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雕版印刷的兴盛和辽金西夏的印刷业

  公元960年,赵匡胤取代后周政权建立宋朝,定都东京(今河南开封),史称北宋。1127年金灭北宋,赵构重建宋朝,后来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史称南宋,直到1276年,元军攻占临安,南宋灭亡。这一时期在北方,与宋朝并立的少数民族政权有辽、西夏和金。
  宋朝是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
  宋朝政府比较重视教育。中央有国子学、武学、律学、算学、医学、画学等各类学校;地方上有郡学、府学、县学和书院、家塾、舍馆等。公元1093年,北宋的太学生人数就达3100多人;1203年,南宋报考太学的考生就多达37000人,可见宋朝教育是相当发达的。由于教育的发展,需要的书籍量也大为增加,这就推动了印刷业的发展;同时,宋代纸墨的产量与质量都超过了前代,又为印刷业的发展准备了物质基础;再加上宋朝廷本身又大力奖励刻书,像毋昭裔的后代毋克勤,就是因为捐献了《文选》和《初学记》的书版而做了官,毋家也因为刻印书籍发了财,据说家累千金。再如南宋学者吕祖谦因进献了自己编选的北宋时期的诗文总集《宋文鉴》150卷,得到了朝廷赏赐的大量银两和绢帛。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宋代的雕版印刷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宋代的雕版印刷在官刻、家刻和坊刻方面均有很大发展。
  首先,宋代的各级政府都致力于刻书,像中央的国子监,主管国家图书事业的机构三馆(昭文馆、集贤院、史馆)、秘阁、崇文院和秘书省(国家图书馆)等,这些文化机构都出版了大批书籍,特别是国子监刻书最多。当时就有人说:“国子监之印群书,虽汉唐之盛无以加此。”北宋、南宋的监本书都多达110种。其中有儒家经典“十三经”,正史“十七史”,司马光主编的被称为史家绝作、大部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大部类书《太平御览》、《册府元龟》,老子《道德经》等书。除了这些正统文献外,还刻有医学著作《开宝本草》(因刻于宋太祖开宝年间,故名),并“广颁天下,传而行焉”。尤其是乾德三年(公元965年)的监本《经典释文》,是中国古籍中的稀世之宝,今藏北京图书馆。
  其他官府机构刻印的,如公元963年掌管刑狱的大理寺刻印的由窦仪主编的《宋刑统》,这是我国刑事法典的最早印本,也是宋代官方刻书的开始;有天圣(公元1023—1031年)年间崇文院刻印的农书名著《齐民要术》,史称此书在当时“非朝廷要人不可得”;还有1084年秘书省校刻的包括《周髀〔bi毕〕算经》(图4)、《九章算术》、《孙子算经》在内的《算经十书》;还有许多有关历史、哲学、天文历法、科学技术、诗歌文章、娱乐游戏以及佛教道教经典等书籍。官刻书籍除颁发各地作为官用外,还允许出售作为政府的一项财政收入。


  图4宋代刻本《周髀算经》
  与此同时,各级地方政府机构也仿照中央办法纷纷刻书。其中有州(府、军)、县官署刻印的,如公元1058—1059年江宁府(治所在今南京市)刻印的《建康实录》;公元1139年绍兴府刻印的研究《诗经》的专著《毛诗正义》等。除此之外,当时有些地方官用公款刻书,而后又私运回家乡出卖,以捞取外快,如台州(治所在今浙江临海县)知州(州一级地方行政长官)唐仲友就是这样一个假公济私的人。也有各路使司机构刻印的,如公元1069年两浙东路(今浙江东部,治所在今绍兴)茶盐司刻印了我国重要医书《外台秘要方》,今天北京图书馆仅存两卷;1147年福建路(治所在今福州市)转运司重印了最受人欢迎的《太平圣惠方》等。还有公使库刻印的。原来宋代地方政府各机关,都设有公使库,犹如今日的招待所。公使库有所谓公使钱,除用作免费招待过往官员外,还准许用公使库钱刻书。有的公使库下设印书局,专门刻印书籍,所出版的书称作公使库本。其中较为有名的,如1133年两浙东路茶盐司公使库刻印了《资治通鉴》;1183年福建泉州公使库刻印了司马光的《司马温公集》。这些官刻本往往有知名学者校勘,其质量比一般地方刻本要好一些。
  此外,地方书院和各类学校也都有刻本,如1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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