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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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闲上人序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机应于心,不挫于气,则神完而守固,虽外物至,不胶于心。尧、舜、禹、汤治天下,养叔治射,庖丁治牛,师旷治音声,扁鹊治病,僚之于丸,秋之于奕,伯伦之于酒,乐之终身不厌,奚暇外慕?夫外慕徙业者,皆不造其堂,不哜其胾者也。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今闲之于草书,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迹,未见其能旭也。为旭有道,利害必明,无遗锱铢,情炎于中,利欲斗进,有得有丧,勃然不释,然后一决于书,而后旭可几也。今闲师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胶。是其为心,必泊然无所起,其于世,必淡然无所嗜。泊与淡相遭,颓堕委靡,溃败不可收拾,则其于书得无象之然乎!然吾闻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闲如通其术,则吾不能知矣。[评点]韩愈对张旭的狂草创作作了完整而系统的考察,得出他是以情感为核心的表现过程的结论,从而揭示了狂草创作艺术思维模式：情感——书法,物象——情感——书法。这在当时是对狂草艺术本质一个弃旧立新、由表及里的深层探索。正是韩愈此说剔除了张旭书法中的庸俗性一面,其精神实质被大大宣扬,因此,张旭的书法在后代更受推崇。韩氏站在儒家积极入世的功利主义立场上肯定了张旭的书法,并对释家的高闲书法问难。在他看来,一个“四大皆空",一心出世的和尚不具备“利害必明”、“利欲斗进"的条件,一切归于淡泊就不可能产生激情,没有激情,任凭高闲怎样纵横挥扫,也将只有空洞的形式,而无真苦、真乐、真泪的精神内容,也就无所谓书了。这种不加掩饰的儒家功利主义的艺术观,虽然有其正确的一面,但以为“入世”才有“情"、“出世”则无“情”,这就把“情感”理解得太片面了。
韩愈
师说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後，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於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於此乎？爱其子，择师而教之，於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焉。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之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吾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子、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於弟子。闻道有先後，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於时，学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韩愈
送董生邵南序
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董生自举进士，屡不得志于有司，怀抱利器，郁郁适兹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时，苟慕义强仁者，皆爱惜焉。况燕赵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尝闻：风俗与化移易。吾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为我吊望诸君墓，而观于其市，复有昔时屠狗者乎？为我谢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韩愈
顺宗实录
