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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五代史
《新五代史》，宋欧阳修撰，原名《五代史记》，后世为区别于薛居正等官修的五代史，称为新五代史。全书共七十四卷，本纪十二卷、列传四十五卷、考三卷、世家及年谱十一卷、四夷附录三卷。记载了自后梁开平元年（907年）至后周显德七年（960年）共五十三年的历史。《新五代史》撰写时，增加了《旧五代史》所未能见到的史料，如《五代会要》、《五代史补》等，因此内容更加翔实。但《新五代史》对旧“志”部分大加繁削，则不足为训，故史料价值比《旧五代史》要略逊一筹。
欧阳修宋朝
欧阳修集
欧阳修作为一代文宗，博学多才，诗、词、文创作和学术著述都成就卓著，为当时和后世所钦仰。其诗、词、古文、辞赋、四六等创作在宋代都领风气之先，艺术水平均臻于一流。他不但是作家，还是文学理论家，其散文中有许多篇章就是文论；其《六一诗话》是古代诗歌理论批评史上最早以“诗话”命名的开创性的著作。在学术领域，他在经学、史学、金石学等 方面都卓有成就。经学方面，他研究《诗经》、《周易》、《春，秋》，能不拘守前人之说，提出自己的创见。他的史学造诣更j深于经学，除了参加修撰《新唐书》250卷之外，又自著《新五代史》74卷，总结五代的历史经验，意在引为借鉴。他广泛收集周代至隋唐的金石器物、铭文碑刻，编辑成一部考古学的资料专集 ——《集古录》。他的著述，除了上述三种学术专著之外，其诗文结集今存《欧阳文忠公全集》，有明正德吉州刊本，明嘉靖十九年刊本，清康熙吉水曾氏刊本；《欧阳文忠公集》，有《四部丛刊》影元刊本。
欧阳修
洛阳牡丹记
牡丹出丹州、延州，东出青州，南亦出越州。而出洛阳者，今为天下第一。 洛阳所谓丹州花、延州红、青州红者，皆彼土之尤杰者。然来洛阳，才得备众花 之一种，列第不出三，已下不能独立与洛花敌。而越之花以远，罕识不见齿然， 虽越人亦不敢自誉以与洛花争高下。
欧阳修宋朝
牡丹谱记
洛阳牡丹记﹝宋﹞欧阳修撰花品叙第一牡丹出丹州延州，东出青州，南亦出越州。而出洛阳者，今为天下第一。洛阳所谓丹州花、延州红、青州红者，皆彼土之尤杰者。然来洛阳，才得备众花之一种列，第不出三，已下不能独立与洛花敌，而越之花以远罕识，不见齿然。虽越人亦不敢自誉，以与洛阳争高下。是洛阳者是天下之第一也。洛阳亦有黄芍药、绯桃、瑞莲、千叶李、红郁李之类，皆不减他出者，而洛阳人不甚惜，谓之果子花。曰某花云云，至牡丹则不名，直曰花。其意谓天下真花独牡丹，其名之著，不假曰牡丹而可知也。其爱重之如此。说者多言洛阳于三河间古善地，昔周公以尺寸考日出没，测知寒暑风雨乖与顺于此，此盖天地之中，草木之华得中气之和者多，故独与他方异。予甚以为不然：夫洛阳于周所有之土，四方入贡道里，均乃九州之中，在天地昆仑旁礴之间，未必中也。又况天地之和气宜遍四方上下，不宜限其中以自私。夫中与和者，有常之气其推于物也，亦宜为有常之形，物之常者，不甚美亦不甚恶。及元气之病也，美恶隔并而不相和入，故物有极美与极恶者，皆得于气之偏也。花之钟其美，与夫瘿木拥肿之钟其恶丑，好虽异而得一气之偏病，则均洛阳城围数十里，而诸县之花莫及城中者，出其境则不可植焉，岂又偏气之美者独聚此数十里之地乎？