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宣武区的湖广会馆已经被辟为北京戏剧博物馆。

图为博物馆外貌。

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刚过，北京两条有关博物馆的新闻被媒体炒得火热：

--北京开始修缮清代文人纪晓岚的故居阅微草堂。北京市政府接受专家的建议，将老字号的晋阳饭庄迁出，拔巨资修缮以恢复阅微草堂原貌，并辟为纪晓岚纪念馆。有关纪晓岚故居是否保留与修复的争论，终于在政府的干预下有了一个令人欣慰的答案。

--中国古动物博物馆面临窘境。仅有不足3000平方米的展厅陈列着我国古脊椎动物学几代科学家半个世纪采集的1000余件稀世精品。“一边是一流的展品，一边却是严峻的生存危机。为了博物馆的生存，我不得不亲自跑出去化缘。”馆长郭建崴先生显出一脸的无奈。两件新闻，一喜一悲。但对首都北京博物馆界来说，其背后存在深层次问题不仅仅是这些。

北京是六朝古都，从燕、蓟古城的兴建至今已有三干多年的历史。各个历史时期留下的文物古迹和历史遗存十分丰富，加上北京的首都地位，博物馆的数量和质量在全国堪称第一。像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等大型陈列馆，游人耳熟能详。据统计，北京市登记在册的博物馆有113家，有国家级的，有市区属的，也有个人开办的，其中一些博物馆的馆藏非常有特色。包括美术、天文、文博、建筑、军事、文学、遗址、战争等，名人纪念馆也有相当比例。博物馆数量约占全国博物馆总和的6.1％，居全国之首；常住人口与博物馆之比为11万比1，远远高于全国70万比1的平均比例。长期以来，北京的博物馆一直是市民心仪之地。

但是，北京的博物馆渐渐不那么受到欢迎了。除了一些位置好、展陈内容比较吸引观众外，如今大多数京城博物馆是“门前零落车马稀”。遐迩闻名的周口店遗址博物馆，80年代年平均接待游客数量在10万人以上，这几年每年仅有5万人左右。一些名人博物馆，大多数也是冷冷清清，有的一天的游客比工作人员还少，每年闭馆期间甚至长达４个月，为的是节省开支。上面提到的中国古动物博物馆面临的窘境，是目前北京众多博物馆现状的缩影。

难道生活在厚重历史积淀中的北京人就不想去博物馆？千里迢迢的外地游客是不是对京城博物馆缺乏热情？博物馆界也不想为游人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冷静观察，其实不然。

细细思量，北京博物馆门前零落与休闲旅游业的兴起不无关系。随着人造景观兴建的热火朝天，尤其是郊区一些自然风景区不断开发出来，首都北京提供给人们旅游休闲的项目多了起来。据官方提供的数字，目前北京接待游客的景点已经超过300个，形成了博物馆、人造景观、自然风景区三足鼎立的旅游市场格局。而游人到后两种景观旅游的人数有日益增长的趋势。像人造景观的世界公园，国庆期间游人如织，而离它不到两公里远的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游人人数难以相提而论。问题是面对休闲旅游的兴起，我们的游人究竟把博物馆放在自己休闲选择的第几位？在海外，双休日家长带着孩子到博物馆边参观边与孩子交流、沟通，被视为一种城市时尚。选择博物馆成为人们休闲的首选项目。然而在京城，人们对博物馆的认知度却令人汗颜。一年前，北京一家报纸举办“您身边的博物馆”问卷调查就很说明问题。调查结果显示：北京人对博物馆的基本状况缺乏了解，只有16％的人知道北京有多少家博物馆，仅有37%的人参观过10-20家博物馆。而与此相反，我们的一些家长，双休日带着孩子选择的多是麦当劳、肯德基、游乐园，甚至自选商场，博物馆往往排在了后面。但一味怪市民和旅游者似乎又失公允。“博物馆是文化的殿堂”，人们的这种求知意识并未并淡出。北京拥有一大批名人故居和纪念馆，像曹雪芹、鲁迅、郭沫若、宋庆龄、徐悲鸿、梅兰芳……一代代青少年都能从这里了解一些中华民族的著名人物，接受历史长河中积淀下来的人文精神的熏陶。但是，面对时代的变化，今天的博物馆除了注重求知意识外，更应该突出它的休闲地位。因为到博物馆求知，不同于去学校和书店，它带有更浓的休闲味道，观众可以在休闲中享受接受知识的快乐，难怪2000年世界博物馆日曾把主题定为"发现的快乐"。地处卢沟桥的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建起可与国外相媲美的半景画，采用声、光、电手段再现当年"卢沟桥事变"的场面，观众如亲临其境，很受欢迎，成为抗战纪念馆最受欢迎的参观项目。位于丰台区的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开办了一个名叫“模拟考古”项目，青少年在专家的指导下现场模拟挖掘，了解考古和历史知识，受到家长和学生的青睐，也成为京城博物馆的“知名品牌”。但是，大多数的京城博物馆并未适应人们的休闲变化而及时采取对策，博物馆几十年“面貌依旧”，展陈的内容、形式和表现手段依然呆板、陈旧、落后，难以吸引青少年观众的目光。这也许是博物馆为何不是北京父母假日首选休闲项目的原由。由此看来，树立"休闲意识"是博物馆走出困境的一个良策。