唐韩愈卷一（起藩邸，尽贞元二年二月）顺宗至德大圣大安孝皇帝，讳诵，德宗长子。母曰昭德皇后王氏。上元二年正月十二日生，大历十四年封为宣王，建中元年立为皇太子。慈孝宽大，仁而善断，留心艺学，亦微信尚浮屠法。礼重师传，引见辄先拜。善隶书，德宗之为诗并他文赐大臣者，率皆令上书之。德宗之幸奉天，仓卒闲[１]，上常亲执弓矢，率军后先导卫，备尝辛苦。上之为太子，于父子闲慈孝交洽无嫌。每以天下为忧。德宗在位久，稍不假宰相权，而左右得因缘用事。外则裴延龄、李齐运、韦渠牟等，以奸佞相次进用。延龄尤狡险，判度支，务刻剥聚敛以自为功，天下皆怨怒。上每进见，候颜色，辄言其不可。至陆贽、张滂、李充等以毁谴，朝臣惧，谏议大夫阳城等伏合极论。德宗怒甚，将加城等罪，内外无敢救者，上独开解之，城等赖以免。德宗卒不相延龄、渠牟[２]，上有力焉。贞元二十一年癸巳，德宗崩。景申[３]，上即位太极殿。册曰：「维贞元二十一年，岁次乙酉，正月辛未朔，二十三日癸巳。皇帝若曰：『于戏！天下之大，实惟重器，祖宗之业，允属元良。咨尔皇太子诵，睿哲温恭，宽仁慈惠。文武之道，秉自生知；孝友之诚，发于天性。自膺上嗣，毓德春闱，恪慎于厥躬，袛勤于大训。必能诞敷至化，安劝庶邦。朕寝疾弥留，弗兴弗寤[４]，是用命尔继统，俾绍前烈，宜陟元后，永绥兆人。其令中书侍郎平章事高郢奉册即皇帝位。尔惟奉若天道，以康四海，懋建皇极，以熙庶功，无忝我高祖太宗之休命。』」上自二十年九月得风疾，因不能言，使四面求医药，天下皆闻知。德宗忧戚[５]，形于颜色，数自临视。二十一年正月朔，含元殿受朝。还至别殿，诸王亲属进贺，独皇太子疾不能朝，德宗为之涕泣。悲伤叹息，因感疾，恍惚日益甚。二十余日，中外不通两宫安否，朝臣咸忧惧，莫知所为，虽翰林内臣亦无知者。二十三日，上知内外忧疑，紫衣麻鞋，不俟正冠出九仙门，召见诸军使，京师稍安。二十四日宣遗诏，上缞服见百寮。二十六日即位。上学书于王伾，颇有宠[６]。王叔文以碁进，俱待诏翰林，数侍太子碁。叔文诡谲多计，上在东宫，尝与诸侍读并叔文论政至宫市事。上曰：「寡人方欲极言之。」众皆称赞，独叔文无言。既退，上独留叔文，谓曰：「向者君奚独无言？岂有意邪[７]？」叔文曰：「叔文蒙幸太子，有所见[８]，敢不以闻。太子识当侍膳问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上大惊，因泣曰：「非先生，寡人无以知此[９]。」遂大爱幸。与王伾两人相依附，俱出入东宫。闻德宗大渐，上疾不能言。伾即入，以诏召叔文入[１０]，坐翰林中使决事[１１]。伾以叔文意入言于宦者李忠言，称诏行下，外初无知者。以检校司空平章事杜佑摄冢宰兼山陵使[１２]，中丞武元衡为副使，宗正卿李纾为按行山陵地使[１３]，刑部侍郎郑云逵为卤簿使[１４]。又命中书侍郎平章事高郢撰哀册文，礼部侍郎权德舆撰谥册文，太常少卿许孟容撰谥议文[１５]。庚子，百寮请听政。曰：「自汉以来[１６]，丧期之数，以日易月，而皆三日而听政。我国家列圣亦克修奉[１７]，罔或有违。况大行皇帝酌于故实，重下遗诏。今日至期，而陛下未亲政事，羣臣不敢安。宜存大孝，以宁万国，天下之幸。」不许，是月，升泗州为上州。二月辛丑朔。中书侍郎平章事臣郢，门下侍郎平章事臣珣瑜，检校司空平章事臣佑奉疏曰：「大行皇帝知陛下仁孝，虑陛下悲哀，不即人心听政事，故发遗诏，令一行汉氏之制。今陛下安得守曾闵匹夫之小行，忘皇王继亲之大孝，以亏臣子承顺之义。」犹不许。壬寅，宰臣又上言曰[１８]：「升下以圣德至孝，继受宝命。宜奉先帝约束，以时听断，不可以久。」从之。癸卯，朝百寮于紫宸门。杜佑前跪进曰：「陛下居忧过礼，羣臣惧焉。愿一覩圣颜。」因再拜而起。左右乃为皇帝举帽，百寮皆再拜。佑复奏曰：「陛下至性殊常，哀毁之甚，臣等不胜惶灼。伏望为宗庙社稷割哀强食[１９]。」景午，罢翰林阴阳、星卜、医、相、覆、碁诸待诏三十二人[２０]。初，王叔文以碁待诏。既用事，恶其与己侪类相乱，罢之。己酉，易定节度使张茂昭可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２１]，余如故。河北节度自至德已来不常朝觐，前年冬，茂昭来朝未还，故宠之。辛亥[２２]，诏吏部侍郎韦执谊守左丞[２３]、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赐紫。初，执谊为翰林学士，知叔文幸于东宫，倾心附之。叔文亦欲自广朋党，密与交好。至是
韩愈唐
顺宗实录
唐朝实录除此外均已失传，此书因系韩愈所撰，尚保存在《昌黎先生外集》中，使我们得以看到唐人所修实录的真面目，与《大唐创业起居注》同为极珍贵的历史文献。《顺宗实录》按时序记述了唐顺宗李诵在位8个月间事迹，并上溯李诵在藩邸的情况，下延死后葬于丰陵。共计12500余字，内容超过《旧唐书。顺宗纪》三倍以上，其中记述王伾、王叔文执政革新朝政措施尤详，为研究唐德宗至宪宗时期政局提供了较为丰富的资料。两《唐书》、《资治通鉴》记述此段史事时多取材此书，但此书在唐代即有详、略两种本子，《旧唐书。顺宗纪》有些事，不见于今本《顺宗实录》，盖今所传为略本。此书自宋代以来一直收入《昌黎先生文集》所附《外集》卷六至卷十。韩愈，字退之，南阳人。少孤，刻苦为学，尽通六经百家。贞元八年，擢进士第。才高，又好直言，累被黜贬。初为监察御史，上疏极论时事，贬阳山令。元和中，再为博士，改比部郎中、史馆修撰，转考功、知制诰，进中书舍人，又改庶子。裴度讨淮西，请为行军司马，以功迁刑部侍郎。谏迎佛骨，谪刺史潮州，移袁州。穆宗即位，召拜国子祭酒、兵部侍郎。使王廷凑，归，转吏部，为时宰所构，罢为兵部侍郎，寻复吏部。卒赠礼部尚书，谥曰文。愈自比孟轲，辟佛老异端，笃旧恤孤，好诱进后学，以之成名者甚众。文自魏晋来，拘偶对，体日衰，至愈，一返之古。而为诗豪放，不避粗险，格之变亦自愈始焉。集四十卷，内诗十卷；外集遗文十卷，内诗十八篇。今合编为十卷。
韩愈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