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吏”之流品走向初期——秦汉时期
秦汉时期，很多情况下将与治狱事宜有关的官员称之为吏，如“狱吏”、“治狱吏”，再如张汤官至廷尉，人称之为“汤至于大吏”（（《汉书·张汤传》）。这里面很有蹊跷可寻。在《汉书·百官公卿表》中明确提到吏的指称范围：“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为长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为少吏。”从这一段话中，我们可以知道，在西汉人们普遍将俸禄较小的地方公务人员称之为吏，但除了“长吏”、“少吏”之外并没有“大吏”的官方称谓。既然如此，为什么史料中将贵为廷尉的张汤称之为“大吏”呢？考察张汤的成长史，我们了解到此人初时承继父业为长安吏，素有狱吏之材，连其老父也深讶其治狱文辞的老练。后受人赏识，级级擢升至廷尉。西汉的狱吏非常严苛，特别是汉武帝时期，极为强调法治，以至“今之狱吏，上下相驱，以刻为明，深者获功名，平者多患害”（《汉书·刑法志》），据《汉书·刑法志》记载，西汉时期全国有监狱两千余所，并专任张汤、赵禹等酷吏制法、执法，因此冤假错案层出不穷。时人对于这样的酷刑统治多有不满，再加上酷吏的舞文乱法、微文曲避使得民怨四起。象张汤这样的典型酷吏，当然也成了众口批驳的对象，班固在写作张汤传时的措辞就可见一斑，再如汲黯就曾愤然唾骂张汤：“天下谓刀笔吏不可为公卿，果然。必汤也，令天下重足而立，仄目而视矣！”（《汉书·汲黯传》）由此可见，治狱之吏无论其官位高与否、俸禄多与寡，皆带有一层贬义色彩，“刀笔吏”一词极有代表性的体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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