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60年，赵匡胤取代后周政权建立宋朝，定都东京（今河南开封），史称北宋。1127年金灭北宋，赵构重建宋朝，后来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史称南宋，直到1276年，元军攻占临安，南宋灭亡。这一时期在北方，与宋朝并立的少数民族政权有辽、西夏和金。

　　宋朝是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

　　宋朝政府比较重视教育。中央有国子学、武学、律学、算学、医学、画学等各类学校；地方上有郡学、府学、县学和书院、家塾、舍馆等。公元1093年，北宋的太学生人数就达3100多人；1203年，南宋报考太学的考生就多达37000人，可见宋朝教育是相当发达的。由于教育的发展，需要的书籍量也大为增加，这就推动了印刷业的发展；同时，宋代纸墨的产量与质量都超过了前代，又为印刷业的发展准备了物质基础；再加上宋朝廷本身又大力奖励刻书，像毋昭裔的后代毋克勤，就是因为捐献了《文选》和《初学记》的书版而做了官，毋家也因为刻印书籍发了财，据说家累千金。再如南宋学者吕祖谦因进献了自己编选的北宋时期的诗文总集《宋文鉴》150卷，得到了朝廷赏赐的大量银两和绢帛。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宋代的雕版印刷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宋代的雕版印刷在官刻、家刻和坊刻方面均有很大发展。

　　首先，宋代的各级政府都致力于刻书，像中央的国子监，主管国家图书事业的机构三馆（昭文馆、集贤院、史馆）、秘阁、崇文院和秘书省（国家图书馆）等，这些文化机构都出版了大批书籍，特别是国子监刻书最多。当时就有人说：“国子监之印群书，虽汉唐之盛无以加此。”北宋、南宋的监本书都多达110种。其中有儒家经典“十三经”，正史“十七史”，司马光主编的被称为史家绝作、大部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大部类书《太平御览》、《册府元龟》，老子《道德经》等书。除了这些正统文献外，还刻有医学著作《开宝本草》（因刻于宋太祖开宝年间，故名），并“广颁天下，传而行焉”。尤其是乾德三年（公元965年）的监本《经典释文》，是中国古籍中的稀世之宝，今藏北京图书馆。

　　其他官府机构刻印的，如公元963年掌管刑狱的大理寺刻印的由窦仪主编的《宋刑统》，这是我国刑事法典的最早印本，也是宋代官方刻书的开始；有天圣（公元1023—1031年）年间崇文院刻印的农书名著《齐民要术》，史称此书在当时“非朝廷要人不可得”；还有1084年秘书省校刻的包括《周髀〔bi毕〕算经》（图4）、《九章算术》、《孙子算经》在内的《算经十书》；还有许多有关历史、哲学、天文历法、科学技术、诗歌文章、娱乐游戏以及佛教道教经典等书籍。官刻书籍除颁发各地作为官用外，还允许出售作为政府的一项财政收入。

　　图4宋代刻本《周髀算经》

　　与此同时，各级地方政府机构也仿照中央办法纷纷刻书。其中有州（府、军）、县官署刻印的，如公元1058—1059年江宁府（治所在今南京市）刻印的《建康实录》；公元1139年绍兴府刻印的研究《诗经》的专著《毛诗正义》等。除此之外，当时有些地方官用公款刻书，而后又私运回家乡出卖，以捞取外快，如台州（治所在今浙江临海县）知州（州一级地方行政长官）唐仲友就是这样一个假公济私的人。也有各路使司机构刻印的，如公元1069年两浙东路（今浙江东部，治所在今绍兴）茶盐司刻印了我国重要医书《外台秘要方》，今天北京图书馆仅存两卷；1147年福建路（治所在今福州市）转运司重印了最受人欢迎的《太平圣惠方》等。还有公使库刻印的。原来宋代地方政府各机关，都设有公使库，犹如今日的招待所。公使库有所谓公使钱，除用作免费招待过往官员外，还准许用公使库钱刻书。有的公使库下设印书局，专门刻印书籍，所出版的书称作公使库本。其中较为有名的，如1133年两浙东路茶盐司公使库刻印了《资治通鉴》；1183年福建泉州公使库刻印了司马光的《司马温公集》。这些官刻本往往有知名学者校勘，其质量比一般地方刻本要好一些。

　　此外，地方书院和各类学校也都有刻本，如1265年建宁府建安书院刻印了朱熹的《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可惜今已纳入日本静嘉堂文库了；再如1175年严州（治所在今浙江建德）府学刻印了南宋史学家袁枢著的我国第一部纪事本末体史书《通鉴纪事本末》；还有泉州州学刻印了宋代程大昌著的地理书《禹贡论》，该书被今人评为“纸墨精莹，如初拓《黄庭》，光彩照人，为宋刻书中杰作”。书院和学校一般都有学田，有资金，有人力，校勘精审，刻印精良，它是宋代刻书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总之，宋代从中央到地方，大小官府机关及文化机构刻书颇多。

　　那时候，宋朝政府也发行了官报——“邸报”，或称“朝报”，苏东坡有诗句可见：“坐观邸报谈迂叟，闲说滁山忆醉翁。”邸报内容主要是皇帝的诏书、起居言行，政府的法令公报，各级臣僚的奏章，官员的升迁赏罚，中央各机关的工作报告以及边防驻军的战况等。邸报经门下省（掌管国家政令审批的机构）审核后，由各路州郡派驻首都的进奏官，按照规定的日期（如每日、每五日、每10日或一月发报一次）传发。当时常驻首都的进奏官约有120—150人，他们受上都（即首都）进奏院（地方驻京办事机构）管辖。邸报上不得传报有关“机密”的消息，否则“以违制论”。邸报除传发给各级政府部门外，还允许出卖，当时京都就有卖朝报的人。邸报大部分是抄写的，只有一小部稿件是“镂版”印发的，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宋代印刷业发达，邸报当是印刷品。

