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梁传》是解《春秋经》五传之一，在汉代才有文献定本。汉代前期，《谷梁传》因汉武帝偏爱《公羊传》而处于在野私学的地位，仅在学者内部传授，且习者可数，处境堪忧。至汉宣帝时，在统治者的扶持下春秋谷梁学登上官学的殿堂，出现短暂的繁荣，其后至东汉一直又处在私学地位。学术界以往的研究，仅对关乎《谷梁传》命运的石渠阁会议以及春秋谷梁学在西汉的传授有所关注，但对其在西汉的升降沉浮与在东汉的衰落及其原因则论之较少。笔者将从长时段来考察春秋谷梁学与政治的内在关联，以及春秋谷梁学私学与官学地位之间的交替变动，以加深对两汉春秋谷梁学的命运演替的研究。

一
《谷梁传》在汉代地位的升降，与政治关系密切。《谷梁传》与《公羊传》同属今文经学，均讲《春秋》的微言大义，在争夺官学地位的过程，先后得到政治权势的强力干

预。据《史记·儒林列传》：“瑕丘江生为《谷梁春秋》。自公孙弘得用，尝集比其义，卒用董仲舒”[①]，对《谷梁传》与《公羊传》之间的第一次争夺记载较为简略。《汉书·儒林传》记之颇详：

瑕邱江公受《谷梁春秋》及《诗》于鲁申公，传子至孙为博士。武帝时，江公与董仲舒并。仲舒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江公呐于口，上使与仲舒议，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孙弘本为《公羊》学，比辑其义，卒用董生。于是上因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太子既通，复私问《谷梁》而善之。其后浸微，唯鲁荣广王孙、皓星公二人受焉。[②]
从该史料来看，《谷梁传》败于《公羊传》，原因有二：一是《谷梁传》经师自身学养之亏缺[③]，与公羊大师董仲舒相比差距较大。二是公羊家有占据高位的丞相公孙弘施以援手，必能歆动汉武帝，给予《公羊传》春秋学正宗地位，从此，习公羊学者俯拾青紫，坐至公卿，更能推动学派的发展；而谷梁学在政治“失语”的情况下，习者寥寥，成为在野学派。当然，从史料中也可看到，《谷梁传》隐伏着兴盛的机缘，那就是汉武帝卫（戾）太子的“私善”《谷梁》，如果没有“巫蛊之祸”，《谷梁传》的政治命运可能早就发生转捩。瑕邱江公将《谷梁传》传与荣广、皓星公。荣广得到真传，理论水平大增，史称“广尽能传其（瑕邱江公）《诗》、《春秋（谷梁传）》，高材捷敏，与《公羊》大师眭孟等论，数困之，故好学者颇复受《谷梁》。”好学者有蔡千秋、周庆、丁姓子孙，其中，蔡千秋还得到皓星公的指授，故谷梁学的水平最高，所谓“为学最笃”[④]。可见，随着《谷梁传》经师学养水平的精进，一方面能吸引后学，壮大队伍，另一方面在与公羊学派私下的理论对决中已占上风。

《谷梁传》与《公羊传》的第二次政治博弈在汉宣帝时。汉宣帝是汉武帝卫（戾）太子的孙子，对乃祖父喜好《谷梁春秋》有所闻，询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三人均是鲁地人，由于地域情感，必然对《谷梁传》有偏爱，“言谷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谷梁》”。韦贤等人进言，与汉武帝时习《公羊》出身的丞相公孙弘一样，无疑对《谷梁传》得到统治者青睐起积极的政治推动作用。汉宣帝召见蔡千秋“与《公羊》家并说，上善《谷梁》说”，这作为《谷梁传》与《公羊传》第二次决战的预演。为取得决定性胜利，汉宣帝“愍其学且绝”，以蔡千秋为郎中户将，选郎官十人教授《谷梁传》，蔡千秋死，征瑕邱江公孙为博士继续教授（此时《谷梁传》还未立博士，瑕邱江公孙被征为博士，从瑕邱江公传申公《诗》、《春秋》，为“《鲁诗》宗”[⑤]来推测，应是《鲁诗》博士。），刘向加入学习，江公孙死，周庆、丁姓再接教鞭，最终完成学业。从时间来说，“自元康中（前65年）始讲，至甘露元年（前53年），积十余岁”，准备是十分充分的；从效果来看，“皆大明习”。

