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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知录
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积三十余年，乃成一编，取子夏之言，名曰《日知录》，以正后之君子。东吴顾炎武。
顾炎武清
日知录
《日知录》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的代表作品，对后世影响巨大。顾炎武（1613—1682年），字宁人，号亭林，江苏昆山人，参加过抗清斗争，后游历北方，誓不与清廷合作，致力于著述，与黄宗羲、王夫之在二十世纪初被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家”。《日知录》是顾炎武“稽古有得，随时札记，久而类次成书”的著作。顾氏对此书的价值很是自信，说“比乃刻《日知录》二本，虽未敢必其垂后，而近代二百年来未有此书，则确乎可信也”（《亭林佚文辑补·与人札》）。顾炎武曾把写这部书比作“采铜于山”。他说，当今的人写书，就像当今的人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作废铜铸钱。铸出的钱，既粗恶，又把古人的传世之宝毁坏，岂不两失？顾炎武注重收集第一手资料，在治学上严谨扎实，堪称楷模。这在《日知录》中表现得尤其突出。他这种研究学问的态度和方法是对明朝空疏学风的反动，对有清一代学风的转变与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梁启超说：“论清学开山之祖，舍亭林没有第二人。”现在，人们仍然常常用顾炎武“采铜于山”的比喻，说明历史研究要重视第一手资料，可见其影响之深远。《日知录》书名取之于《论语·子张篇》。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顾氏于初刻本卷首对此有说明，以示其笃学之志。在顾炎武生前，《日知录》只有八卷本行世，是康熙九年在江苏淮安付刻的，称为符山堂本。顾炎武去世后，潘耒从其家取出书稿，稍事整理，删改了触犯时忌的字眼，于康熙三十四年在福建建阳刊刻，三十二卷，是为遂初堂本。《日知录》内容宏富，贯通古今。三十二卷本《日知录》有条目1019条（不包括黄侃《校记》增加的2条），长短不拘，最长者《苏淞二府田赋之重》有5000多字；最短者《召杀》仅有9字。这与作者立志学术创新有密切的联系。潘耒把《日知录》的内容大体划为八类，即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四库全书总目》则分作十五类，即经义、政事、世风、礼制、科举、艺文、名义、古事真妄、史法、注书、杂事、兵及外国事、天象术数、地理、杂考证。这两种划分都有其价值。前者重视了《日知录》的经世意义，抓住了其主要的方面，并说这书只有宋元时期的名儒能做出来，明朝三百年来没有这样的书，将来治国者采用其说，会大有益于“世道人心”，如果仅叹服其考据的精辟，文辞的博辨，那不是作者著书的本意。后者则偏重其学术意义，划分虽更为细致却不免得其体而遗其神，评价也与前者相左，盛称顾氏考据之学而贬低其经世思想，认为“其说或迂而难行，或愎而过锐”。关于写作此书的目的，顾炎武本人说得很明白，他说：“别著《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撰写《日知录》，“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这说明，《日知录》是寄托作者经世思想的一部书，内容大体分为三类：经术、治道、博闻，而核心则是“治道”。《日知录》中的经世思想是丰富的。顾氏提出社会风气的好坏决定社会兴衰的观点，说：“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他认为“风俗衰”是乱之源，并列举大量事例，说明奢靡浮华的社会风气，是导致国家衰亡的重要原因。他说评价君主的功绩首先要看社会风气：“论世而不考其风俗，无以明人主之功”。他不但从政治上提出了整顿“人心风俗”的具体措施，如重流品、崇厚抑浮、贵廉、提倡耿介和俭约等，还从经济上分析了“人心风俗”败坏的原因，认为要使风俗变好，必须有让百姓安居乐业的物质条件：“今将静百姓之心而改其行，必在治民之产，使之甘其食，美其服，而后教化可行，风俗可善乎！”除正面倡导培养人心风俗、加强礼治，他还强调法制，主张严惩败坏世风的贪官奸臣，说：“法不立，诛不必，而欲为吏者之勿贪，不可得也。”顾炎武看到了“势”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主张进行社会变革，提出要顺势而行，“物来而顺应”的变革思想。对于君主的地位，君主与臣下的关系，顾炎武也作了新的解释。在《周室班爵禄》条中，他说，天子、公、侯、伯、子、男，并不是天生的尊贵，他们管理国家事物，与老百姓一样，也是靠劳动吃饭。“禄”是他们为老百姓工作，取之于百姓的报酬。所以，君主不应该肆虐于上以自尊，不应该厚取于民以自奉。他列举出大量的历史上“称臣下为父母”、“人臣称人君”、“人臣称万岁”的例子，以淡化至高无上的君权，为建立新型的君臣关系提供历史根据，表现出初步的民主思想。自然，同一切历史人物一样，顾炎武也有他的历史局限性。他的思想中有比较浓厚的封建正统意识和狭隘的民族观念；他提出的“寓封建于郡县之中”的改革方案也带有不少宗法色彩。这些在《日知录》都有所反映。汲取精华、剔除糟粕，是我们对待传