　　宋代还出现了非法出版的私人办的小报，奏官、使臣、政府机关的中下级官员及书坊主人。小报发表的多是政府尚未公开的“朝廷机事”及其他小道新闻，所以小报也称“新闻”，从此“新闻”一词开始和报纸联系了起来。其材料来源于宫廷内部和朝廷机构内部通报新闻的“内探”和“衙探”。因为小报上多是抢先发表的“新闻”，所以很受社会的欢迎。办小报者每天出版一张，在社会上出卖，可以“坐获不赀之利”，很是赚钱。但是小报常常触犯朝廷的禁令，以至被政府以“撰造浮言”、“乱有传播”的罪名，严厉查禁，尽管如此还是屡禁不绝。小报大部分是手写的，也有少量为雕版印刷。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小报既是为了赚钱，雇人抄写岂不得不偿失，当为印刷品。可惜无论邸报或小报，今天都已荡然无存了。

　　其次，宋代的士大夫私人刻书的也很多。有刻印自己著作的；有刻印祖先遗著的；有刻印其师友著作的；也有刻印家藏善本的；另外还有刻印名家著述的。这些私家刻书在南宋蔚然成风，许多著名版本就是私家刻印的。如福建建溪三峰蔡梦弼，他刻了不少书，流传到今天的有刻于1171年的《史记集解索隐》。该书的雕印、纸墨，均属上乘。建安黄善夫在绍熙年间（公元1190—1194年）刻的《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是现存最早的三家合注本，后世许多重刊本，都是以黄善夫刊《史记》为底本。他还刻了《汉书》、《东坡先生诗》等，这些书的字体刚劲似柳（唐书法家柳公权），刀法严肃稳重，墨色黑而凝重，看上去庄严郑重，把雕版印刷技术推向了新的水平。他刻的《史记》、《汉书》和这一时期建安刘元起刻的《后汉书》，无论版式、字体、刀法、墨色都极相似，可能同属一家刻写工人承办，由黄刘两家分别出资。这三本书日本都有藏本，并且非常珍视，被定为日本的“国宝”。福建邵武廖莹中的“世彩堂”（书楼名）在南宋末年刻印的“‘九经’本最佳，凡以数十本比较，百余人校正而成”。另有《春秋经传集解》、《论语集解》刻工都很精妙。特别是他刻的唐代著名散文家韩愈的《昌黎先生集》（图5）和柳宗元的《河东先生集》，其字秀雅似欧（唐代书法家欧阳询），刀法、纸墨均极精良，被认为是韩柳文集中的标准印本，藏书家把它视为宋版书的上品。陆游的儿子陆子遹[yu域]于1220年刻印了他父亲的《渭南文集》，刻印极精，今北京图书馆有藏本。岳飞的孙子岳珂刻印的“九经”、“三传”，都由“本经名士，反复参订，始命良工入梓”。他刻印的校勘专著《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更是对于书本、字画、注文、音释、句读、考异，详审精确。今北京图书馆还藏有他刻的记述先秦政治制度的书《周礼》一卷。这些私家所刻的书，一般都校勘严谨，刻印精美。

　　图5南宋廖莹中世彩堂刻本《昌黎先生集》

　　再者，就是坊刻。宋代坊刻在刻书业中占有重要地位，所刻之书称为“坊刻本”。坊刻就是指一般书商开设的书坊，专门从事刻印书籍，是以营利为目的。有些普通百姓还要靠刻书谋生，所谓“细民亦皆转相模锓[qin寝]，以取衣食”。许多城市中书坊林立，书坊拥用自己的写工、刻工和印工。宋代最有名的书坊要数福建建安余家的“万卷堂”和“勤有堂”。余家从北宋末年起，世代刻书达600多年之久，刻印了大量书籍，一直到明代余家的刻本依然名闻遐迩。甚至到了清代中期，余家还有人在经营书坊，以致引起了乾隆皇帝的注意，下诏军机处：选派诚妥之员，善为访问，寻据复奏。余家书坊对于文化的传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传世的万卷堂宋本中，有刻于1191年的东汉经学家何休著的《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勤有堂刻有西汉刘向著的记述古代100多位妇女事迹的传记文学《列女传》（图6）。万卷堂刻的东汉郑玄注、唐陆德明音义《周礼》，被清代人评为“点画完好，纸墨极佳”。

　　南宋时，临安陈起的书籍铺也是很有名的。陈起，字宗之，因室名芸居楼，故号芸居，浙江钱塘人。他不仅是个出版商，而且多才多艺，能诗善画。他为人豪放豁达，结交了不少怀才不遇的江湖诗人，并对他们表示同情。为此，他编印了《江湖集》、《南宋六十家名贤小集》，使当时许多无名诗人的作品得以流传。他出版的书，不仅价格低，而且买书的可以赊欠，又“赊书不问金”；买不起的可以借看，所谓“成卷好诗人借看，盈壶名酒母先尝”，正反映了他待人厚道、事母至孝的品德，所以他赢得了“文士独知音”的美名和“江湖名姓香”的声誉。他的书籍铺开设在临安棚北街，“门对官河水，簷依柳树荫”，是一个舞文弄墨的好地方。所以有人写诗云：

