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汉到唐朝，中国的封建社会尚处于上升阶段，由发展到鼎盛，多种社会因素互相作用，互相制约，一方面对男尊女卑和妇女贞节观的强调都逐步系统化、理论化；另一方面，在社会上，在实际生活中，男女交往与择偶改嫁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仍旧呈现出其相对自由与松懈的状态，这与由汉及唐的整个文化大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开始用朝廷的名义表彰寡妇，力求树立男女有别、谨守贞节的榜样。清是巴蜀地区的一个寡妇，她青年丧偶，靠着祖传丹穴作为生计，“用财自卫”，使财产和肉体都得到了保护。秦始皇称巴寡妇清为“贞妇”，还特地为她筑了女怀清台。秦始皇首开此例，汉因秦制，对于贞节更加提倡，汉宣帝就有赐给贞女帛匹之举。汉平帝和汉安帝，也都曾专门颁布诏书，表彰贞妇。

　　《礼记》对贞妇的要求是“一与之齐，终身不改”，即妇女一经嫁人，终身不得改嫁。妇女的“贞名”与男子的“气节”，同为汉代儒家礼法观念下的行为。西汉刘向的《列女传》，用传记的形式提出了束缚女性的六条规范，其中表彰了许多从一而终的寡妇，而且把宁肯烧死也“宵不下堂”的宋伯姬等推为妇德的典范。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班固编写的《白虎通义》也突出宣扬了从一而终。特别是班固的妹妹，被称为曹大家[gu姑]的班昭所撰《女诫》，更是将这一点提到理论高度。她说，丈夫有再娶的道理，妻子则没有改嫁的依据；丈夫是天，天是笼罩一切的，所以妻子不可与夫离异。

　　从《后汉书》开始，历代绝大多数正史都立有《列女传》。《后汉书·列女传》中，为守节者列传虽然只占少数，但为宋代以后将列女传变为节妇烈女传的做法打下了基础。

　　圣贤们的遗训，成了套在妇女身上的枷锁，限制了寡妇的再嫁。从汉代开始，历代都出现了一些断发、毁容、誓不再嫁的“烈女”，成为礼教中“烈女不更二夫”信条的牺牲品。东汉刘长卿早死，留下的儿子也夭折了，他妻子桓氏怕父母要她再嫁，非但不肯归宁父母，而且预先割耳毁容，以示决不再嫁。东汉荀采17岁嫁给阳瑜，19岁时产下一女，之后不久，丈夫亡故。采父荀爽骗她回家，强令改嫁。荀采誓不相从，结果自缢身亡。

　　在班昭等圣贤们的影响下，后世一些寡妇自觉守节，不但不再与任何男子发生性关系，而且连皮肤手臂也不再与男子接触。到五代时，就流传出“节妇断臂”的事：李氏运送丈夫灵柩回乡，夜投旅店，店主认为不吉利，牵了李氏的手，要她出去。李氏就手持利刃，将被店主牵过之臂砍去了，说是此臂已被男子玷污。当然，这类例子是极其个别的。

　　至于“女圣人”班昭本人，更是守节、遵守“妇德”的典范。她14岁出嫁，年轻守寡。汉和帝召她入宫，分别为皇室贵人和学者授课。她为了显示“男女授受不亲”，就自己坐在阁上，让学者们站在阁下阶前，讲解的内容阁下人听不见，只好由侍女阁上阁下，一一复述转递。

　　尽管统治阶级不断奖掖贞节，法律上对夫妻的离异也作了种种规定，可整个社会在这漫长的1000多年时间里，上至皇亲国戚，下至黎民百姓，对女子的贞节还是看得比较淡薄，改嫁现象还是比较普遍的。秦末汉初的陈平，娶的是一个曾五次出嫁，丈夫都一一亡去的寡妇。“文君夜奔”在历史上也很有名，讲的是西汉前期，年方17的新寡卓文君与当代名士司马相如双双私奔的故事。

　　两汉时朱买臣妻离婚再嫁的故事流传也很广。据《汉书·朱买臣传》载，朱买臣家境贫寒，朱妻觉得生活太苦，提出要跟朱买臣离婚。朱劝阻不成，终于离了。之后不久，朱买臣在砍柴途中，遇到了他前妻和她的新夫在上墓，他俩见买臣饥寒交迫，还拿饭食给他吃。后来买臣发迹，做了会稽太守，就把正在服官差的前妻及其丈夫接到府邸，供给饭食。朱的前妻羞恨交加，不久就自杀了。

　　在两汉的皇家亲戚中，再嫁现象也常可见到。汉景帝的皇后，以及这个皇后的母亲，都曾是再嫁之人。

　　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者为增殖人口，用行政命令迫使寡妇再嫁。有时还征集各地寡妇，配给军士。行政手段加上较为开化的社会风气，使人们将寡妇再嫁视为寻常的事情。东晋庾会遇难身亡，庾妻的父亲诸葛道明就写信给庾会的父亲庾亮，谈及了女儿想改嫁的事，庾亮马上回信说，您女儿年纪尚轻，这样做是十分适宜的。一问一答，清晰地表明当时的风俗所尚。

　　到唐代，虽然像《女论语》一类要求妇女三从四德、保持贞节的“圣书”不断出现，朝廷对改嫁也作了一些限定，如隋文帝时就规定，九品以上官员的妻子，夫死不得再嫁，唐宣宗时也规定，公主有子，丧夫不得再嫁，但无论在宫廷内外，还是在民间里巷，人们对贞节还是不太看重。据《新唐书·诸帝公主传》载，唐公主共201人，除早夭、做女道士不婚及事迹不详者外，曾经婚嫁的共121人，其中再嫁者有27人之多，几乎占了1/4。如果说公主再嫁与挟其势位有关，那么在官宦、平民中，这种现象也十分普遍。如诗人韩愈的女儿就曾先适李氏，后嫁樊文懿。翰林独孤郁娶了大臣权德舆美貌的女儿，连皇帝都艳羡，其实权女还是个寡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