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通义》·卷七外篇二
永清县志皇言纪序例史之有纪，肇于《吕氏春秋》十二月纪。司马迁用以载述帝王行事，冠冕百三十篇，盖《春秋》之旧法也。厥看二十一家，迭相祖述，体肃例严，有如律令。而方州之志，则多惑于地理类书之例，不闻有所遵循，是则振衣而不知挈领，详目而不能举纲，宜其散漫无章，而失国史要删之义矣。夫古者封建之世，列国自有史书；然正月必系周王，鲁史必称周典，韩宣子见《易象》、《春秋》，以谓《周礼》尽在于鲁是也。盖著承禀所由始也。后世郡县，虽在万里之外，制如古者畿甸之法，乃其分门次类，略无规矩章程，岂有当于《周官》外史之义欤？《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掌达书名于四方。
此见列国之书，不得自擅，必禀外史一成之例也。此则撰志诸家，不明史学之过也。
吕氏十二月令，但名为纪，而司马迁、班固之徒，则称本纪。原其称本之义，司马迁意在绍法《春秋》。顾左氏、公、毂专家，各为之传；而迁则一人之书，更著书、表、列传以为之纬，故加纪以本，而明其纪之为经耳。
其定名则仿《世本》之旧称。班固不达其意，遂并十志而题为本志。然则表、传之不加本称者，特以表称年表，传称列传，与本纪俱以二字定名，惟志止是单名，故强配其数，而不知其有害于经纪纬传之义也。古人配字双单，往往有之，如《七略》之方称经方，《淮南子》论称书论之类，不一而足。惟无害于文义，乃可为之耳。至于例以义起，方志撰纪，以为一书之经，当矣。 如亦从史而称本纪，则名实混淆，非所以尊严国史之义也。且如后世文人所著诗文，有关当代人君行事，其文本非纪体，而亦称恭纪以致尊崇，于义固无害也。若称本纪，则无是理矣。是则方志所谓纪者，临本书之表、传，则体为轻，对国史之本纪。则又为纬矣。是以著纪而不得称本焉。
迁、固而下，本纪虽法《春秋》，而中载诏诰号令，又杂《尚书》之体。
至欧阳修撰《新唐书》，始用大书之法，笔削谨严，乃出迁、固之上，此则可谓善于师《春秋》者矣。至于方志撰纪，所以备外史之抬遗，存一方之抵奉，所谓循堂槛而测太阳之照，处牖隙而窥天光之通，期于慎辑详志，无所取于《春秋》书事之例也。是以恭录皇言，冠于首简，与史家之例，互相经纬，不可执一例以相拘焉。
大哉王言，出于《尚书》；王言如丝，出于《礼记》。盖三代天子称王，所以天子之言称王言也。后世以王言承用，据为典故，而不知三代以后，王亦人臣之爵。凡称天子诏浩亦为玉言，此则拘于泥古，未见其能从时者也。 夫《尚书》之文，臣子自称为朕，所言亦可称浩。后世尊称，既定于一，则文辞必当名实相符，岂得拘执古例，不知更易？是以易王言之旧文，称皇言之鸿号，庶几事从其质，而名实不淆。
敕天之歌，载于谟典；而后史本纪，惟录诏诰。盖诗歌抒发性情，而诏诰施于政事，故史部所收，各有当也。至于方志之体，义在崇奉所尊，于例不当别择。前总督李卫所修《畿辅通志》，首列诏谕、宸章二门，于义较为允协。至永清一县，密迩畿南，固无特颁诏谕。若牵连诸府、州、县，及统该直隶全部，则当载入通志，又不得以永清亦在其内，遂冒录以入书。如有恩赐、蠲通、赈恤，则事实恭登恩泽之纪，而诏谕所该者广，是亦未敢越界而书。惟是覃恩恺泽，褒赠◆封，固家乘之光辉，亦邑书之弁冕，是以辑而纪之。御制诗章，止有《冰窖》一篇，不能分置卷帙，恭录诏谕之后，以志云汉光华云尔。