　　官河深水绿悠悠，门外梧桐数叶秋。

　　中有武林陈学士，吟诗消遣一生愁。

　　图6宋代余氏勤有堂刻木《列女传》

　　这一带书坊出版的书，藏书家称为“棚本”或“书棚本”。他的儿子陈续芸也继承了父业，父子相继经营书铺，一共出版了100多种书籍，特别是刻印了大量诗选，唐宋两代著名诗人几乎无一遗漏。至今传世的有唐朝《杜审言诗集》、《周贺诗集》、《王建诗集》、《朱庆余诗集》、《唐女郎鱼玄机诗集》、孟郊的《孟东野文集》（图7）等20多种；宋朝有岳珂的《棠湖诗稿》、郑清之（号安晚）的诗集《安晚堂集》。这些书刻得秀丽精湛，是陈家刻本中的代表作。由于陈起是位读书人，又有著作《芸居乙稿》，因此和一般书商不同，他“生来稽古心”，所以他刻的书，对于内容和形式都很讲究，堪称坊刻中的精品，颇为明清藏书家所珍爱。

　　此外，还有临安尹家，建阳麻沙镇刘家，原居开封后迁临安的荣六郎家以及山西、江淮、湖广、四川等地的许多书坊，都刻了门类众多的书籍。坊刻本追求名目新颖，内容适合社会需要，刻印及时，因而行销广泛，对活跃宋代文化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图7宋代蜀刻本《孟东野文集》

　　上述三种刻本，比较起来，官刻本在雕刻用料方面，不惜工本，印得美观大方。家刻本在校勘方面仔细认真。坊刻本为了多赚钱，力求节约工料，版排得行紧字密。宋代三种刻本流传到现在的已经很少了，所以藏书家都十分珍视。

　　从上面可以看到，宋代刻书业是相当发达的。

　　宋代的刻书中心，主要有都城开封和临安，福建的福州、建宁、建阳，四川的成都、眉山。

　　开封，是北宋的政治、商业和文化中心。城内除国子监和其他院、部大量刻书外，还有很多书铺，印卖书籍。相国寺东门大街一带，就是书坊的集中地，有的门前高挂“兑（悦）客书坊”的红边白布市招，有的还写上“发兑古今书籍”字样。逢到相国寺庙会，顾客熙熙攘攘，各种商贩喧嚷叫卖，车马行人来往不绝，热闹非凡。书商们也想尽办法推销书籍，有的用变相赌博兜售书籍；有的许诺只要“读得成句，便以一部相赠”，以此招揽顾客。在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沿河许多店铺间就有一家书铺，店主正在和顾客交谈。南宋著名女词人李清照在公元1132年著的《金石录后序》中记载，他的丈夫赵明诚（金石考据学家）早年在太学读书时，每逢假日就到相国寺买书，可见相国寺一带一直是印卖书籍的集中地。这些都反映了开封印刷业的兴旺。但是1127年开封被金兵攻陷后，有不少书籍印版被当作战利品运往金的中都（今北京）；有些书铺相继南迁临安，书版也被运走，刻书业逐渐衰落。

　　公元1138年，南宋建都临安后，临安成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从北宋起，杭州就享有“地有山湖美，东南第一州”的声誉。这里商业繁荣，手工业发达，刻书业兴盛。刻印工人不仅人数多，而且技术精湛，因此宋政府出版的许多书籍，都要送到杭州制版，很多监本书都是在杭州刻成的，甚至当时的高丽国也委托商人在杭州代刻佛经版。临安城内有书铺20多家，有的还开设分号。他们或刻印佛经、文选、史书，或刻印诗话、唱本、小说异闻，或刻印有关娱乐游戏、占卜、赌博的书。当时还出版了一种类似今天交通游览图的《朝京里程图》，在入杭要道的白塔桥边出卖，士大夫往临安时，途经此处都买来查看，因为上面“长亭短驿甚分明”。此外下棋的棋盘，玩的纸牌，都有印刷品，总之，所刻内容十分广泛，而且杭州版本刻印精良，当时居全国印刷业之首。

　　现藏于北京图书馆善本库中的《忘忧清乐集》就是杭州刻本，这是南宋御书院棋待诏李逸民编辑的围棋书，因宋徽宗御制诗句“忘忧清乐在枰棋”而得名。该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围棋专著，他把有关围棋的前人撰述以及历代流传下来的著名棋局、弈谱一一收集起来，加以编次，形成了一部有实战对局、有理论指导的系统著作。该书字体隽美，刀法娴熟，墨色清纯，行格疏朗，古朴大方，充分展现出宋代杭州刻本的风貌。

　　福建的福州，在北宋时期刻书业盛极一时。这里人力物力丰盛，教育事业发达，各乡里都有“书社”（学校），学生多者数百人，少者几十人，有的已四五十岁了还去上学，当时的情景是“学校未尝虚里巷，城里人家半读书”，这就促进了该地区刻书业的发展。这里的百姓过去在闽国和吴越国的统治下特别崇信佛教，为了宣扬佛法，善男信女们就千方百计地募捐刻印佛经，从公元1080年到1103年，历时23年，终于由福州东禅寺募款刻印成了《福州东禅寺大藏经》（简称《福藏》），共6000多卷，580函。这部藏经是我国民间募刻的第一部大藏经，因刻成于宋徽宗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和“为了祝今上皇帝圣寿无穷，国泰民安”，故又名《崇宁万寿大藏》（简称《崇宁藏》），今天故宫、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都存有零散卷本。在《福藏》刻成之后不到10年，福州城内的开元寺又发起募捐，在信徒的资助下，于1112年也开始雕刻大藏经，到1151年才完成，历时近40年。共6132卷，595函，世称《毗卢大藏经》，或称《毗卢藏》。

