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儒学、道家、佛学乃至于墨家、法家等诸子学术的研究相比，有关兵学的研究，显然是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成果为数不多姑且不论，即使是有限的研究成果中，质量上乘、体系严整、见解独到之作亦属凤毛麟角。更多的是词条的扩大与组合，可又没有词条来得科学与准确，犹如“什锦拼盘”，看不出兵学思想发展的脉络与规律，见不到兵学家、兵学典籍所蕴涵的时代特征与文化精神，在整个学术思想研究的大格局中，很明显被边缘化，无法“预流”。

兵学思想史研究的“后天失调”，还表现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者长期以来在专业素质构成上一直存在着种种局限，并不能很好地适应兵学思想发展史研究的特殊要求。军事史从本质上讲，是历史与军事两大学科彼此渗透、有机结合而形成的交叉学科，这一属性，决定了兵学思想史它其实也是军事史与思想史的综合与贯通，这一学术特性，对研究者提出了特殊的要求，即他们最好能具备历史与军事两方面的专业素养。

秦汉以降，迄至今代，各个时期的兵学思想发展一样都有其特定的主题和优先的重心。这些不同时期的主题与重心，就是我们在从事中国兵学思想发展历史研究时应该加以特别关注与充分讨论的内容。孙子有云：“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孙子兵法·虚实篇》），这对于兵学思想史的研究同样富有启示意义，即在研究过程中，要切忌面面俱到，平铺直叙，而必须以揭示和深化不同时期兵学主题为中心，以点带面，提纲挈领，从而准确地呈现兵学思想发展的脉络，把握兵学思想研究的关键。

有幸承蒙南京大学蒋广学教授的信任，被赋予承担《中国兵学思想发展史》撰写的重托。当时觉得自己有多年从事先秦两汉兵学文化研究的经历，在某些问题上多少有些许心得，加上合作团队中魏鸿博士、熊剑平博士等人皆为学有专攻、功底厚实的中青年才俊，遂坦然接受，为王前驱。然而，一旦进入真正的写作阶段，方知完全不是原来所想象的那么容易，以至于举步维艰、左支右绌，延宕至今尚无法交稿具结，实不胜愧怍，无地自容。这真的是印证了顾颉刚先生的一段名言：“读书三年，天下去得；再读三年，寸步难行。”

《中国兵学思想发展史》一稿进展迟缓，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我自己陷于行政琐务杂事之漩涡，未能做到心无旁骛，学术积累相对不足，研究能力平庸愚钝之外，我认为还和兵学思想史本身的属性和特点有关，与该领域研究现状与局限有关。这些问题直接制约着它的研究走向深入，成为我们顺利完成《中国兵学思想发展史》撰写的一个“瓶颈”。

与儒学、道家、佛学乃至于墨家、法家等诸子学术的研究相比，有关兵学的研究，显然是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成果为数不多姑且不论，即使是有限的研究成果中，质量上乘、体系严整、见解独到之作亦属凤毛麟角。更多的是词条的扩大与组合，可又没有词条来得科学与准确，犹如“什锦拼盘”，看不出兵学思想发展的脉络与规律，见不到兵学家、兵学典籍所蕴涵的时代特征与文化精神，在整个学术思想研究的大格局中，很明显被边缘化，无法“预流”。

但是，兵学思想研究不能尽如人意的主要原因，并不能简单地责怪学者，问题还是出在兵学学科的自身性质上。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就是这个道理。