此又天地之大不可考也。已凡物不常有而为害乎，人者曰灾不常有而徒可怪骇。不为害者曰妖，语曰：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此亦草木之妖，而万物之一怪也。然比夫瘿木拥肿者，窃独钟其美而见幸于人焉。余在洛阳四见春，天圣九年三月始至洛。其至也晚，见其晚者。明年会与友人梅圣俞游嵩山少室缑氏岭石唐山紫云洞，既还，不及见；又明年，有悼亡之戚，不暇见；又明年，以留守推官岁满解去，只见其蚤者。是未尝见其极盛时。然目之所瞩，已不胜其丽焉。余居府中时，尝谒钱思公于双桂楼下，见一小屏立坐后，细书字满其上，思公指之曰：“欲作花品，此是牡丹名，凡九十余种。”余时不暇读之，然余所经见而今人多称者，才三十许种。不知思公何从而得之多也。计其余虽有名而不著，未必佳也，故今所录，但取其特著者而次第之：姚黄魏花细叶寿安鞓红[亦曰青州红]牛家黄潜溪绯左花献来红叶底紫鹤翎红添色红倒晕檀心朱砂红九蕊真珠延州红多叶紫粗叶寿安丹州红莲花萼一百五鹿胎花甘草黄一捻红玉板白花释名第二牡丹之名，或以氏，或以州，或以地，或以色，或旌其所异者而志之。姚黄、左花、魏花以姓著；青州、丹州、延州红以州著；细叶、粗叶、寿安、潜溪绯以地著；一捐红、鹤翎红、朱砂红、玉板白、多叶紫、甘草黄以色著；献来红、添色红、九蕊真珠、鹿胎花、倒晕檀心、莲花萼、一百五、叶底紫皆志其异者。姚黄者，千叶黄花出于民姚氏家。此花之出于本未十年。姚氏居白马坡，其地属河阳。然花不传河阳传洛阳，洛阳亦不甚多，一岁不过数朵。牛黄，亦千叶，出于民牛氏家，比姚黄差小。真宗祀汾阴还，过洛阳，留宴淑景亭，牛氏献此花，名遂著。甘草黄，单叶，色如甘草。洛人善别花，见其树知为某花云。独姚黄易识，其叶嚼之不腥。魏家花者，千叶，肉红花，出于魏相仁溥家。始，樵者于寿安山中见之，斫以卖魏氏，魏氏池馆甚大，传者云此花初出时，人有欲阅者，人税十数钱，乃得登舟渡池至花所。魏氏日收十数缗。其后破亡，鬻其园。今普明寺后林池乃其地。寺僧耕之以植桑麦，花传民家甚多，人有数其叶者云至七百叶。钱思公尝曰：人谓牡丹花王，今姚黄真可为王，而魏花乃后也。鞓红者，单叶，深红花，出青州，亦曰青州红。故张仆射齐贤有第西京贤相坊，自青州以馲驼驮其种，遂传洛中。其色类腰带鞓，谓之鞓红。献来红者，大多叶，浅红花。张仆射罢相居洛阳，人有献此花者，因曰献来红。添色红者，多叶花，始开而白，经日渐红，至其落乃类深红。此造化之尤巧者。鹤翎红者，多叶花，其末白而本肉红，如鸿鹄羽色。细叶、粗叶、寿安者，皆千叶肉红花，出寿安县锦屏山中，细叶者尤佳。倒晕檀心者，多叶红花。凡花近萼色深，至其末渐浅。此花自外深色，近萼反浅白，而深檀点其心，此尤可爱。一捻红者，多叶浅红花。叶杪深红一点，如人以三指捻之。九蕊真珠红者，千叶，红花，叶上有一白点如珠，而叶密蹙其蕊，为九藂。一百五者，多叶白花。洛花以谷雨为开候，而此花常至一百五日开
欧阳修宋
洛阳牡丹记
