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志》·援江西篇第十

直省分疆，同于一统，而其私财力也甚于列国，利害不相及故也。自张芾、蒋文庆委祸江南，而寇难踵至，或死或困。

　　智者鉴之，则曾国藩治水陆军，以应江忠源，胡林翼竭湖北以事九江、安庆，肫肫乎其忠乎，燀々乎其威也，不求功名，功名固成。然自是以外无闻焉者，何哉？故曰：非常者，非常人之所为也。所贵乎豪杰者，为其能开拓心志，转移俗人之风尚也。然而陈不占习勇而蹈义，曹参画一而作歌，前事之师，成功一也。湖南壤地褊小，无争衡上国之志，咸、同以来，天下莫强焉，朝夕应人之求，而己日富强。巡抚、布政使虽自他省至者素有成见，见湖南省例不如彼，则亦治兵筹饷，以待四方之急，岂非骆秉章倡之耶？秉章前抚湖南，境内之不能防，其后纵横四出，无功之不立，鉴覆辙、知改弦故也。江西与湖南唇齿，自曾军出时，谋者已言当出军浏、醴乃能自立。秉章委事左宗棠，宗棠韪其言，以力不足故罢。未一岁，湖北、江西并沦陷，湖南力愈不足，乃始汲汲治援军，尤倾国以事江西，殆所谓收之桑榆者耶。乡使秉章不听宗棠，宗棠久持力不足之说，则湖南之亡可待也。湖南亡，而曾、胡湘军亦终困踬漂散，无以自固。然则洪寇之灭，湖南之盛，援江西之力也。而论者曰：“此非愿所及，会有天幸，乘国运，禀庙算耳。”则江、浙何以倾覆，闽、广何以不振，秉章之功焉可诬哉？

　　咸丰三年，江忠源守南昌，罗泽南往援，将兵勇几四千，虽无大功，而湘军习战自此起。

　　五年，临江、瑞、袁、吉安陷没，湖南东界尽邻寇。广东土寇复出郴、赣间，欲合大众。刘长佑、王珍等军转战酃、郴，江西巡抚频奏调刘长佑。十一月，郴寇平，长佑回军屯醴陵。

　　十二月，诏秉章募二千人，具器械饷粮助江西。秉章奏言：“湖南自桂东北至平江千余里，壤地毗连江西临江、瑞、袁，民气积弱，遇贼辄靡，多迎导、纳贡，民、贼合为一，官驿不通。

　　然袁州地居总要，距临、瑞、吉安道里适均，邮旅通行之路也。

　　楚军赴援，当先规袁州，然后东北可以援瑞、临，东南可以援吉安。刘长佑所部千五百人，增五百，则为二千人，二千人易办，然未足以战守也。臣今悉征南、北劲军，分隶刘长佑，期会醴陵、浏阳，两道并出，以厚其力，则江西得援兵之效，而于湖南窘蹙之局势亦翩然舒展，进退自如。”乃增调萧启江军，与长佑合五千人，长佑进萍乡，启江进万载。未发，而袁州寇轻骑略萍乡。醴陵屯将毛英勃躬率所部三百人，约田兴恕军四百人，往争城。兴恕后，英勃赴急先往，遇寇城下，直奔之，寇退，遂入城助守。寇屯芦溪不进，英勃计曰：“我兵少，待其至而合围，势必不利，不如先攻之，破其前锋，则寇不敢轻来，待大军至而进，彼气夺矣。”萍乡民见援军三百人敢前攻，皆以为神兵。寇散居民村，蜂出御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