在《汉书·艺文志》中，兵家并没有被列入“诸子”的范围，兵学著作没有被当作理论意识形态的著述来看待。“诸子略”的“九流十家”中，兵家无法占据一席之地，完全被排斥之外。当然，兵书也有它自己的学科归属，即“兵书略”，但是它的性质实际上与“数术”、“方技”相近。换言之，《汉志》“六略”，前三“略”，“六艺”、“诸子”、“诗赋”属于同一性质，可归入“道”的层面；而后三“略”，“兵书”、“数术”、“方技”又是一个性质近似的大类，属于“术”的层面。“道”的层面，为“形而上”；“术”的层面，为“形而下”。“形而下”者，用今天的话来说，是讲求功能性的，是工具型的理性，它不尚抽象，不为玄虚，讲求实用，讲求效益，于思想而言，相对苍白；于学术而言，相对单薄。所以除了极个别的兵书，如《孙子兵法》之类外，绝大部分的兵学著作，都鲜有理论含量，缺乏思想的深度，因此，在学术思想的总结上，似乎很少有值得关注的兴奋点存在，而为人们所忽略。

这一点，不但古代是如此，即使在当今几乎也一样。坊间流行的各种哲学史、思想史著作，很少设立讨论兵学思想的专门章节，个别的著作即便列入，也往往是一笔带过，如同蜻蜓点水，浅尝辄止。总之，在这样一片贫瘠的土地上，要开出绚丽之花，长成参天之树，就有些勉为其难，道理就这么简单。由此可见，兵学思想的研究，从学科性质上考察就有相当的难度，而一定要从工具技术性的学科来发掘“形而上”的抽象性质的思想与理论，则不免会教人多少感到失望。

其次，与儒学因应道教、佛教的挑战，不断更新其机理，不断升华新形态的情况有巨大的不同，兵学长期以来所面对的战争形态基本相似，战争的技术手段没有发生本质性的飞跃，大致是冷兵器时代的作战样式占主导，宋元以后尤其是明、清时代出现火器，作战样式初步进入冷热兵器并用时期，但即便是在明、清时代，冷兵器作战仍然占据着战场上的中心位置。这样的物质条件与军事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兵学思想的更新与升华。即使有所变化与发展，也仅仅体现在战术手段的层面，如明代火器的使用，引发战车重新受到关注，于是就产生了诸如《车营扣答百问》之类的兵书；同样是因为火器登上历史舞台，战争进入冷热兵器并用时期，这样就有了顺应这种变化而出现的《火攻挈要》等兵书和相应的冷热兵器并用的作战指导原则。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局部的、个别的、枝节性的发展变化，并没有实现兵学思想的本质性改变、革命性跨越。从这个意义上说，明代茅元仪《武备志·兵诀评》所称的“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一方面的确是准确地揭示了《孙子兵法》作为兵学最高经典的不可超越性，但同时也曲折隐晦地说明了兵学思想的相对凝固性、守成性。

没有问题对象的改变，就无法激发出发展更新的需求，而没有新的需求，思想形态、学术体系就难以被注入新的生机，就会处于自我封闭、不求进取的窘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今天要从学科发展的视野来考察兵学理论的递嬗，显然是会遇到极大的障碍，而要总结、揭示这种演进的基本规律与主要特征，更是困难重重，充满挑战了。这方面，即便如当下最权威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在各断代军事思想的领条中，也只能横向地不断重复诸如战争观上区分了“义战”与“非义战”的性质，作战指导上强调了“避实击虚”、“因敌制胜”之类的套话。先秦领条这么讲，秦汉领条这么讲，到了明清的领条，还是这么讲，千篇一律，缺乏发展性，没有创新性，特别沉闷，非常呆板。应该说，这种局面的造成，不是偶然的，而是其研究对象本身停滞不前、自我封闭所导致的逻辑结果。

以上说的，如果指的是兵学思想发展的总结归纳存在着明显的“先天不足”的制约，那么以下我们还应该更清醒地注意到，这种归纳与总结，还有一个“后天失调”的重大缺陷。

从“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到“彬彬多文学之士”，这是中国文化在人才观取向上的变化趋势和显著特征。阳刚之气概逐渐消退，而柔弱之风弥生，“崇文轻武”的社会风尚之下，军人就不复为先秦贵族社会条件下熟谙“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之武士，而逐渐成为了一群可以随时“驱而来，驱而往”的“群羊”（参见《孙子兵法·九地篇》）。这样的群体，在文化知识的学习与掌握上自然属于“弱势群体”，他们文化程度不高，知识积贮贫乏，阅读能力有限，学习动力缺乏。如果兵书的理论性、抽象性太强，那么就会不适合他们阅读与领悟。所以，大部分的兵书只能走浅显、平白、通俗的道路，以实用、普及为鹄的。由此可知，兵学受众群体的文化素质和精神需求上的特殊性，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兵学思想的精致化、哲理化提升。