牡丹出丹州、延州，东出青州，南亦出越州。而出洛阳者，今为天下第一。洛阳所谓丹州花、延州红、青州红者，皆彼土之尤杰者。然来洛阳，才得备众花之一种，列第不出三，已下不能独立与洛花敌。而越之花以远，罕识不见齿然，虽越人亦不敢自誉以与洛花争高下。是洛阳者，是天下之第一也。洛阳亦有黄芍药、绯桃、瑞莲、千叶李、红郁李之类，皆不减他出者。而洛阳人不甚惜，谓之果子花曰某花（云云），至牡丹则不名直曰花。其意谓天下真花独牡丹，其名之著，不假曰牡丹而可知也。其爱重之如此。说者多言洛阳于三河间古善地，昔周公以尺寸考日出没，测知寒暑风雨乖与顺于此。此盖天地之中，草木之华得中气之和者多，故独与他方异。予甚以为不然。夫洛阳于周所有之土，四方入贡道里均，乃九州之中。在天地昆仑旁礴之间，未必中也！又况四方上下，不宜限其中以自私。所谓和者，有常之气，其推于物也，亦宜为有常之形。物之常者，不甚美，亦不甚恶。及元气之病也，美恶隔并而不相和入。故物有极美与极恶者，皆得于气之偏也。花之钟其美，与夫癭木拥肿之钟其恶，丑好虽异，而得一气之偏病则均。洛阳城围数十里，而诸县之花莫及城中者，出其境则不可植焉。岂又偏气之美者，独聚此数十里之地乎？此又天地之大不可考也。已凡物不常有而为害乎人者曰灾，不常有而徒可怪骇不为害者曰妖。语曰：天反时为灾，地反时为妖。此亦草木之妖而万物之一怪也。然比夫癭木拥肿者，窃独钟其美而见幸于人焉。余在洛阳四见春天：圣九年三月始至洛，其至也晚，见其晚者；明年，会与友人梅圣俞游嵩山少室缑氏岭、石唐山紫云洞，既还不及见；又明年，有悼亡之戚，不暇见；又明年，以留守推官，岁满解去，只见其蚤者，是未尝见其极盛时。然目之所瞩，已不胜其丽焉。余居府中时，尝谒钱思公于双桂楼下，见一小屏立坐后，细书字满其上。思公指之曰：“欲作花品，此是牡丹名，凡九十馀种。”余时不暇读之。然余所经见，而今人多称者才三十余种，不知思公何从而得之多也？计其馀虽有名而不著，未必佳也。故今所录，但取其特著者而次第之：姚黄魏花细叶寿女鞓红（亦曰青州红）牛家黄潜溪绯左花献来红叶底紫鹤翎红添色红倒晕檀心朱砂红九蕊真珠延州红多叶紫粗叶寿安丹州红莲花萼一百五鹿胎花甘草黄一擫红玉板白
欧阳修北宋
洛阳牡丹记
《洛阳牡丹记》一卷，宋欧阳修撰。修有《诗本义》，已著录，是记凡三篇。一曰花品，叙所列凡二十四种。二曰花释名，述花名之所自来。三曰风俗记，首略叙游宴及贡花，馀皆接植栽灌之事。文格古雅有法，蔡襄尝书而刻之於家，以拓本遗修。修自为跋，已编入《文忠全集》，此其单行之本也。周必大作《欧集考异》，称当时士大夫家有修《牡丹谱印》本，始列花品，叙及名品，与此卷前两篇颇同。其後则曰叙事、宫禁、贵家、寺观、府署、元白诗、讥鄙、吴蜀、诗集、记异、杂记、本朝、双头花、进花、丁晋公续花谱，凡十六门，万馀言。後有梅尧臣跋。其妄尤甚，盖出假托云云。据此，是宋时尚别有一本。《宋史·艺文志》以《牡丹谱》著录而不称《牡丹记》，盖已误承其讹矣。
欧阳修宋
易童子问
《易童子问》三卷，北宋欧阳修撰。《欧阳文忠全集》本。此书设童子与师问对之语，以说《易脂。卷一、卷二说六十四卦卦辞及《彖传》、《象传》大义。卷三则考辨《易传》七种之内容，认为《系辞传》、《文言》、《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五种非出自一人之手，不可视为孔子所作。此说发前人之所未发，至见疑古精神，在《易》学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但其解说《易》辞大义，却未能悉当。尚秉和先生《易说评议》指出：“惟欧于《易》象，既一概不知，于《易》理所入尤浅，故其说多空泛不切，且于《易》辞妄生疑惑。”