　　宋徽宗时，又大力推行道教，多方搜访道教遗书，下令道士刘元道校定大藏，于政和六至七年（公元1116—1117年），在福州闽县万寿观，由知州黄裳招工雕版印行，共5481卷，540函，因刻于政和年间的万寿观，故名《政和万寿道藏》，这是我国第一部道教经典总集。后来元灭宋时，把道教经书完全焚毁，所以现已失传了。

　　上述两部佛经，一部道经，雕版共约30万块，多成于北宋福州，可见福州刻书业的兴盛。只是到了南宋已大大衰落，代之而起的是福建的建阳和建安。

　　福建北部的建阳县与建宁府的建安县（今建瓯），周围多山，出产大量竹木，刻版原料丰富；加上造纸工业发达，纸张供应充足；还有自唐末五代以来，这里远离战区，环境比较安定；南宋定都临安后，福建又成了小后方，经济得到了一定发展，因此刻书业盛行。民间开设的书坊特别多，见于记载的有37家，称得上全国之冠。福建出版的书，称作“建本”或“闽本”，而这里是建本出版的中心。据记载：建宁府出版的书籍行销四方，建阳出版的书籍“无远不至”。建阳的麻沙、崇化，书坊林立，号称“图书之府”。离麻沙镇20里左右，还有一个“书林”，又名书坊街，也是刻书的集中地。不过麻沙镇出版的书，大多粗制滥造，任意删节，校对马虎，错字较多；而且纸张脆薄，颜色黄黑，内容和形式都不好，因此麻沙本被时人视为劣本。北宋元符（公元1098—1100年）初年，有位名叫姚祐的老师，出错了考试题目，学生质问说：先生是否看了麻沙本，若是监本则没有错。后来这位老师一查，发现果然错了，于是十分惭愧地“升堂自罚”，这件事反映出麻沙本在人们心目中是何等的低劣。正因为如此，南宋咸淳二年（公元1266年），福建转运司就发出禁止麻沙书坊滥行翻刻的榜文。但是麻沙本字体生动，出书多而快，成本低廉，价格便宜，很适合广大群众的需要，而且其中也不乏刻印俱佳的印本。1975年苏州市图书馆发现的《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就是一部刻印精美的麻沙坊刻本，该书大约出版于南宋孝宗（公元1163—1189年）以后，迄今已历数百年，尚保存完好，是研究杜诗的一种较早版本。清朝就有人说过“大字麻沙本最善”的话，可见麻沙本也有善本，不能一概而论。由此可见，建阳、建宁的刻书业是非常发达的。这里除了刻印经史百家和唐宋名家诗文外，书坊主人还和当地文人合作，编辑刻印了一些适应科举考试需要的参考书，这类考试用书是“日辑月刊，时异而岁不同”；还编印了民间需要的医书、小说、酬世大全之类的书。总之，建本书，种类多，印量大，流传广，几乎遍及全国，有的还远销高丽和日本。但是在质量上赶不上杭州和成都的版本。

　　四川的成都和眉山也是刻书业的集中地。

　　成都在唐末已有书铺出卖各种印本书，五代时后蜀又大力提倡刻书，因此刻书业经久不衰。到了宋太祖开宝四年（公元971年），政府派人到成都雕刻《大藏经》版，到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才全部告成。共刻版13万块，收载佛经1076部。同年，经版被送至开封，宋太宗在开封成立了专门的印经机构——“印经院”，从日本人收藏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一的卷尾上，盖有“太平兴国八年奉敕印”的墨记来看，这一年就出版了这部藏经，这大概是北宋官方第一次大规模正式印经活动。这部大藏经以卷轴装形式出版，共5048卷，分装成480帙。这次究竟印了多少部，目前尚无史料可知。不过，它是在宋王朝最高统治者亲自关注下，经过了12年的雕造，又做了充分的印经准备工作，其印刷数量当不会很少。在这次印经之后，宋政府可能为了节省国库财政开支，于宋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把《大藏经》雕版，交给了寺院经管印行，国内各处庙宇都可以自备纸墨，向它借用经版自行印刷，从此印经无需再奏请皇上批准，而成为民间的一种化缘印经活动了。这部大藏经从983年雕成以后，到宋徽宗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其间经过多次修补增订，前后历时120多年，至少印刷发行不下于七次。在公元1071年以前的近90年间，是由宋政府直接控制内部印刷发行的，而在此后的近40年，则是由寺庙经管公开印刷发行。在长达125年期间，这部佛经作为皇朝盛典，其印数一定相当可观。因为这部佛经开始雕刻于开宝年，所以称《开宝藏》；还因为是在开封印刷的，故又称《开封藏》或《豫藏》；又因为是在成都刻的，故又称《蜀藏》。雕刻这样一部规模宏伟的佛教大丛书——《大藏经》，在我国还是第一次，恐怕也是世界历史上刻印最早的佛教总集，因而它成为国内外各种佛藏的祖版。这部书印成后，曾分送给朝鲜、日本、越南和国内少数民族及各大名寺，对这些国家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印刷事业，毫无疑问是产生了积极影响的。这部佛经今天已无全本传世了，现在存于国内外的《开宝藏》经卷，只剩下10多卷残卷，其中《妙法莲华经》卷第七刻于开宝四年（公元971年），是迄今存世的《开宝藏》雕刻时间最早的经卷，其他都是在公元972—976年刻成的，如今分别收藏在山西省博物馆，山西高平县博物馆，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日本也收藏了两卷。

　　到了南宋时期，四川刻书业逐渐向眉山发展，这里刻印有著称于世的“眉山七史”和唐宋名家著作，如李白、李贺、孟郊、刘禹锡等人的诗集；苏洵、苏轼、苏辙父子和秦观等人的散文集及医书、地理志等。其中《新刊经进详注昌黎文》、《新刊增广百家详补注唐柳先生文》，二书纸墨精良，字画遒劲，被称为蜀本双璧。四川刻本通称“蜀本”，蜀本纸张洁白，校勘精细，可与杭州本媲美。