这只要从后世经典的注疏水平，与儒家、道家乃至法家经典相比，其滞后、浅薄实不可以道里计。兵家的著述在注疏方面，绝对无法出现诸如郑玄之于《礼记》、何休之于《公羊传》、杜预之于《左传》、王弼之于《老子》、郭象之于《庄子》这样具有高度学术性，注入了创新性思维与开拓性理论的著作，而往往是像施子美《武经七书讲义》、刘寅《武经七书直解》这样的通俗型注疏，仅仅立足于文字的疏通，章句的串讲而已。即便偶尔有曹操、杜牧、梅尧臣等人注孙子的成绩聊备一格，但是它们的学术贡献与价值，依旧无法与王弼、郑玄等人的成就相媲美。而这种整体性格局的滞后与粗疏，自然严重影响到兵学思想的变革与升华，使兵学思想的呈现形态失去了值得人们激发热情、全力投入研究的兴奋点与推动力，往往只能在缺乏高度的平台之上作机械性的重复，这显然会导致兵学思想整体研究的严重滞后。

兵学思想史研究的“后天失调”，还表现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者长期以来在专业素质构成上一直存在着种种局限，并不能很好地适应兵学思想发展史研究的特殊要求。军事史从本质上讲，是历史与军事两大学科彼此渗透、有机结合而形成的交叉学科，这一属性，决定了兵学思想史它其实也是军事史与思想史的综合与贯通，这一学术特性，对研究者提出了特殊的要求，即他们最好能具备历史与军事两方面的专业素养。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样的复合型队伍自古至今似乎并未能真正建立起来。熟谙军事者，历史知识、哲学思辨却往往相对单薄，这不免导致其讨论难以上升到理论思维的高度，“浮光掠影，浅尝辄止”；而通习历史者，却缺乏军旅活动的实践经验，这当然会造成其所研究的结论多属门外读兵，不着边际，可谓是“隔靴搔痒”，甚至于“郢书燕说”“张冠李戴”。如《礼书通故》一类典籍中有关“偏”的考据，就近乎盲人摸象，花费大量精力考证一“偏”的战车数量，提出莫衷一是的“九乘说”、“十八乘说”、“二十七乘说”、“八十一乘说”等说法，这除了徒增纷扰之外，实在看不出能真正解决什么问题。

正是因为兵学思想史的研究，让军事学界、历史学界两大界别的人士都不无困惑、深感棘手，所以一般的人都不愿意身陷这个泥淖。宋代著名兵学思想家、经典兵书《何博士备论》的作者何去非，尽管兵学造诣精深，又身为武学教授（后晋升武学博士），但自上任之日起就不安心本职工作，曾转求苏东坡两次上书朝廷，请求“改换文资”，即希望把他由武官改为文官，由武学博士转任为太学博士。何去非的选择，就是这方面非常有代表性的例子。这种研究队伍的凋零没落、薪火难传，恰恰证明了兵学思想发展史研究确实存在着难以摆脱的困境，也是在今天需要亟待突破的“瓶颈”。

面对兵学思想研究中的这些“瓶颈”，如何突破？怎样超越？当然是不可以一蹴而就的，无论是学术积累上，还是研究能力上，我们在今天的条件下，都还不具备完成转型、实现升华的基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因此而放弃探索、不思进取，恰恰相反，我们必须直面这些问题，“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尽可能进行必要的尝试，起到铺路石的作用，为今后兵学思想史研究的进展与成熟，打下一定的基础，提供足资借鉴的经验。