永清县志恩泽纪序例古者，左史纪言，右史纪事，朱子以谓言为《尚书》之属，事为《春秋》之属，其说似矣。顾《尚书》之例，非尽纪言；而所谓纪事之法，亦不尽于春王正月一体也。《周官》五史之法，详且尽矣；而记注之书，后代不可尽详。盖自《书》与《春秋》而外，可参考者，《汲家周书》似《尚书》，《竹书纪年》似《春秋》而已。然而《穆天子传》，独近起居之注。其书虽若不可尽信，要亦古者记载之法，经纬表里，各有所主；初不拘拘《尚书》、《春秋》二体，而即谓法备于是，亦可知矣。三代而后，细为宫史，若《汉武禁中起居注》、马后《显宗起居注》是也；大为时政，若唐《贞观政要》、《周显德日历》是也；以时记录，历朝起居注是也；荟粹全书，梁太清以下实录是也。盖人君之德如天，◆计躔测，玑量圭度，法制周遍，乃得无所阙遗。
是以《周官》立典，不可不详其义，而《礼》言左史、右史之职，诚废一而不可者也。
纪之与传，古人所以分别经纬，初非区辨崇卑。是以迁《史》中有无年之纪，刘子玄首以为讥，班《书》自叙，称十二纪为春秋考纪，意可知矣。
自班、马而后，列史相仍，皆以纪为尊称，而传乃专属臣下，则无以解于《穆天子传》与《高祖》、《孝文》诸传也。今即列史诸帝有纪无传之弊论之。
如人君行迹，不如臣下之详，篇首叙其灵证，篇终断其大略；其余年编月次，但有政事，以为志传之纲领；而文势不能更及于他，则以一经一纬，体自不可相兼故也。诚以《春秋》大旨断之，则本纪但具元年即位，以至大经大法，足为事目。于义惬矣。人君行事，当参以传体，详载生平，冠于后妃列传之上。
是亦左氏之传，以惠公元妃数语，先经起事，即属隐公题下传文，可互证也。
但纪传崇卑，分别已久；君臣一例，事理未安；则莫若一帝纪终，即以一帝之传次其纪后。如郑氏《易》之以《象传》、《绿辞》附于本卦之后之例，且崇其名曰大传，而不混列传；则名实相符，亦似折中之一道也。方志纪载，则分别事言，统名以纪，盖所以备外史之是正，初无师法《春秋》之义例，以是不可议更张耳。
永清县志职官表序例职官选举，入于方志，皆表体也。而今之编方志者，则曰史有百官志与选举志，是以法古为例，定以鸿名，而皆编为志，斯则迂疏而寡当者矣。夫史志之文，职官详其制度，选举明其典则，其文或仿《周官》之经，或杂记传之体，编之为志，不亦宜乎！至于方志所书，乃是历官岁月，与夫科举甲庚，年经事纬，足以爽豁眉目，有所考索，按格而稽，于事足矣。今编书志之体，乃以知县、典史、教谕、训导之后，分类相从，遂使乾隆知县，居于顺治典史之前；康熙训导，次诸雍正教谕之后。其有时事后先，须资检阅，及同僚共事，欲考岁年；使人反覆披寻，难为究竟，虚占篇幅，不知所裁。
不识何故而好为自扰如斯也！夫人编列传，史部鸿裁，方志载笔，不闻有所规从；至于职官选举，实异名同，乃欲巧为附依，此永州铁炉之步，所以致慨于千古也。
《周官》御史掌赞书，数从政，郑氏注谓“数其现在之官位”。则官职姓名，于古盖有其书矣。三百六十之官属，而以从政记数之登书，窃意亦必有法焉。周谱经纬之凡例，恐不尽为星历一家之用也。刘向以谱与历合为一家，归于术数。而司马迁之称周谱，则非术数之书也。疑古人于累计之法，多用谱体。班固《百官公卿表》，叙例全为志体，而不以志名者，知历官之须乎谱法也。以《周官》之体为经，而以汉表之法为纬，古人之立法，博大而不疏，概可见矣。
东京以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