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即帝位时，国家仍处在社会凋敝、民生穷困的状况。古书上说：“霜旱为灾，米谷踊贵”，“道路之间，馁殍相藉”。李世民及其名臣长孙无忌、魏征、房玄龄等人，亲身经历了隋朝由盛到衰终至灭亡的过程，认识到君主和老百姓的关系。李世民对他的侍臣说：“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贞观政要》卷四《教诫太子诸王》)。他一上台就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贞观政要》卷一《君道》)。李世民为了维护和巩固新建立的封建政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保持社会安定和恢复、发展生产的政策，例如，颁布均田令，实行租庸调法，相对减轻徭役和赋税，减轻苛重的刑罚，讲求吏治，注意选择地方官吏，惩治贪官污吏，奖励农耕，兴修水利等等，因此社会经济繁荣，国力迅速强盛，他在位年号叫“贞观”，故史称“贞观之治”。

　　后世总结出“贞观之治”的核心是“安人宁国”。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李世民和他的大臣王珪议政时说：“国家以人民为本，人民以衣食为本，而衣食需要不失时机从事农耕才能得到，如果老是去打仗，哪能不误农时，哪能得到衣食呢？”王珪同意他的这个看法并点出要害在于“安人”。李世民总结说：“安人宁国，惟在于君，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朕所以抑情损欲，克己自励耳!”(《贞观政要》卷八《务农》)他又说，治理国家就像栽树一样。树根扎实不动摇，就能枝叶茂盛。国家君主能清静无为，百姓便能安居乐业。可见，李世民在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上，把儒家和道家思想融为一炉，一方面极力崇儒，实行“德政”；另一方面又提倡“清静无为”、“无为而治”，两方面思想归结到一点就是特别重视保持社会的安定。“安人宁国”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保持社会稳定。

　　选贤任能是“贞观之治”的一个重要特点。李世民十分注意择人任官。他在即帝位时，亲自确定长孙无忌等人的爵位、封邑。他叫一位大臣在会上唱名宣布之前说：“我给你们叙定的勋赏可能有不恰当的地方，应该各自谈谈。”当时诸将争功，乱哄哄地闹个不停。李世民的叔父淮安王李神通站出来说：“我在关西举兵，首先响应起义的大旗，而今房玄龄、杜如晦等人专靠耍笔杆子，功劳在我的上面，我心里不服。”李世民反驳说：“开始起义时，叔父虽然首先响应举兵，大概也是自谋免祸。后来窦建德(隋末河北农民起义军首领)吞并山东时，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另一农民起义军首领)再纠集余党攻来，叔父被打得望风逃窜。房玄龄等人在军帐中出谋划策，坐在那里安定了国家，论功行赏，本来就应该在叔父前面。叔父是国家至近的亲人，对您，我真没有什么可吝啬的，只是不能凭着私情和功臣同赏罢了。”诸将听后说皇上最公道了，即使淮安王，尚且没有什么私心，我们怎敢不安份呢？大家都心悦诚服。

　　“贞观之治”的另一个特点是求谏纳谏，杜谗去佞、谨言慎行。这一点突出表现在李世民和魏征的关系上。李世民即帝位时，魏征任谏议大夫，后任中央行政长官之一的侍中，封左光禄大夫和郑国公。魏征有才干和胆识，性格刚直，敢于向皇帝犯颜直谏。他为了维护和巩固李唐王朝的封建统治，曾先后陈谏200多件事，劝诫李世民以历史教训为鉴，励精图治，任贤纳谏，率先遵守法制，以督责臣下。魏征曾反复上疏，陈述时弊，指出当时司法上最大的流弊是不能公平执法。他反对皇帝“任心弃法”，主张“依法科刑”，反复告诫太宗要慎用赏罚。贞观三年(公元629年)，河南道濮州刺史庞相寿，因犯贪污罪，被解任。唐太宗因庞是他当秦王时的旧部，想不处分他，让他仍回原地去当刺史。魏征正色进谏，最后太宗采纳了他的意见，依法处理了庞相寿。贞观七年(公元633年)，太宗的亲家(儿子的妃子的父亲)杨誉，在京城里仗势欺人，抢夺奴婢，触犯了国法。刑部的一名官吏薛仁方把杨誉拘留讯问。太宗知道后大怒，要杖打薛仁方，并撤他的官职。魏征对这件事，一方面痛斥了这个皇亲国戚是危害社稷的“城狐社鼠”；另一方面赞扬薛仁方不畏权贵，不循私情，为国守法的精神，对他怎么能枉加刑罚呢？太宗在魏征的诤谏下，收回了原来的错误命令，让薛仁方依法处理了杨誉。正是由于魏征等人经常进谏和督促，使太宗基本上带头守法，在贞观前期出现了少见的法治局面。

　　魏征是封建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忠实维护者，他在隋末农民大起义的暴风骤雨中，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使他能够始终保持比较清醒的头脑，要求唐太宗“居安思危”，他提出的一整套治国用法之道，对“贞观之治”的形成和实现起了重要作用。公元643年，魏征病逝，太宗登上禁苑西楼，望着灵车痛哭。他亲自在石碑上撰写碑文。他对侍臣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资治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