我个人认为，要突破兵学思想研究中的“瓶颈”，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努力值得去展开。首先，必须积极尝试研究角度切入点的重新选择，转换习以为常的研究范式，改变陈陈相因的研究逻辑。具体地说，就是实现研究重心的转移，变以研究军事人物思想、兵书典籍理论为主导，为以研究战法与思想共生互动为宗旨。这个共生互动的关系，可以用一个相对稳定的逻辑结构来描述，即：武器装备的改进与发展，引发作战方式、战略战术的变革，同时也促成了军队编制体制的调整和变化，而这变化，最终又推动了兵学理论的创新、军事思想的升华。而兵学思想的发展，同样要反作用于作战指导领域，使得战法的确立与变革能够在理论的指导下，更趋合理、更趋成熟，以适应军事斗争的需要，为达成一定的战略目标创造积极有力的条件。

例如，三代弓箭的原始性、戈斧的弱杀伤力，决定了呆板笨拙的密集大方阵作战成为主要的作战方式，“不愆于五步、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尚书·牧誓》）同时也决定了车战成为普遍的作战样式。这样的战法以及相关的战术，这样的以密集大方阵为中心的军队编组体制，其结果反映在兵学思想领域就合乎逻辑地形成了以“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军旅以舒为主，故车不驰，徒不趋”为基本内涵的“古司马法”军事思想的时代特征。一样的道理，春秋后期，随着弩机等新型兵器的出现，功能组合型兵器如戟的普遍战场使用，使得灵活机动的作战方式风行于世，于是遂有兵学思想领域的革命性变迁，以“兵以诈立”为宗旨，强调“兵之情以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的《孙子兵法》遂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心位置，逐渐取代倡导“以仁为本，以礼为固”的“古司马法”，成为兵学思想界的主宰型领袖。由此可见，我们如果顺着军事发展的内在理路与自身逻辑，按照武器装备决定编制体制与作战方式，作战方式等催生兵学思想更新，这样的逻辑结构来考察兵学理论的生成发展机制，那么就有可能真正揭示出兵学思想演进的基本规律与终极动因，对中国历代兵学思想的文化更新序列做出正确描述，而不至于将兵学思想发展史编纂成一部由一些兵家人物、一些兵学著作的内容介绍与简单评论呆板组装在一起、拼凑成一盘的词条汇编。

其次，在围绕“武器装备——作战方式——兵学理论”这一主线与结构展开叙述的同时，尤其要注意对兵学思想发展上的阶段性特点的概括与揭示。区分不同时期兵学思想的鲜明特征，探索产生这些特征背后的深层次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原因，观察和说明该时期兵学思想较之于这之前的兵学思想传承了什么，又改变或增益了什么，而对于其后兵学思想的发展起到了哪些作用，产生了何种影响。换言之，我们今天对历代兵学思想的研究，其成功与否，就是看能不能跳出通常的兵学思想总结上的时代性格模糊、阶段性特点笼统，大同小异，千人一面的局限，而真正把握了兵学思想的历史演进趋势和文化个性风貌。