　　南宋有位目录版本学家叶梦得（公元1077—1148年）在他著的《石林燕语》一书中，对杭州、蜀、闽三地的刻书评价是：“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其话不无道理。

　　宋代刻书地点很多，除上述几个中心地区外，江西、江苏、安徽、湖北、广东等地也有质量很高的刻本书。连偏僻边远的海南岛也刻有医书。据记载北宋刻书地点仅30多处，而南宋已达200多处，刻书业几乎遍及南宋全境。

　　总之，宋朝刻书业最盛行，最普遍，不愧为我国雕版印刷史上的黄金时代。所刻之书，数量既多，质量又高，字体优美，纸墨精良，装订考究，校勘严谨不苟，版式疏朗悦目，在书写艺术、装帧形式和刻印技巧上都创造了时代风格，达到了前所未有、后世楷模的成熟境地。因此宋版书成为一种很珍贵的版本，为历代收藏家所珍爱。宋版书在当时可能有几万部，而今天收藏在国内外图书馆的已为数不多了，而且多是残本和复本。虽然如此，一部分古代作品还是靠宋代印本流传了下来，所以宋代印刷业对于保存我国古代文化是有很大功绩的。

　　附带说一下，据说宋代曾采用过蜡版刻印法。其方法是将蜂蜡混合松香，加热化开，涂在木版上，待冷却坚硬后，便可在蜡上操刀刻字，敷墨印刷。用蜡版印刷又快又简便，但是印刷的清晰度比不上木版印刷。北宋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京城开封有人用蜡版印刷传报新科状元的名单，那一科状元名叫毕渐，第二名榜眼名叫赵谂[shen审]。由于蜡版带有油性，毕渐的渐字三点水未着墨没印出来，结果印成了“斩”字。传报人急于报喜，又将状元、榜眼名字连读，大声呼喊成“状元毕斩第二名赵谂”！后来这位赵谂因谋反被杀，人们就说传报时就已有预兆了。这个故事虽然近于荒唐，但它说明了北宋时已使用了印刷质量不高的蜡版刻印法。

　　宋代的雕版印刷也推广到当时的辽、金和西夏。

　　辽建国后，积极吸收汉族文化，创造了以汉文为基础的契丹文字，代替木刻记事。后来从北宋输入了大量印本书，逐渐掌握了雕版印刷技术，开始自己刻印书籍。辽代的出版中心在南京，或称燕京（今北京），燕京设有印经院，还有私人书坊，都刻印过一些书籍，最著名的要算11世纪刻印的汉文大藏经《契丹藏》（也称《辽藏》），这是根据宋代的《开宝藏》翻刻的汉文本，有大小两种字体版本。大字本共5000多卷，是卷轴本，卷首还有精美的扉画佛像。小字本，纸薄字密，刻镂精巧，史称“似借神巧而就”。《契丹藏》出版后，曾赠送给高丽王室几部，国内各寺庙也有收藏，不过小字本迄今尚未发现，今天留存的只有大字本残卷，这是1974年在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中发现的。

　　佛宫寺释迦塔建于辽清宁二年（公元1056年），因为该塔是木结构，所以它以“应县木塔”闻名于世。木塔高20丈，雄伟宏丽，是我国古建筑中的瑰宝。但是900多年来，由于地震、风雨剥蚀及人为灾害的影响，塔身已经变形，塔内塑像后又遭破坏。因此，从1974年起，国家文物局对木塔进行了抢险维修，在施工过程中，发现了一批极为珍贵的辽代文物。其中单是刻印的佛经就有40多种，其他刻书、杂刻和版刻印刷佛像10多件，还有佛经抄写本等，内容十分丰富。这批文物因为年代久远，屡经鼠患，部分经卷画幅已经残断折裂，有的撕成碎片，有的糜烂成团，后经文物部门的校核拼对，装裱修复，终于使这批残破不堪的经卷古籍，整旧如初，始得再现于世。

　　在这次发现的辽代刻印的佛经中，有汉文《契丹藏》12卷，但大多是残卷。需要指出的是，我国雕版大藏经，自北宋以来历代各朝或多或少都有传世之本，唯独《契丹藏》未见流传，多年以来，国内外学者深以为憾。这次《契丹藏》的发现，填补了我国印刷史上的空白。

　　这次发现的《契丹藏》12卷，包括《大方广佛华严经》、《妙法莲华经》、《称赞大乘功德经》、《大法炬陀罗尼经》等。每卷经文都需要雕刻几块甚至几十块版，每一卷都是由几张或几十张纸粘连而成。每卷都用《千字文》编号，卷首多有精致的扉画佛像，每卷均有译者姓名，皆是大字楷书。字体工整有力，行格疏朗，排列整齐，版式统一，纸质优良，印刷精美。各卷都未见虫蛀，足见当时防蠹技术水平之高。全部为卷轴装，用的是圆木轴，竹制杆，丝织缥带，卷成一卷后，贴上印好的书签，再用缥带捆起来收藏。印刷书签是辽代的首创，《契丹藏》是最早使用的。

　　《契丹藏》的雕印年代，说法不一，大约始于辽圣宗统和年间（公元983—1011年），而完成于辽兴宗重熙年间（公元1032—1054年），是仅晚于《开宝藏》而早于国内其他木刻大藏经。它与北京西南房山县云居寺保存的石刻本《契丹藏》比较，在经名、译者和千字文编号方面都一一吻合，这进一步证明了木刻《契丹藏》的真实性。