欧阳修宋
六一诗话
李文正公进《永昌陵挽歌辞》云：“奠玉五回朝上帝，御楼三度纳降王。”当时群臣皆进，而公诗最为首出。所谓三降王者，广南刘鋹、西蜀孟昶及江南李后主是也。若五朝上帝则误矣。太祖建隆尽四年，明年初郊，改元乾德。至六年再郊，改元开宝。开宝五年又郊，而不改元。九年已平江南，四月大雩，告谢于西京。盖执玉祀天者，实四也。李公当时人，必不缪，乃传者误云五耳。仁宗朝，有数达官以诗知名，常慕“白乐天体”，故其语多得于容易。尝有一联云：“有禄肥妻子，无恩及吏民。”有戏之者云：“昨日通衢遇一辎《车并》车，载极重，而羸牛甚苦，岂非足下‘肥妻子’乎？”闻者传以为笑。京师辇毂之下，风物繁富，而士大夫牵于事役，良辰美景，罕获宴游之乐。其诗至有“卖花担上看桃李，拍酒楼头听管弦”之句。西京应天禅院有祖宗神御殿，盖在水北，去河南府十余里。岁时朝拜官吏，常苦晨兴，而留守达官简贵，每朝罢公酒三行，不交一言而退。故其诗曰：“正梦寐中行十里，不言语处吃三杯。”其语虽浅近，皆两京之实事也。梅圣俞尝于范希文席上《赋河豚鱼诗》云：“春洲生荻芽，春岸飞杨花。河豚当是时，贵不数鱼虾。”河豚常出于春暮，群游水上，食絮而肥。南人多与荻芽为羹，云最美。故知诗者谓只破题两句，已道尽河豚好处。圣俞平生苦于吟咏，以闲远古淡为意，故其构思极艰。此诗作于樽俎之间，笔力雄赡，顷而成，遂为绝唱。苏子瞻学士，蜀人也。尝于淯井监得西南夷人所卖蛮布弓衣，其文织成梅圣俞《春雪诗》。此诗在《圣俞集》中未为绝唱，盖其名重天下，一篇一咏，传落夷狄，而异域之人贵重之如此耳。子瞻以余尤知圣俞者，得之，因以见遗。余家旧畜琴一张，乃宝历三年雷会所斫，距今二百五十年矣。其声清越如击金石，遂以此布更为琴囊，二物真余家之宝玩也。吴僧赞宁，国初为僧录。颇读儒书，博览强记，亦自能撰述，而辞辩纵横，人莫能屈。时有安鸿渐者，文词隽敏，尤好嘲咏。尝街行遇赞宁与数僧相随，鸿渐指而嘲曰：“郑都官不爱之徒，时时作队。”赞宁应声答曰：“秦始皇未坑之辈，往往成群。”时皆善其捷对。鸿渐所道，乃郑谷诗云“爱僧不爱紫衣僧”也。郑谷诗名盛于唐末，号《云台编》，而世俗但称其官，为“郑都官诗”。其诗极有意思，亦多佳句，但其格不甚高。以其易晓，人家多以教小儿，余为儿时犹诵之，今其集不行于世矣。梅圣俞晚年官亦至都官，一日会饮余家，刘原父戏之曰：“圣俞官必止于此。”坐客皆惊。原父曰：“昔有郑都官，今有梅都官也。”圣俞颇不乐。未几，圣俞病卒。余为序其诗为《宛陵集》，而今人但谓之“梅都官诗”。一言之谑，后遂果然，斯可叹也！陈舍人从易当时文方盛之际，独以醇儒古学见称，其诗多类白乐天。盖自杨、刘唱和，《西昆集》行，后进学者争效之，风雅一变，谓“西昆体”。由是唐贤诸诗集几废而不行。陈公时偶得杜集旧本，文多脱误，至《送蔡都尉》诗云：“身轻一鸟”，其下脱一字。陈公因与数客各用一字补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起”，或云“下”，莫能定。其后得一善本，乃是“身轻一鸟过”。陈公叹服，以为虽一字，诸君亦不能到也。国朝浮图以诗名于世者九人，故时有集号《九僧诗》，今不复传矣。