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启和《农政全书》

　　徐光启(公元1562—1633年)字子先，号玄扈，上海人。他自幼聪敏好学，少年时即“章句、帖括、声律、书法均臻佳妙”，并有宏大的志向。曾说过：“文宜得气之先，造理之极，方足炳辉千古。”但他仕途多蹇[jian简]，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20岁时中秀才，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36岁时中举人，至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43岁时方中进士，开始步入仕途。

　　在科举失意期间，徐光启一面课馆教书以谋生，一面刻苦求学。不但涉猎古今，而且接触传教士，学习西学。万历三十一年(公元1603年)，他在南京接受洗礼，加入天主教。这期间，他的思想亦发生了变化，认识到当时流行的陆王心学无用于世，走上了经世致用的道路。邹漪《启祯野乘·徐文定传》中说，“(他)尝学声律，工楷隶，及是悉弃去，(专)习天文、兵法、屯、盐、水利诸策，旁及工艺数学，务可施用于世者。”张溥在为《农政全书》所作的序中亦说：“公初筮〔shi释〕仕入馆职，即身任天下，讲求治道，博极群书，要诸体用。诗赋书法，素所善也。既谓雕虫不足学，悉屏不为。专以神明治历律兵农，穷天人指趣。”于是，他成为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在天文学、历法、数学、农学以及火炮制造、机械方面都有重要的贡献。

　　进入仕途后，徐光启历任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检讨、詹事府少詹事兼河南道监察御史，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他充日讲官，经筵讲官，为天子师，后升任礼部左侍郎、礼部尚书，并于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参与机要，成为明朝廷重臣。其后又加授太子少保、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在公务之余，他一直坚持科学研究。《农政全书》的编纂，即是他的重大科学活动之一。

　　徐光启出身农家，自小对农事就非常关心。他的家乡地处东南沿海，水灾、风灾频繁，使他对救灾救荒非常关心，亦注意排灌水利的建设。后来，他又在北京、天津和上海等地设置试验田，亲自进行农业技术实验。因此，他对农事非常熟悉，也非常重视，一生关于农学方面的著述甚多，有《甘薯疏》、《农遗杂疏》、《农书草稿》(又名《北耕录》)、《种棉花法》等，并与传教士熊三拔合译《泰西水法》，而《农政全书》则是其农学方面的代表作。

　　《农政全书》是徐光启数十年心血的结晶，也是一部集中国传统农学之大成的总结性著作，大约完成于1525—1528年间。他生前虽已编成，但未定稿。现传世的《农政全书》是经后人增删后出版的，大约删去原著的30%，新增20%。全书分60卷，计50多万字，内容包括农本、田制、农事、水利、农业工具、作物和果树栽培、蚕桑、畜牧养殖、食品加工以及备荒措施等方面。书中引录了大量前人的著作，引书达200多种，并加了许多评语，以便于参考使用。徐光启撰写的内容大约60000多字，虽仅占全书篇幅的1/8，但都是他亲自试验和观察所获得的可靠资料，有较强的科学性。

　　徐光启所处的时代是明朝末期，当时明政权已危机重重。作为重臣的徐光启力图维护明政权，并为此殚精竭虑，发展农业即是他的一项重要主张。因此，他把“农本”放在书首，把“富国必以本业”作为全书的指导思想。其中，“经史典故”引经据典阐明农业是立国之本，“诸家杂论”引述诸子百家的言论来论证农业的重要，并收冯应京《国朝重农考》，用明朝历代皇帝的农业政策和措施，告诫当朝皇帝和官吏重视农业生产和农业生产者。

　　同时，徐光启提出了用垦荒和开发水利的方法发展北方农业生产的主张。对东南(尤其是太湖)地区的水利、淤淀和湖垦，以及在东南种植、推广棉花生产，他也非常重视。对于备荒和救荒等荒政，他提出“预弭为上，有备为中，赈济为下”的以预防为主的方针。

　　在农业技术方面，《农政全书》中有着很多贡献。徐光启在书中记述了作物与风土的关系，并强调通过人力，可以使过去认为不适宜种植的作物得到推广，破除了作物适宜某地种植与否决定于风土的“唯风土论”认识，发展了中国古代农学的风土论思想。对于提高南方旱作技术，推广甘薯种植，以及蝗灾的发生规律和治蝗方法，书中也都进行了介绍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