“我们不是不想创新，不是不想满足观众‘追新求异’的要求。关键是经费缺乏，还有陈旧的运行机制。”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博物馆蔡炳溪馆长道出了众多北京博物馆领导者的苦衷。

除像故宫、雍和宫等少数效益好的博物馆外，京城大多数博物馆的经费由国家包死。员工的工资福利、展览布展和藏品的保护等费用，全从这些经费中开销。靠国家拨给的经费勉强度日，维持博物馆的正常运转都谈不上，还能去把展览做大做活。一年前，记者曾经采访了今年7月逝世的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的发现者之一贾兰坡先生。老先生向记者谈起一直压在心头的愿望：把遗址搞成一个园林，按照古代的原貌建设，植被恢复到50万年前的自然状态。游人进来园区首先看见的是50万年前的景象。游人还可以学习古人怎样钻木取火，怎样打石器，怎样打猎。“但以目前遗址博物馆捉筋见肘的经济能力，要实现贾老先生的美好愿望谈何容易。现在上面每年拨给遗址博物馆的经费是9万元。杯水车薪的经费只能勉强维持正常的管理，根本谈不上对遗址进行保护。由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陈旧的展陈形式，观众日渐减少，门票收入越来越少。”蔡炳溪对前景感到忧心。中国古动物博物馆从1997年起每年举办“小达尔文俱乐部”活动，尽管得到了对古生物学感兴趣的中小学生的一致欢迎，报名者每年都络绎不绝，但因经费的原因，至今仍停留在每年只举办一届、每届只有二三十人的水平上。

解决经费不足成了京城博物馆再显生机的前提。一方面握着大量的珍贵资源，一方面却面临着生存危机，这不能不让人感到痛惜。要改变这种窘境，博物馆业作为一个国家的公益事业，国家拨款不可或缺，借鉴国外经验鼓励大企业向博物馆等公益性事业投资也是个好办法，但关键还是博物馆的业内人士要有生存意识，想方设法把创新的活力激发出来。博物馆作为文化产业的一部分，应该同样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进行管理。宣武区由区开发公司投资，在原湖广会馆基础上修建了北京戏剧博物馆，以综合开发形式进行经营。展厅以北京地区的戏剧、戏曲为主要内容，介绍从金中都、明清、民国到近代京剧界的代表人物，还配有照片及实物，很有专题博物馆色彩。在原会馆戏楼的基础上，修复、建造成更具有实用性的新戏楼，平时有一些文化界、戏剧界和其他戏剧文化爱好者到这里演戏看戏，不但有票友会形式的活动还有经济收入。中华民族博物院（中华民族园）通过企业化运作，搞活内部管理机制，展览内容不断出新，吸引各层次、各年龄段的观众，年接待观众达到百万，门票收入可观。这些取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赢"的成功做法，值得借鉴。

京城的博物馆，有国家级的，有市里管的，也有属区县管的。如何将分属不同级别管理的博物馆的功能发挥出来，是北京文物和旅游的职能部门应该考虑的事情。像在卢沟桥畔，目前有中国抗战纪念馆、抗战雕塑园、卢沟桥古桥三个景点，但各分属市和区管理，独立经营。可否把三家"联姻"，开设一条类似“抗战纪念地”的旅游专线，估计游人不会少。海内外游客知道故宫、长城的比较多，而对鲁迅故居、梅兰芳故居等名人纪念地知之甚少。虽然这与名人纪念地缺少宣传有无，但名人纪念地大多分布在胡同的小巷里，位置比较偏僻，交通不便，一定程度影响了游人参观的热情。曾经有一位热爱京剧的外地游客寻找程砚秋故居，结果在故居附近问路时竟有好多人都不知何处。因此，主管部门可否将多家名人纪念馆串联起来，开办“名人故居一日游”，笔者以为不愁没有观众。据了解，京城许多名人纪念馆的管理者已经行动起来，主动寻找出路。如举办“名人故居联展”、成立“名人故居协作网”、建立网站，向外发布展览、征集、交换信息等。今年春天，茅盾纪念馆、郭沫若纪念馆、鲁迅博物馆、宋庆龄故居、梅兰芳纪念馆、徐悲鸿纪念馆及老舍纪念馆，联合发售一种“追寻世纪名人”纪念联票，吸引了不少游客。这些都是北京博物馆界值得探索的走出困境的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