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 (历代诸家)》·魏晉南北朝詩（魏）一
曾操父子詩選
前言
曹操
樂府：
度關山
薤露行
對酒
蒿里行
短歌行（兩首）
苦寒行
步出夏門行（五章）
卻東西門行
陌上桑
氣出唱（三首）
精列
秋胡行（二首）
善哉行（三首）
謠俗詞
董逃歌詞
塘上行
曹丕（二十三首）
詩：
芙蓉池作
於玄武陂作
雜詩二首
清河作
清河見挽船士新婚與妻別作
代劉勳出妻王氏作二首
樂府：
短歌行
燕歌行二首
秋胡行二首
善哉行二首
丹霞蔽日行
上留田行
大牆上蒿行
豔歌何嘗行
煌煌京洛行
釣竿
十五
折楊柳行
曹植（五十三首）
詩：
公宴
送應氏二首
離友詩二首（並序）
三良詩
侍太子坐
贈徐幹
贈王粲
贈丁儀
贈丁儀王粲
贈丁翼
七哀
雜詩六首
贈白馬王彪（並序）
喜雨
朔風
雜詩
情詩
棄婦詩
七步詩
失題
樂府：
箜篌引
白馬篇
名都篇
薤露行
當來日大難
美女篇
野田黃雀行
遠遊篇
泰山梁甫行
盤石篇
怨歌行
種葛篇
浮萍篇
當牆欲高行
蝦鱔篇
吁嗟篇
升天行二首
仙人篇
豫章行二首
遊仙
五遊
苦思行
門有萬里客行
桂之樹行
前言
漢末建安峙期，是中國文學史上一個重要的發展時期，歷史上稱這一時期的文學為“建安文學”。
詩自三百篇以來，曾經歷了楚緋、漢樂府民歌等幾個重要發展階段，其內容和形式都有很大的變化。但漢朝辭賦盛行以後，文人崇賦而輕詩，文人詩作者不多，“二百載中惟有班固《詠史》質木無文”（鐘嶸《詩品》）。到了漢末建安則忽然改觀，詩壇上湧現出大量作家，其中曹魏父子（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等，足這俐時期的重耍代表。他們而對著極度動亂的社會現實，不禁“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寫出不少反映社會現實，富有峙代氣息的作品，打破了漢代詩壇的沉寂局面，使詩歌創作進入一個劃時代的里程。而曹魏父子則是這個時代的開山祖帥，他們直接繼承漢樂府民歌的現實主義傳統，寫出許多動人的詩篇，開創了建安新詩風，深刻而富有創造性地反映了那個動亂的時代，表現了他們積極進取，要建功立業，統一中國的雄心壯志，使作品充滿了新的氣息，新的格調，新的精神，形成了詩歌創作“彬彬之盛”。（鐘嶸《詩
品》）
漢末建安時期，是一個極動亂的歷史時期，處在這一時代的作家，他們深感各種社會矛盾在激化，從而產生改變這種狀況的政冶理想。這種理想表現在創作上，就構成建安文學“慷慨而多氣”（《文心雕龍．時序》）的獨特風格，即所謂“建安風骨”。曹魏父子是這個時代的先驅者，不論在政冶上，或在文學創作上都處在領導地位，而他們的詩“志深而筆長”，“慷慨而多氣”，語言精練質樸而富有文采，代表著建安文學的主流。所以曹魏父子的話最能體現“建安風骨“的特色。
在我國詩歌發展史上，建安時期又是詩歌形式多樣化的一個時期。從《詩經》到漢樂府民歌，詩歌的語言形式已從四言發展到五言。到了建安時朗，五言詩已成為文人詩的主要形式。而最能體現這一時期詩歌形式特點的又是曹魏父子的詩。他們創作技巧純熟，不但為五言詩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而且在他們的作品中，四言、五言、七言、雜言也無不具備。曹操的四言，曹丕的七言，曹植的五言是最富有代表性的，對我國古典詩歌形式的發展產生過積極的影響。
《曹魏父子詩選》所選入的詩，計曹操十三首，曹丕二十三首，曹植五十三首，共八十九首。這些作品內容比較豐富，有反映社會現實生活和人民疾苦的，有表現作者建功立業的理想和志向的，有描寫思婦幽怨、遊子思鄉的，還有幻想神仙遨遊和歡宴行樂的；藝術形式也較多樣化。
曹操（公元１５５—２２０），字孟德，沛國譙（今安徽省亳縣）人。他的父親曹嵩，三國志．魏志．武帝紀》說：“莫能審其生出本末”。只知道他是漢桓帝時曹騰的養子，後來官至太尉。曹操出身於官宦家庭，“少機警，有權數，任俠放蕩，不治行業”。二十歲舉孝廉，曾因“能明古學“被漢靈帝任為議郎。黃巾起義時，任騎都尉，起兵鎮壓黃巾軍。獻帝初，軍閥董卓專權﹒欲發帝自立。他又加入討伐董卓的聯軍。後來打敗黃巾，收編農民起義軍三十多萬，壯大自己的實力，便成為逐鹿中原的群雄之一。到了建安元年（公元１９６），他迎獻帝都許（今河南省許昌東），從此“挾天子以令諸侯”，擊敗了呂布、袁紹、袁術等各個敵手，而成為北中國的實際統治者。
曹操是東漢末期的政冶家和軍事家。又是一個很有成就的文學家。他“外定武功，內興文學”（《魏志．荀彧傳》引《魏氏春秋》），不但把有“治國用兵之術”的人集中在自己的手下，而且還收攬大批文人學士。當時集中在鄴（今河南省安陽北）下的文人，很多都是有才華的詩人，而曹操則是他們的保護人和詩歌創作的先導者。《文心雕龍．時序》說：“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他以自己的雄才大略和政治遠見，深刻地洞察社會，創造性地寫出許多揭露社會矛盾、反映亂離現貫，被稱為具有“建安風骨”的詩篇，為“建安文學”奠定了基礎。曹操現存的二十多首詩全是樂府歌辭。史家說他“登高必賦，及造新詩，被之管弦，皆成樂章”（見《三國志》注引《魏書》），可見他不僅是個詩家，而且是個愛好音樂的行家。尤為突出的是，他繼承了樂府民歌“感於哀樂，緣事而發”（《漢書．藝文志》）的現實主義傳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