例如，要认识三代以及春秋前中期的兵学思想的发展，其要领就是考察“军礼”的主要内涵，体认“军礼”的具体表现，从而以一驭万，纲举目张，“下及汤武受命，以师可乱而济百姓，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司马法是其遗事也”（《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序》）。要掌握春秋战国之际的兵学思想革命的基本形态和文化特征，则无疑要围绕“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孙子兵法·军争篇》）这个中心来开展，从“诡诈之道”取代“以礼为固”这个角度切入，从而总结并揭示这一时期兵学主题的革命性变换，“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序》），这一时代特征，决定了孕育并诞生诸如《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吴子》《尉缭子》等代表性经典兵书，矗立起中国兵学思想发展的第一次高峰。而兵学思想在春秋战国之际之所以能实现这样的突破，很显然并不是孤立的现象，归根结底，它不过是当时战争性质由争霸转变为兼并，政治文化上贵族精神衰微、官僚体制初建在兵学理论建设上的一种折射、一种反映。要理解战国后期兵学思想整合融贯的时代特征，则必须结合当时整个社会思潮的嬗递大势来加以考察。当时，在普遍检讨学术分化的弊端“道术将为天下裂”基础上，诸子内部、诸子之间的兼容综合局面开始出现，这反映在兵学理论建设上，就是严格意义上“兵权谋家”代表《六韬》一书的面世，真正致力于汲取诸子百家之长，并积极完成兵学思想的整合：“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序》）要了解秦汉时期兵学思想演变所体现的文化精神，关键在于必须通过考察《三略》等这一时期的代表性兵学著作之核心内涵，来说明“大一统”帝国统治条件下兵学发展的重心转移，即由“取天下”转变为“治天下”“安天下”，这对应于兵学著作的宗旨调整与方向选择，就是关注“治军”胜过“作战”，强调“政略”高于“兵略”。

秦汉以降，迄至今代，各个时期的兵学思想发展一样都有其特定的主题和优先的重心。这些不同时期的主题与重心，就是我们在从事中国兵学思想发展历史研究时应该加以特别关注与充分讨论的内容。孙子有云：“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孙子兵法·虚实篇》），这对于兵学思想史的研究同样富有启示意义，即在研究过程中，要切忌面面俱到，平铺直叙，而必须以揭示和深化不同时期兵学主题为中心，以点带面，提纲挈领，从而准确地呈现兵学思想发展的脉络，把握兵学思想研究的关键。

其三，要突破兵学思想史研究中的“瓶颈”，还要求我们在具体的研究思维模式、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等方面加强努力，开辟新的道路，提升新的境界。这包括：对兵学思想史的学科内涵与外延要有一个科学而清晰的界定，不能局囿于单纯的思想考察，必须确立兵学思想史研究的主体性，树立问题意识、自觉意识，使兵学思想史的独立性得以完全体现。要对兵学思想史研究人员的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致力于改变自古以来军事与思想史两张皮的现象：搞思想史的不怎么熟悉军事，谙军事的在历史学的基本训练方面偏弱的情况。尽量拓展兵学思想史的研究领域，在围绕兵学思想这个核心展开研究的同时，将军事史的其他研究对象有机地综括结合到兵学思想研究之中，引入兵制史、军事技术史、作战方式、阵法战术、兵要地理等内容，让它们为开展兵学思想史研究提供坚强有力的支撑，增强兵学思想史研究的厚度，使得它能和军事史的其他要素实现有机的对接，互为补充，互为促进。

兵学思想史研究是多学科、综合性的研究，其中历史学与军事学是最核心的两大要素，这要求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在充分运用历史方法的同时，应该尽可能地借助于军事学的范畴、概念与方法，注重于从军事学的角度归纳问题、分析问题、考察问题、解决问题。应该说，这正是兵学思想史研究讲求科学性、学术性的必然要求和前提条件。许多学术上的疑难问题，若能借助军事学的原理与方法，解决起来并非是不可思议、无能为力的。如用现代军事中的“战略预备队”概念诠释“大将居中，握有余奇”的“余奇”含义，就能叫人豁然开朗、举重若轻；又如，拿方阵战术的基本要领来观照“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的意义所在，同样也是事半功倍、恰到好处。

彻底突破兵学思想研究中的“瓶颈”之思路与方法，或许在相当一个时间里并不能完全奏效，但是，它即便是无法一举突破所谓的“瓶颈”，却也将或多或少地起到疏通“肠梗阻”的一定作用。我深深地相信，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我们就有希望在兵学思想研究中超越过去僵化的模式与平庸的论调，牢牢把握住新的发展契机，从而跃上新的台阶，迎来新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