顾炎武清
明季三朝野史
「明季三朝野史」四卷，原为抄本，旧题昆山顾炎武辑。因其书记福王、唐王及桂王事，而又称清曰虏，在清代当为禁书。清季文网渐弛，遂有印本行世。兹即据陈汉光先生所见示之光绪戊申（三十四年）上海石印本钞录，并加标点，列为台湾文献丛刊之一。此书分量不多，难成专册，用自「荆驼逸史」中录出汪光复撰「航海遗闻」一篇，作为附录。「三朝野史」未记鲁王监国始末，此文正可补其阙也。「野史」及「遗闻」皆间有讹误之处，以无别本可校，只得俱仍其旧，不敢妄为窜改。（百吉）==============================================================================顾亭林初名绛，国变后改名炎武，字曰宁人，学者称为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生明万历四十一年，卒清康熙二十一年，年七十。他是一位世家子弟——江南有名的富户。他承祖父命出继堂叔为子。他的母亲王氏，十六岁未婚守节，抚育他成人。他相貌丑怪，瞳子中白而边黑，性情耿介，不谐于俗，唯与同里归玄恭（庄）为友，时有归奇顾怪之目归玄恭，明亡后屡次起义，晚年筑土室于丛冢间，与妻偕隐，自署门联云：“妻太聪明夫太怪，人何寥落鬼何多。”他少年便留心经世之学，最喜欢抄书。遍览二十一史，明代十二朝实录，天下图经，前辈文编说部，以至公移邸抄之类，有关于民生利害者，分类录出，旁推互证。著《天下郡国利病书》，未成而国难作。清师下江南，亭林纠合同志起义兵守吴江。失败后，他的朋友死了好几位，他幸而逃脱。他母亲自从昆山城破之日起绝粒二十六日而死，遗命不许他事满洲。他本来是一位血性男子，受了母亲这场最后热烈激刺的教训，越发把全生涯的方向决定了。《亭林余集》里有一篇《王硕人行状》，读之便可知亭林受母亲影响之程度。他初时只把母亲浅殡，立意要等北京恢复，崇祯帝奉安后，才举行葬礼。过了两年，觉得这种希望很渺茫，勉强把母先葬，然而这一段隐痛，永久藏在他心坎中，终身不能忘却。他后来弃家远游，到老不肯过一天安逸日子，就是为此。他葬母之后，隆武帝（唐王）在福建，遥授他职方司主事。他本要奔赴行在，但因为道路阻隔，去不成。他看定了东南的悍将惰卒，不足集事，且民气柔脆，地利亦不宜于进取，于是决计北游，想通观形势，阴结豪杰，以图光复。曾五谒孝陵明太祖陵，在南京），六谒思陵（明怀宗陵，在直隶昌平）。其时他的家早已破了，但他善于理财，故一生羁旅，曾无困乏。每到一地，他为有注意价值者，便在那里垦田，垦好了，交给门生或朋友经营，他又往别处去。江北之淮安，山东之章丘，山西雁门之北、五台之东，都有他垦田遗迹。可见他绝对的不是一位书呆子，他所提倡穷经致用之学，并非纸上空谈。若论他生平志事，本来不是求田问舍的人。原有的家产尚且弃而不顾，他到处经营这些事业，弄些钱做什么用处？我们试想一想。他下半世的生涯，大半消磨在旅行中。他旅行，照例用两匹马换着骑，两匹骡驮带应用书籍。到一险要地方，便找些老兵退卒，问长问短，倘若和平日所闻不合，便就近到茶房里打开书对勘。到晚年，乃定居陕西之华阴，他说：“秦人慕经学，重处士，持清议，实他邦所少，而华阴绾毂关河之口，虽足不出户，而能见天下之人，闻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险，不过十里之遥。若志在四方，则一出关门，亦有建瓴之势”。可见他即住居一地，亦非漫无意义。他虽南人：下半世却全送在北方，到死也不肯回家，他本是性情极厚、守礼极严的君子。他父母坟墓，忍着几十年不祭扫。夫人死了，也只临风一哭。为何举动反常到如此田地？这个哑迷，只好让天下万世有心人胡猜罢了。他北游以前，曾有家中世仆，受里豪唆使，告他“通海”。当时与鲁王、唐王通者，谓之通海。他亲自把那仆人抓住投下海去！因此闹了场大官司，几乎送命。康熙三年，他在京，山东忽然闹什么文字狱，牵连到他。他立刻亲到济南对簿，入狱半年。这是他一生经过的险难。康熙十六年开博学鸿儒科，都中阔人，相争要罗致他。他令他的门生宣言：“刀绳具在，无速我死”。次年开明史馆，总裁叶方蔼又要特荐他。他给叶信说：“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清廷诸人，因此再不敢惹他。他的外甥徐乾学、徐元文，少时由他抚养提拔。后来他们做了阔官，要迎养他南归，他无论如何都不肯。他生平制行极严。有一次徐乾学兄弟请他吃饭，入坐不久，便起还寓。乾学等请终席张灯送归，他作色道：“世间唯有淫奔、纳贿二者皆于夜行之，岂有正人君子而夜行者乎？”其方正类如此。
