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文集》·笔记

笔记二十七则（选十三则）　　礼　　古之君子之所以尽其心、养其性者，不可得而见；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故六官经制大备，而以（周礼》名书。春秋之世，士大夫知礼、善说辞者，常足以服人而强国。战国以后，以仪文之琐为礼，是女叔齐之所讥也。荀卿、张载兢兢以礼为务，可谓知本好古，不逐乎流俗。近世张尔歧氏作《中庸论》，凌廷堪氏作（复礼论》，亦有以窥见先王之大原。秦蕙田氏辑《伍礼通考》，以天文、算学录入为现象授时门；以地理、州郡录入为体国经野门；于著书之义例，则或驳而不精；其于古者经世之礼之无所不该，则未为失也。

　　赦

　　牧马者，去其害马者而已；牧羊老，去其乱群者而已。牧民之道，何独不然。　　诸葛武侯治蜀，有言公惜赦者。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吴汉不愿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每见启告治乱之道悉矣，曾不语赦也。若刘景升李玉父子，岁岁赦宥，何益于治？”’蜀人称亮之贤。厥后费礻韦秉政，大赦。河南孟光责韩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国藩尝见家有不肖之子，其父曲有其过，众子相率而日流于不肖。又见军上有失律者，主者鞭责不及数，又故轻贳子。厥后众土傲慢，常戏侮其管辖之官。故知小仁者，大仁之贼，多赦不可以治民，溺爱不可以治家，宽纵不可治军。

　　世泽　　主大夫之志趣、学术果有异于人者，则修之于身，式之于家，必将有流风馀韵传之子孙，化行乡里，所谓君子之泽也。就其最善者约有三端：曰诗书之泽，礼让之泽，稼穑之泽。诗书之泽，如韦玄成议礼，王吉传经，虞魏之昆，顾陆之裔，代有名家，不可殚述。我朝如桐城张氏，自文瑞公而下，巨卿硕学，世济其美。宣城梅氏，自定九徽君以下，世精算学。其六世孙梅伯言郎中曾亮，自谓莫绍先绪，而所为古文诗篇，一时推为祭酒。高邮王氏，自文肃公安国以下，世为名儒，而怀祖先生训信之学，实集古今之大成。国藩于此三家者，常低徊叹仰，以为不可及。礼让之泽，如万石君之廉谨，富平侯之敬慎。唐之河东柳氏，宋之蓝田吕氏，门庭之内，彬彬焉有君子之风。余所见近时缙绅，未有崇礼法而不兴，习傲慢而不败者。

　　稼穑之泽，推周家开国，豳风陈业。述生理之艰难，导民风于淳厚，有味乎其言之。近世张敦复之恒产琐言，张杨园之农书，用意至为深远。国藩窃以为稼穑之泽，视诗书、礼让之泽尤为可大、可久。吾祖光禄大夫星冈公尝有言回：“吾子孙虽至大官，家中不可废农圃旧业。”懿哉至训，可为万世法已。　　悔吝　　吉凶悔吝，四者相为循环。吉，非有祥瑞之可言，但行事措之咸宜，无有人非鬼责，是即谓之吉。过是则为各矣。天道忌满，鬼神害盈，日中则仄，月盈则亏，《易》（一撇一捺）多言贞吝。易之道，当随时变易，以处中当变，而守此不变，贞而吝矣。凡行之而过，无论其非义也，即尽善之举，盛德之事，稍过，则各随之。余官京师，自名所居之室，曰求阙斋，恐以满盈致各也。人无贤愚，通凶皆知自海，悔则可免于灾戾。故曰：“震无咎者，存乎悔。”动心忍性，斯大任之基；侧身修行，乃中兴之本。自古成大业者，未有不自困心横虑、觉悟知非而来者也。

　　各则驯致于凶，悔则渐趋于吉。故大易之道，莫善于悔，莫不善于各。吾家子第将欲自修，而免于残尤，有二语焉，曰：“无好快意之事，常存省过之。”

　　儒经　　《论语》两称“敏则有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