　　木塔发现的其他刻经与杂刻印刷品，根据经卷卷尾题记，最早始于统和八年（公元990年），最晚止于辽天祚帝天庆年间（公元1111—1120年），前后绵延130年之久。在这批雕版印刷品中，有一本目前世所仅有的辽版书籍《蒙求》，这是该书现存的最早刻本。这本书是古代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课本，编者是唐代李翰。该书广集历史人物言行故事，编成四言对偶韵语，内容丰富，易读易记，因而成为千余年来流传广泛的儿童读物。它与《千字文》前后辉映，对古代的识字教育起过很大作用，对以后的蒙书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后世许多以“蒙求”为名的课本，都以它为范本。

　　此外，木塔秘藏的辽代木刻版画共有六幅，都是以佛教内容为题材的，其中三幅是印在绢上的《南无释迦牟尼像》大型彩色绢画，画面上刻画了释迦牟尼扶膝端坐在莲台向弟子说法的情景。释迦牟尼身披红色衣，头部绕以红蓝光圈，顶部华盖帛幔下垂，华盖两旁饰以天草；佛前有四众肃立，另有供养人、化生童子。画面结构繁杂，布局紧凑。两旁印有“南无释迦牟尼佛”七字。据1982年《文物》第6期侯恺、冯鹏生《应县木塔秘藏辽代美术作品的探讨》一文中说，其印制方法可能属于丝漏印刷，似是用两套版印刷，先漏印红色，后漏印蓝色，字底上的黄色则是用笔刷染上的，这和我国民间镂孔印染花布的方法基本相同。三幅佛画都是先用同一套版印刷人形、物状的轮廓，而后用笔墨勾画人物的面部五官及手足。因为只制了半幅画的漏版，印时将绢对折，使颜色浸过两层绢素，再打开成整幅，这样，画面上的人物、图案、字迹左右对称，而“南无释迦牟尼佛”七字，就出现了左为反文，右为正文的情况，对折处也留下一条污痕。这三幅辽代彩色佛画，在我国还是首次发现，虽然不是印在纸上，而是绢本，但在我国彩印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另外两幅《药师琉璃光佛说法图》版画，画面刻画了药师佛向胁侍及十二药叉神将说法的盛大场面。但木刻粗糙，设色简单。还有一幅《炽盛光九曜图》版画，正面为炽盛光佛坐在须弥座莲台之上，人形化的“九曜”星宿环佛而立，似在聆听教义。刻工精细，线条流畅，遒劲圆润，顿挫有方，是我国木刻中的优秀作品，也是迄今我国发现的最大立幅版印着色佛教画幅。

　　这三幅佛教故事画，都是印在白麻纸上，在雕版印刷后再着颜色，它反映了辽代民间画工之功力和木刻版画之精致。

　　上述应县木塔发现的《契丹藏》和大部分刻书、刻经与版印佛画，都是在辽都燕京印刷的，这说明了当时的燕京，不仅是北方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而且在雕版印刷方面也占有重要地位，其雕印业的繁荣完全可与北宋印刷业发达的城市相媲美。

　　过去记载的北京地区传世的最古刻本，是唐代李贺撰的《歌诗编》，该书是元宪宗六年（公元1256年）的刻本，但是它比应县木塔发现的辽统和八年（公元990年）“燕京仰山寺前杨家印造”的《上生经疏科文》已晚了266年，也就是说北京的雕版印刷史可上溯到990年的辽代了。

　　辽代还刻印了汉文《五经传疏》、《史记》、《汉书》、辽僧行均著的字书《龙龛手镜》和晋朝葛洪著的医书《肘后方》等。当时辽朝翻刻汉文书籍非常积极。由于苏东坡才名重当代，他的《眉山集》问世不久，辽朝就有了翻刻本，在范阳（今河北涿县）书肆还印卖他的诗集《大苏小集》，所以苏轼有“谁将家集过燕都，每被行人问大苏”的诗句。辽朝的使臣刘霄与苏轼晏饮时，能背诵苏轼的诗句：“痛饮从今有几日，西轩月色夜来新”，使苏轼深为惊讶，后来苏轼写道：“虏亦喜吾诗，可怪也！”当时北宋大量民间印本也流入辽朝，所以苏轼之弟苏辙就说：“本朝民间开版印行文字，臣等窃料北朝（辽朝）无所不有。”有的宋朝商人甚至出卖军事外交机密文书与辽，因为“贩入虏中，其利十倍”。此外辽还把一些汉文书籍译成契丹文印刷出版，如白居易的《讽谏集》，唐史学家吴兢著的《贞观政要》，还有《五代史》、《通历》等书，而这些译本也都早已失传了，加上当时“契丹书禁甚严，传入中国者法皆死”，所以辽代刻书流传下来的极少。但上述情况，却反映了辽代刻书业的兴盛和对汉文书籍的喜爱。

　　金代的刻书事业也相当发达。

　　金朝统治者很重视学习汉族文化。金熙宗（公元1135—1148年在位）本人非常崇尚儒学，他不仅建立孔子庙，还亲自祭祀孔子庙。他读《尚书》、《论语》及《五代史》、《辽史》等，常常夜以继日，因此他能“赋诗染翰，雅歌儒服……尽失女真故态矣。视开国旧臣，则曰无知夷狄。及旧臣视之，则曰宛然一汉户少年子也”。所以从此女真贵族学习汉族文化之风，日盛一日。到了被称作“小尧舜”的金世宗（公元1161—1189年在位），尤其注重文化教育，他创建了国子学和地方各级学校，勒令女真贵族学习文化，否则不能承袭其官职。他的后继者金章宗（公元1190—1208年在位）也喜欢汉文化，本人能作诗填词，善写汉字，模仿宋徽宗的“瘦金书”，几乎达到了神形兼备的程度。这样，随着文化教育的发展，刻书业也迅速发展起来。