顾炎武清
圣安本纪
圣安本纪圣安本纪上圣安本纪下自序圣安本纪卷之一圣安本纪卷之二圣安本纪卷之三圣安本纪卷之四圣安本纪卷之五圣安本纪卷之六后叙后跋隆武遗事圣安本纪上顾炎武撰圣安皇帝，神宗显皇帝第二子福恭王之长子，讳由崧，母曰某氏。初封德昌王，进封世子。崇祯十四年正月，李自成陷河南府，恭王薨，世子出走怀庆；十六年七月，嗣封福王。十七年三月，京师失守；四月己巳，烈皇帝凶问至南京。其时，南京参赞机务兵部尚书史可法督师勤王在浦口。南京诸大臣闻变，仓卒议立君，未有所属；而王与潞王以避贼至淮上，大臣意多在潞王。总督凤阳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佥都御史马士英遗书南京，言福王神宗之孙，序当立。甲申，守备南京魏国公徐弘基、提督操江诚意伯刘孔昭等、南京户部尚书高弘图、工部尚书程注、都察院右都御史张慎言、掌翰林院事詹事府詹事兼侍读学士姜曰广等、南京守备掌南司礼监务太监韩赞周等集朝内，兵部右侍郎吕大器署礼、兵二部印，不肯下笔；吏科给事中李沾厉声言：『今日有异议者死之』！时士英握兵于外，与大将靖南伯黄得功、总兵官刘泽清、刘良佐、高杰等相结；诸大将连兵驻江北，势甚张，大臣畏之，不敢违。于是以福王告庙。乙酉，弘基等迎王于江浦。丙戌，王舟次燕子矶。丁亥，百官迎见于龙江关；王素衣角带哭。五月戊子朔，王乘马自三山门外至孝陵。从臣请自东门御路入，王逊避，自西门入。至飨殿拜谒毕，次谒懿文太子陵。自朝阳门入东华门，步行谒率先殿；出西华门，驻跸于内守备府。己丑，群臣劝进，王辞让；遵景帝故事，以福王监国。是日，清墨勒根入北京。庚寅，王行告天礼，升殿，百官行四拜礼。魏国公徐弘基跪进监国之宝，王受讫，再行四拜礼，乃退。大赦天下；其新加练饷及十二年以后一切杂派并各项钱粮、十四年以前实欠在民者，悉免之。以张慎言为吏部尚书。壬辰，以史可法为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高弘图为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并入阁办事；马士英为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史，仍总督凤阳等处地方军务（时朝廷草创，大僚无通晓故事者，以学士兼尚书，非制也）。发银一万两，遣职方司郎中万元吉往犒得功等军。以张应元充总兵官，镇守承天等处地方。癸巳，为大行皇帝举哀哭临。甲午，以姜曰广为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前礼部尚书王铎为东阁大学士，并入阁办事。曰广辞，改礼部左侍郎入直。以工部左侍郎周堪赓为户部尚书。乙未，召前都察院左都御史刘宗周复官。遣御史祁彪佳等安抚江南、北等处地方。可法请分江北为四镇，以黄得功、刘泽清、刘良佐、高杰四人分统之。杰驻徐州，辖徐州及凤阳之怀远、五河、虹、泗州、盱眙、宿州、灵璧、蒙城、亳州十四州县，经理河北、河南开、归等处招讨事；良佐驻寿州，辖凤阳之凤阳、临淮、定远、寿州、霍丘、颍州、颍上、太和、庐州之六安州九州岛县，经理河南陈、许等处招讨事；泽清驻淮安，辖十一州县，经理山东等处招讨事；得功驻庐州，辖庐州之合淝、巢、无为州、滁、和二州、应天之江浦、六合十州县，经理各路援剿事：一切军民皆听统辖，州县有司皆听节制，营卫原本旧兵皆听归并整理，荒芜田土皆听开垦，山泽有利皆听开探。仍许各于境内招商收税，以供军前买马置器之用。每镇额定三万人，岁供本色米二十万、折色银四十万。其体统照山海经理镇、各处提督镇行事。所收中原城池，即归统辖；寰宇恢复，爵为上公，与开国元勋同准世袭。其凤阳旧有总兵官应罢，改副将一员。又言操江旧兵单弱，请添设九江、京口两镇，以操江、总督文臣协理。并从之。而得功等方各拥兵争江北诸郡；杰围扬州，纵兵大掠，且欲渡江而南。可法乃奏设督师于扬州，节制诸将。马士英以麾下兵至江干,上疏劝进。丙甲，召士英入京。戊戌，群臣劝进至再三笺，王乃许之。己亥，可法自请督师江北，诏以便宜行事，各镇并听节制。抚宁侯朱国弼请裁漕镇，从之。召兵部尚书张国维以原官回部，佐理戎政。召前刑部尚书徐石麒为都察院右都御史。以□□□□郑鸿逵为后军都督府署都督佥事，充总兵官，镇守九江等处地方；□□□□黄蜚以原官镇守京口等处地方。以韩赞周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壬寅，王即皇帝位，大赦天下；以明年为弘光元年。在京文武各官普加一级，无级可加者进勋阶一级，并给新衔诰命。在外督抚监司守令，并依见任官衔
顾炎武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