余少时闻人多称。其一曰惠崇，余八人者忘其名字也。余亦略记其诗，有云：“马放降来地，雕盘战后云。”又云：“春生桂岭外，人在海门西。”其佳句多类此。其集已亡，今人多不知有所谓九僧者矣，是可叹也！当时有进士许洞者，善为辞章，俊逸之士也。因会诸诗僧分题，出一纸约曰：“不得犯此一字。”其字乃山、水、风、云、竹、石、花、草、雪、霜、星、月、禽、鸟之类，于是诸僧皆阁笔。洞咸平三年进士及第，时无名子嘲曰“张康浑裹马，许洞闹装妻”是也。孟郊、贾岛皆以诗穷至死，而平生尤自喜为穷苦之句。孟有《移居》诗云：“借车载家具，家具少于车。”乃是都无一物耳。又《谢人惠炭》云：“暖得曲身成直身。”人谓非其身备尝之不能道此句也。贾云：“鬓边虽有丝，不堪织寒衣。”就令织得，能得几何？又其《朝饥》诗云：“坐闻西床琴，冻折两三弦。”人谓其不止忍饥而已，其寒亦何可忍也。唐之晚年，诗人无复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务以精意相高。如周朴者，构思尤艰，每有所得，必极其雕琢，故时人称朴诗“月锻季炼，未及成篇，已播人口”。其名重当时如此
欧阳修宋
三琴记
《三琴记》北宋欧阳修吾家三琴，其一传为张越琴，其一传为楼则琴，其一传为雷氏琴。其制作皆精而有法然，不知是否，要在其声如何，不问其古今何人作也。琴面皆有横纹如蛇腹，世之识琴者以此为古琴。盖其漆过百年始有断文，用以为验尔。其一金晖，其一石晖，其一玉晖。金晖者张越琴也，石晖者楼则琴也，玉晖者雷氏琴也。金晖其声畅而远，石晖其声清实而缓，玉晖其声和而有余。今人有其一已足为宝，而余兼有之，然惟石晖者老人之所宜也。世人多用金玉蚌瑟晖，此数物者，夜置之烛下，炫耀有光，老人目昏，视晖难准。惟石无光，置之烛下，黑白分明，故为老者之所宜也。余自少不喜郑卫，独爱琴声，尤爱小流水曲，平生患难，南北奔驰，琴曲率皆废忘，独流水一曲，梦寐不忘。今老矣，犹时时能作之，其他不过数小调弄，足以自娱。琴曲不多学耳，要于自适。琴亦不必多藏，然业已有之，亦不患多而弃也。
欧阳修宋
归田录
《归田录》者，朝廷之遗事，史官之所不记，与夫士大夫笑谈之馀而可录者，录之以备闲居之览也。有闻而诮余者曰：“何其迂哉!子之所学者，修仁义以为业，诵《六经》以为言，其自待者宜如何?而幸蒙人主之知，备位朝廷，与闻国论者，盖八年於兹矣。既不能因时奋身，遇事发愤，有所建明，以为补益；又不能依阿取容，以徇世俗。使怨嫉谤怒，丛于一身，以受侮于群小。当其惊风骇浪，卒然起於不测之渊，而蛟鳄鼋鼍之怪，方骈首而闯伺，乃措身其间，以蹈必死之祸。赖天子仁圣，恻然哀怜，脱於垂涎之口而活之，以赐其馀生之命，曾不闻吐珠衔环，效蛇雀之报。盖方其壮也，犹无所为，今既老且病矣，是终负人主之恩，而徒久费大农之钱，为太仓之鼠也。为子计者，谓宜乞身於朝，退避荣宠，〔一〕而优游田亩，尽基天年，犹足窃知止之贤名。而乃裴回俯仰，久之不决，此而不思，尚何归田之录乎!”余起而谢曰；“凡子之责我者皆是也，吾其归哉，子姑待。”治平四年九月乙未庐陵欧阳修序。校勘记〔一〕退避荣宠夏敬观校(以下简称夏校)：祠堂本有夹注：“一作远引疾去，以深戒前日之祸”十三字。
欧阳修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