　　金的刻书中心有燕京（今北京）、汴京（今河南开封）、山西平阳府（治所在今临汾市）、河北宁晋等地。

　　燕京在公元1153年成为金朝的国都后，改名中都，它是金朝政治商业文化中心，曾设立了秘书监掌管经籍图书。国子监利用从北宋汴京掠夺来的旧印版，印了“六经”、“十七史”、《老子》、《孟子》、《荀子》等29种汉文经史典籍，分发给各级学校，许多女真文的译本也都在中都出版。公元1214年，金宣宗在蒙古军的进攻下，仓皇撤离中都，迁往汴京，临行时还没有忘记把图书带走，当时仅载运内府的书籍，就用了三万辆车子，可见金朝燕京书籍、文物之多。

　　汴京，在金迁都燕京后，改称南京。南京重印了《贞观政要》和薛居正监修的《旧五代史》。那时，相国寺仍承袭北宋民俗，每月定期举行庙会，庙会上也出卖书籍。金世宗的孙子完颜璹〔shu赎〕晚年刻印了自己的诗作《如庵小藁》〔gao搞〕，汴京各书铺多有出售。

　　平阳，地处山西南部，沃野千里，物产丰富，唐代时已成为大郡，北宋建置平阳府，那时这里已兴起刻书之风。金朝时，政府在平阳府设立经籍所（相当后来的官书局），专门出版书籍。当地出产白麻纸，周围盛产刻版用的梨木和枣木，北边的太原府又有造墨场，木、纸、墨取材都比较方便，所以平阳府也是出版商汇集之地，一时书肆萃集，成为官民雕版印刷中心。有许多书坊刻印了不少书籍，著名的有平水（平阳府城的别称）王文郁刻印的《经史证类本草》和《新刊韵略》，李子文刊印的王朋寿增修的类书《增广分门类林杂说》，王敏仲校刊的《尚书注疏》，张存惠刻印的《通鉴节要》。还有平阳姬家刻印的大型单张《四美图》版画，上面绘刻着历史上的四位美人：西汉成帝皇后赵飞燕居中，与西晋石崇爱妾绿珠同在前列，王昭君与班姬（即班昭）同在后面。画中还配以栏杆、假山和牡丹。上刻横标题“随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下款落“平阳姬家雕印”。人物生动活泼，刻工细致，是平阳坊刻本的代表作。这幅版画是1909年由俄国探险队在甘肃黑水城发现的，已被科兹洛夫盗走，现存前苏联列宁格勒东方博物馆。因为平阳是当时公私出版业的中心，读书人很多，所以许多人家“家置书楼，人蓄文库”。平阳所刻书籍，以“平水版”见称，书写雕镂之精都是第一流的。

　　河北宁晋荆家出版的书籍，精美价廉，销路很广，可惜宁晋本今已罕见。今北京图书馆藏有崇庆元年（公元1212年）韩道昭撰的韵书《崇庆新雕改并五音集韵》，即是荆家刻印的。

　　其他地方从事刻书的也不少，金代19路中有刻书地名可考的达九路30处之多，几乎遍及今天的华北地区。许多地方刻书蔚然成风：有的人家家境并不宽裕，像济南李德元以教书为生，竟不惜出利借贷刻印书籍；有人购得南宋国史院编修馆胡铨著的《劾秦桧疏稿》刻印出卖，获利甚多；有人还在宋金两国边界贸易之地榷场刊印书籍出卖；小学教师王鼎自己无钱，特请朋友帮助，刊印了北宋名医成无己著的《伤寒论注解》，这是“医圣”张仲景著的《伤寒论》的最早注本，被称为“万全之书”；还有许多地方大量印卖看风水的《地理新书》，这是金代版本最多的书。但是，金代的官刻和家刻刻印最多的还是经、史、文集，坊刻最多的是民间所需要的医书、类书、字书、韵书和说唱文学。

　　金代刻书有书名可考的约有100多种，其中最有名、工程最大的则是佛教经典《金藏》和道教经典《道藏》。

　　《金藏》就是在山西解州（今运城县）刻的《大藏经》，这部书原藏于山西赵城县广胜寺内，所以又叫《赵城藏》。大约公元1148年开始雕版，至1173年刻成，1178年出版，前后历时30年。据说首先发起刻这部藏经的是一个名叫崔法珍的女子。她苦心学佛，把胳臂断下来募集刻经的款项，感动了许多包括汉人、女真人、蒙古人在内的善男信女，他们纷纷捐献钱财、物品、牲口，有的甚至不惜破产而应募捐资。劝募地区遍及山西南部和陕西西部各州县，而后由解州天宁寺开雕大藏经版会主持开雕，所以这部藏经是由民间发起依靠广大信徒集资刻印而成的。《金藏》印成后，崔法珍将印本送到燕京，受到金世宗的重视。公元1181年，又将经版送到燕京，继续印刷流通，为此，崔法珍受封为宏教大师。这部藏经汇集了金代以前在中国流行的各种佛教的经论和著述。原书可能有7000多卷，至1934年发现时，只剩下4900多卷了。1942年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劫走这部佛经，中国共产党赵城县委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采取保护措施。当时还不知佛经藏在何处，经派人查访，才得知藏在广胜寺飞虹塔的二层上。在力空和尚的配合下，由广胜寺附近村庄的抗日村干部，动员了一些身强力壮的抗日群众，以“运公粮”为名，在游击队和八路军战士的掩护下，用箩筐担挑连夜抢运到太岳军区。为了保全这部《金藏》，有几位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部佛经已移交给北京图书馆收藏。

