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法家长制确立以后，女子地位开始明显下降。礼制规定国家政权、家庭产业都由父子相继，世代相承。既然血缘按父系计算，只传其子，不传其女，所以女儿生还是不生是无所谓的，生了女儿有时还是家庭的累赘，但继嗣的可靠性却是要保证的。所以每个家庭都非常重视生养儿子，而对女儿的出生表现出无关痛痒的态度。《诗经·小雅·斯干》写道：“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ti惕]，载弄之瓦。”孩子一生下来，就因性别的差异受到了父母不同的待遇，男孩睡在床上，给他包的是衣裳，玩的是玉璋；而女孩只能被置于地上，包的是衣褂，玩的是纺线用的瓦。重男轻女，男尊女卑，表现得竟如此泾渭分明，后人称生男孩为“弄璋之喜”，生女孩为“弄瓦”，典故就出于此。《斯干》还说生了男孩就希望他成龙成虎，能“室家君王”，而生了女孩，就“唯酒食是议”，“无父母贻罹”了，意为你长大了只能在厨下操劳，只要不给父母丢脸也就罢了。

　　由于担心儿子养不大，中途矢折，所以即使生了儿子，还要再生，祈求能够多子多福。在《诗经》中，常可见到祝人子孙众多、绵延不绝、家室兴旺的祝辞。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匮〔kui溃〕，永锡尔类”、“永锡祚胤”等等。“锡”，这里是赐的意思，“祚胤”，泛指子孙后嗣，可见周人对生养儿子看得何等之重了。在这种情况下，做妻子的若不能为夫家生子，那她就很难逃脱厄运了，不是被弃，就是被冷落，而丈夫则可以再娶。妻子因“无子”被“出”的原因，《大戴礼记·本命篇》说是“为其绝世也”。接续烟火成了女子地位能否有保证的基本准则。

　　在离婚问题上，女子的地位也下降了。两周以前，贵族妇女还保留着部分的出夫权，如刘向的《说苑》里，就记载姜太公是“故老妇之出夫也”。到了宗法家长制确立的周代，这种权利变为男子所独享，出妻之例，社会各阶层都有。宗法家长制将权力高度集中于男子之手，夫妻间形成了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哪怕是特受宠幸的嫡妻，也无法料及自己是否被出，何时被弃。《诗经·邶〔bei倍〕风·谷风》就刻划了一个妇女被丈夫遗弃后的悲痛感情。诗里写道，那个男子刚结婚时，对妻子很好，“宴尔新婚，如兄如弟”，但过了不久，就“反以我为仇”，将妻子当作了卖不出的货品与毒物。《毛诗序》认为这类“淫于新昏而弃其旧室”的事情是当时的制度造成的，“夫妇离绝，国俗伤败焉”。《诗经·卫风·氓》的题旨与《谷风》相似，叙述了一个女子从恋爱到被弃的经过，感情十分悲愤。对于未婚女子来说，她们最怕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给自己带来不合适的丈夫，《诗经·王风·中谷有蓷[tui推]》就描写了女子错嫁男人后莫可奈何的叹息：“嘅其叹矣，遇人之难矣……”后悔也来不及了。

　　在周代，女子在家庭中已开始逐步受到三从四德的束缚，家庭中“男外女内”的格局已经形成，《易经》中就说：“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治内之妇必须以治外之男的意愿为依归，没有独立的自主权利，只有从属的家庭地位，而且要遵守“外言不入于梱[kun，即门限]，内言不出于梱”(《礼记·曲礼》)的准则。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国家出了乱子，或者家庭破败了，男子还要将责任推在妇女头上，认为一切都是妇女这股祸水所导致的。据《尚书·牧誓》记载，还在周武王伐纣灭商的时候，就在誓词中说：“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说母鸡打鸣，这个家就要败掉了，用来比喻妇女不能参与政事。武王声讨纣王罪状的头一条，就是“唯妇言是用”。后人将西周的灭亡也归之于周幽王的妃子褒姒，说“赫赫宗周，褒姒灭之”(《诗经·小雅·正月》)。到了战国时代的《汲冢周书》里，甚至将应时季节现象不出现与妇人必做坏事联系起来，说什么“清明又五日，虹不见，妇人苞乱；小雪之日，冬虹藏，妇不专一”，真可谓奇谈怪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