃”的本心的直觉中，“道”如春风拂面一般无形无象却亲切而真实。“道”的行为表现就是“道德”，“道”的语言表现就是“道理”，“道”技术表现就是“阴阳五行八卦”的太极数理模式。这个在不干扰自然状态下以人体为参照模式的传统数理技术模式，并不比在孤立的实验条件下以外物为参照模式的现代科技理论，更少一些实用性。因而，中国古代才有李约瑟所称道的远远领先于西方17个世纪的技术发明成果。
中国传统道学体系智慧深厚，可导后现代健康潮流于博大精深。而健康性后现代主义切近时代，可为中国传统道学提供在后现代复兴的契机。
2、大道智慧是遏制巫术邪教流行的良药，才能解决中华民族的安身立命问题如果说，科学世界观所导致的“上帝死了”，是西方“现代性危机”的症结所在，那么在科技科技文明的冲击之下由于科学主义的流行所导致的“大道既隐”，也是中国“现代性危机”的症结所在。“现代性危机”就是丧失的民族文化轴心的本体理念的灵魂所导致人欲横流的恶果。除了召回失去的民族魂，无处可以安身立命。但是对于已经充分理性化了现代西方人来说是已经很难再返回非理性的人格神“上帝”怀抱，只好转而求其次而不得不求助于恢复泛神论的生机世界观；而中国人则有可能在借鉴现代物理学和后现代主义的基础上，重新体悟生生不息大道智慧。但是由于大道失落已久，人们特别是现代知识分子对传统的道学世界观已经相当陌生，自然会对中华传统智慧产生相当多的误解，以为一提到中国传统，就是迷信和东方神秘主义，就会想到算命打卦，神神道道，乃至想到困扰当今中国社会安定的邪教流行末世现象。因此，本文不得不对此进行辨析：
的确，不能否认东方“道学”世界观具有神秘主义的因素。中国传统“道学”源于原始社会普遍存在的“玛纳”巫术信仰，玛纳巫术信仰贯穿了一种原逻辑的原始思维方式，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认为是神秘主义的低级思维，而列为·施特劳斯则从结构主义者视角，认为是与现代理性思维平行的一种人类智慧。（22）由于中华民族的文明化过程，走了一条侯外庐所说的新旧纠葛的“维新路线”（23），欠发达的生产力和私有制的“钝刀”没能彻底斩断中国文明社会与原始社会的联系，原始社会的宗教信仰、原始思维的缺点和优点，许多都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保留下来了。在民间文化的“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中，保留了更多的原始非理性的信仰；而精英文化的“大传统”（great tradition），则在卡尔·亚斯贝斯所说的人类轴心期文明时代的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驱除巫魅”而理性化了。对此马克斯·韦伯在《中国道教与儒教》已作了详尽地阐述（24）。只不过中国传统的“理性化”不是西方传统基于圣俗二元对立和主客二元对立以形式逻辑为形式的抽象理性主义，而是主客圆融的具体实用理性主义。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在“大传统”道学智慧的引导下，中国民间文化的巫术“小传统”，呈现出一种替天行道健康状态，但是近代以来随着“大传统”的道学世界观的退隐，中国民间的“小传统”失去了正确的引导，结果导致邪教的乘虚而入。
如今造成我国现代化建设和社会稳定巨大困扰的邪教流行的现象，除了社会转型所造成的“生存危机”与“意义危机”的现实原因以外，失去中国“大传统”道学智慧的制约是一个重要的文化原因。人的心灵具有一种天然的“终极关怀”的渴求，在市场经济转型的大过渡时代，这种渴求日益突显出来。但是，市场经济一方面“无情的撕碎了笼罩在一切之上温情脉脉的面纱”，击碎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安身立命的共同体，打破了大一统的意识形态垄断的格局，造成了空前的“生存危机”和“意义危机”，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民间社会“小传统”的复兴。失去了“大传统”智慧的引导，民间文化自然而然偏向非理性的巫术来至邪教流行的格局。
在这种情况下，弘扬现代科技理性主义是必要的，但却并不能解决根本的价值信仰问题。解铃还须系铃人，只有一脉相承的中国文化“大传统”的实用理性智慧，才能有效地化解民间文化“小传统”的非理性狂热。如果知道“凡所有象皆是虚妄”的佛学中道空慧，如何迷信于粗陋“法轮”的蛊惑？如果具有了解“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的传统人本主义信念，如何匍匐于鬼神的淫威？邪教之为邪教，就在于危言耸听，蛊惑人心，遮蔽智慧，扰乱政纲，以逞贪欲，必遭社会政权的镇压。自古及今，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为社会之大患。故其泛滥之初，就遭到中国传统智者的抵制与防范。因为“神奇卓越非至人，至人只是常”；神神秘秘非正道，正道即人道。
