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前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不断冲击着旧的生产关系，农民已更多地从事农业商品生产，从而刺激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以致部分地主也开始对“工商末业”大感兴趣。明朝政府对手工业的控制也在逐渐削弱，家庭手工业已不再依附于农业而成为自由的手工业者，在一些地区的手工业部门中，突破了封建生产关系而出现了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关系。江南一些小城镇，几乎都依赖于工商业生活。商业的繁荣促使了货币更广泛的使用。由于铜钱值小，不便携带，洪武八年“诏中书省造大明宝钞……其制方，高一尺，广六寸”(《明史·食货志》)。文献记载多以明钞与尺相较，各家说法大致相同，以明郑恭王长子朱载堉《律吕精义》所述最详：(1)钞尺，即裁衣尺，与宝钞纸外齐。(2)曲尺，即营造尺，与宝钞墨边外齐。(3)宝源局铜尺，即量地尺，比宝钞墨边长，比宝钞纸边短，当裁衣尺之九寸六分。我们曾测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完整之明宝钞39张，误差甚微。墨边平均长31.9厘米，纸边平均长34厘米。得明朝各种尺长：营造尺32厘米，量地尺32.6厘米，裁衣尺34厘米。迄今所见明代尺共五支，其中以嘉靖牙尺最精，尺长32厘米，其他各尺长短不齐。宝钞行之不久，因钞票发行额不断膨胀，以致信用丧尽，民间交易仍多用金银布帛，尤其是白银，使用极为广泛，大交易用银，小买卖也用碎银，在工商业发达的地区，“虽穷乡亦有银秤”(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福建》)。

　　明朝随着生产的发展，工农业进一步分工，为促进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繁荣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原来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定期圩集、庙会等，除了农产品的相互交换之外，还有商人、手工业者参加，规模也相对扩大。一些交通方便的地区，如长江流域，沿海地区等，从商人口竟数以万计。在商业经济的冲击下，江南地区形成了东南两大工商业都会，苏、杭、松、嘉、湖五府出现了一些新的城镇，许多外来商贾和小手工业者都涌向这些地区。手工业县镇之间由于商业交往频繁而保持着极密切的关系。在天津市文物公司收藏着一件万历年间制造的瓷权，白地青花，具有典型的明代青花瓷风格。权顶有不等边六面体鼻纽，用以系绳，有两个面书写“金玉”“富贵”，顶端台面书写“万历肆拾柒年孟冬月吉□制”。权身也呈六面体，每一面书写一个字连成“公平交易，正直”。“万历肆拾柒年”即公元1619年。在此之前度量衡器上所刻铭文多是表现封建统治阶级的威严，为各个时代的政治服务。而万历瓷权上的铭文却一改过去的风格，出现了“公平交易”、“金玉富贵”这类代表资本主义经营思想的内容。又如收藏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天启三年盒装式铜砝码，外盒四面和底部刻“长洲县押，吴县押，两县会同，当堂较准，拾两抄颁，天启叁年捌月拾捌日给匠陈爵造”，天启是明熹宗年号，天启三年为公元1623年，长洲县与吴县在明清时均属苏州府，两县毗邻，是当时中国东南地区手工业、商业中心。“两县会同当堂较准”，意谓经过两县官府共同检验的标准砝码。除了由官方校验的砝码外，还有由商人自行校验的。1977年河南荥阳汜水虎牢关出土了一件明代砝码，现藏郑州市博物馆。砝码四面刻“贰拾伍两，巨玉寰，崇祯丁丑年置，校准一样三个，与皇柏亭、段清宇、卫奉楼相同”“合同”。“崇祯丁丑”即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此砝码当是由皇柏亭、段清宇、卫奉楼三个商号互相校准的标准砝码。

　　随着资本主义萌芽，过去一直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主要用来征收赋税的度量衡器具，逐渐受到商人们的青睐，成为保证公平交易的工具。尽管度量衡制度、标准仍由官方制定，但是商人们为了保证自身的利益，各商会以及各行各业对度量衡量值的准确一致表现出极大的关注，从而出现了度量衡不仅由官方校准，商人们也相互校准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