　　这部佛经是我国仅存的一部珍贵的孤本佛经，它的原刻版式除千字文编次略有更动外，基本上是《开宝藏》的复刻本，也是卷轴式装帧。它保留了《开宝藏》蜀本的许多特点，在《开宝藏》和它的另一复刻本《高丽藏》初刻印本都失散的情况下，保存了数千卷《开宝藏》蜀本的面貌，无论在版本和校勘方面都具有较高的价值。

　　1935年北京三时学会（研究佛教的学术团体）把《金藏》中独具的经论46种，249卷，编为上、中、下三集，缩印成32开线装本120册，分装成12函发行，名为《宋藏遗珍》。

　　1959年，文化部又在西藏萨迦寺北寺图书馆，发现了31种559卷卷轴装木刻印本佛经，其编排和《金藏》完全一致，从版式、字体、刻工等方面判断，基本上可以肯定是《金藏》版送到燕京后的补雕印本，这就进一步丰富了《金藏》的内容，十分可贵。

　　金代金章宗明昌（公元1190—1195年）初年，在中都刻印的《大金玄都宝藏》，是大师孙明道花了好几年时间，先是派人到处搜访道经，而后又对北宋刻印的已经残缺的《政和万寿道藏》进行了增补才完成的，共6455卷，是最完备的道藏经，其内容之丰富，工程之浩大，可与《金藏》媲美。可惜这部搜罗广泛的道藏经版，因存放地天长观（旧址在北京白云观西），公元1202年一场大火，经版被付之一炬。

　　此外，金朝统治者为了使女真人“知仁义道德”，还把许多汉文经史典籍，译成女真文字刻印出版，其中著名的有《尚书》、《易经》、《春秋》、《论语》、《老子》、《孟子》、《史记》、《新唐书》、《贞观政要》以及白居易的《白氏策林》等书。这些书的印数想来相当可观，像宣扬“以孝治天下”的《孝经》刊印后，金世宗一次就分赐给护卫亲军上千部，可见为数不少。不过，这些译本今天也无一本流传下来。

　　西夏统治者也比较重视文化教育和印刷事业。元昊本人通晓汉语，喜欢汉文书籍，他建立学校，创制西夏文字，命人翻译《孝经》和解释词义的词典《尔雅》，供给学校作为课本。他的后继者仿照宋朝建立太学和各级学校，实行科举考试，又向宋朝求得许多监本书，向金朝购买儒家书籍和佛经。由于教育的发展，印刷业也随之发展起来。西夏政府在都城兴庆（今宁夏银川）设有官营纸工院和刻印司，专门造纸和刻印书籍。1990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管理部门，在清理贺兰县宏佛塔过程中，除清理出一批珍贵的佛教文物外，还发现了西夏文木雕残版2000多块，虽然已大部碳化变黑，但版面文字清晰，字体方正秀丽，刻工细腻娴熟。此外还有其他西夏文书残页。宏佛塔位于贺兰县以东九公里，西面距宁夏首府银川市20多公里。从发现的这些文物看，这里可能是西夏王朝刊印西夏文书籍的一个重要场所，同时也反映了西夏印刷业的发达。

　　西夏刻汉文本很少，刻印最多的是西夏文著作和汉文典籍的西夏文译本，共约30多种，其中不少刻本还流传至今。西夏文本中有军事法典《贞观玉镜统》、格言集《圣立义海》、西夏谚语集《新集锦合辞》和《西夏诗集》以及佛教劝善的诗文等。汉籍西夏文译本有《贞观政要》的节译本，有包括《列子》（道家重要著作）、《左传》、《孔子家语》（有关孔子的遗文轶事）在内的《汉文典籍择译》，有史书《十二国》和兵书《孙子兵法》、《三略》、《六韬》等军事经典著作。为了“和蕃汉之众，增二国之谊”，还在公元1190年出版了骨勒茂才编的西夏文和汉文对照字典《蕃汉合时掌中珠》，以便西夏人、汉人互相学习对方语言。此外，西夏与辽、金一样崇尚佛教，多次用马匹向宋朝换取佛经，并翻译成西夏文《大藏》，共3579卷。这部《大藏》后来在元朝时又对它作了校勘和增补，并于公元1293—1302年在杭州万寿寺重新雕印出版，全藏已增加到3620卷，共印了140多部，赠送给以前西夏境内各寺院100多部，现仅存数十种。还有，国王王后为祈求所谓福利，常大量印施佛经，一次印数多至五万卷或十万卷。可惜许多流传下来的西夏文印本，在清朝末年民国初年被俄、英帝国主义分子盗走了。据记载：公元1908—1909年沙俄的柯兹洛夫曾两次率领探险队到我国西夏的黑水城（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遗址，发掘掠走大批西夏文文献，共达8000号（登录号）之多，其中有西夏文印本和写本80种，汉文印本10多种，现藏前苏联列宁格勒东方博物馆。稍后，盗窃我国珍贵文物的老手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也紧步科兹洛夫后尘，于1914年夏也来到了黑水城，又盗走了西夏文书和汉文古书280多件，其中有西夏文印本20多件，还有佛像版画残片几十件。这二人的强盗行径实在令人发指。

　　今天特别值得我们珍视的是，元朝时西夏的刻字工人到江南去刻书，如文学家杨桓著的韵书《书学正韵》，就是西夏刻字工人大约于公元1308年在江浙行省刻印的（今天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有该书的元刻明修本）。此书“条理周详，字画端正”。可知他们在600多年前就献身于沟通文化事业，体现了汉夏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源远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