3、中国建立后现代“理治”社会的前景大道并行而不悖，殊途而同归。各个民族文化不管怎样特殊，终归要趋向“和而不同”的大同社会。现代性社会不是一个已完成的现成格局，而是必将被超越的暂时过程。超越了现代性的“后现代”的社会秩序是怎样的呢？从人类社会秩序治理的轴心原理来看，无非是“道德原则”与“治理原则”的不同组合状况，随着物质和精神文明状况的变化而与时推移，从总趋势上大体呈现德治、宗治、法治、理治、道治五个阶段的“s”螺旋式的发展态势。（见图）（26）德治——原始社会阶段，人心淳厚，私欲淡薄，社会依人心的天赋之德（得）而治。宗治——是物质文明发展，私有观念出现，原始道德共同体瓦解，是以家庭家族共同体为基础的血缘宗法社会，社会“宗治”原则是家庭内部的的“仁爱”德治原则与家庭之间的等级“礼治”秩序的密切结合。法治——是人类私欲急剧膨胀，自我意识高度确立，理性高度发展资本市场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道德的、舆论、权威的影响力越来越小，人们不得不服从自我利益的共识理性出发，建立强制的社会契约的法治秩序；在这样的社会里，传统的家庭共同体瓦解，人情冷漠，整个社会以法律规则建构成了高效率的机械社会，成为名副其实的“电脑机器系统”，这是一个违反人性高度异化的“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残酷的社会体制。“物极必反”，当人性异化的痛苦达到极限的时候，人们就会真切体认到“德治”原则的重要性，深刻认识到“法治”原则的缺陷，最终建立一个兼顾人道“真情”与客观“实理”，具有情理圆融中道智慧的的社会管理机制，这就是后现代的“理治”社会。人类社会的总趋势必然经过五个发展阶段，但对每一个社会具体的发展历程来说，却此往往呈现后来者居上的发展态势。中国传统“宗治社会”形态充分发达，但在进入“资本法治社会”时却步履维艰；西方中世纪“宗法社会”不发达，但却率先进入发达的“资本法治社会”。中国“资本法治社会”不发达，却极有可能率先进入后现代“理治社会”。“理治社会”是“宗治社会”与“法治社会”的阶段性合题。而人类最终会进入大道公行、天人合一、人和自然高度和谐的“道治”大同社会，即马克思所说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达、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高度统一、每一个人的自由是一切人自由的前提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或者共产主义社会。
注释：
（1）（2）艾凯《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4月出版209页；212页。
（3）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出版社（4）麦金太尔《德性之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1月出版。
（5）利奥塔得《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1月出版。
（6）罗蒂《后哲学文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5月出版。
（7）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1月出版。
（8）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科学·英文版序言》（9）（10）（11）（12）（13）（14）（15）（16）（17）（18）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科学》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8月出版3页；180-181页；75页；154页；75页；80页；82页；84页。
（19）《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11月出版6-7页（20）李约瑟《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二册，281页。
（21）牟钟鉴《走进中国精神》化文出版社199年1月出版163-164页。
（22）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列维·施特劳斯《理性思维》（23）后再如《中国思想史》（24）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25）《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11月出版291-292页。
（26）《般若》第1期第4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