甘露三年（前51年）三月，“诏诸儒讲《五经》同异，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平奏其议，上亲称制临决焉。”[⑥]具体地点，据史载“太子太傅萧望之及《五经》诸儒论同异于石渠阁。”[⑦]其主要议题是“平《公羊》、《谷梁》同异，各以经处是非”。《公羊传》参与讲论的有博士严彭祖，侍郎申輓、尹推、宋显，内侍郎许广，《谷梁传》有议郎尹更始，待诏刘向、周庆、丁姓，中郎将王亥各五人，围绕三十多个议题，萧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经谊对，多从《谷梁》。由是《谷梁》之学大盛”[⑧]，其具体表现：

一是立为官学。参与论辨的周庆、丁姓“皆为博士”，《谷梁传》从此有了专经博士，可以公开设学，有弟子员。如丁姓官至中山太傅，授申章昌，申章昌也征为博士，官至长沙太傅，“徒众尤盛”。《谷梁传》成为官学，虽有汉宣帝的助力，但更多的是依靠自身的努力，也有时代主题的变化所提供的机缘，如《谷梁传》的宽厚仁慈的“王道”政治思想，有利于纠正吏治苛酷之弊，与汉宣帝时代所提倡的“礼治”精神相契合。
二是学以干禄。《谷梁传》学者尹更始由议郎升为谏大夫、长乐户将，传学于其子尹咸、翟方进[⑨]、房凤。尹咸官至大司农，翟方进以“射策甲科为郎”，官至丞相，房凤以“射策乙科为太史掌故”，官至五官中郎将，均是习《谷梁传》而至公卿。

三是充当政治话语。西汉时期，官员们在上书或对策中多引用《谷梁传》文以为典据，加强权威性和说服力。汉昭帝时，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与贤良、文学讨论“盐铁”问题，他们在议论中均援据《谷梁传》的材料。他们论辨的内容汇集为《盐铁论》。清代学者张敦仁《盐铁论考证》以为“凡此书之《春秋》皆《公羊》”，其说颇涉武断。今人陈苏镇统计指出有两例见于《谷梁传》[⑩]，笔者以为，引自《谷梁传》的材料应为三例。如《盐铁论》《论儒第十一》文学曰：“鲁公杀子赤，叔眄退而隐处，不食其禄”，出自《谷梁传·宣公十七年》；《备胡第三十八》贤良曰：“《春秋》动众则书，重民也。宋人围长葛，讥久役也。”出自《谷梁传·隐公五、六年》；《刑德第五十五》大夫曰：“犹鲁以楚师伐齐，而《春秋》恶之。”出自《谷梁传·僖公二十六年》。汉成帝久无继嗣，梅福以为宜建三统，封孔子之世以为殷后，在上书中说：“今成汤不祀，殷人亡后，陛下继嗣久微，殆为此也。《春秋经》曰：‘宋杀其大夫。’《谷梁传》曰：‘其不称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此言孔子故殷后也，虽不正统，封其子孙以为殷后，礼亦宜之。何者？……则国家必获其福，又陛下之名与天亡极。”[11]汉平帝元始四年（4年），王莽被授官宰衡，上书请求“印信”，在上书中引用《谷梁传》“天子之宰，通于四海”，以为“宰衡官以正百僚平海内为职，而无印信，名实不副”，被允准给予“宰衡太傅大司马印”[12]。《谷梁传》之说成为王莽揽权的经典依据。

四是学脉旁分。《谷梁传》在汉初由申公下传徐公、许生、瑕邱江公，江公之下分为三支：第一支是江公子传江（公孙）博士，江博士传王亥、刘向、胡常，胡常传萧秉；第二支是江公传皓星公，皓星公又指授蔡千秋；第三支是江公传荣广，荣广传周庆、蔡千秋、丁姓。其下，蔡千秋传尹更始，尹更始传尹咸、房凤，房凤传侯霸、翟方进；丁姓传申章昌，申章昌传梅福；另外，汉武帝卫（戾）太子从江公私受《谷梁传》。因此，《谷梁春秋》“有尹、胡、申章、房氏之学”[13]。可见，此期春秋谷梁学的家法和师法已经形成。

由于政府的支持和学者的众多，西汉中期成为春秋谷梁学史的第一个高峰。随着西汉衰亡，《谷梁传》自身也势微，博士出缺，传人几至衰歇。

二

东汉建立以后，见于史载的《谷梁传》学者稀少，仅尹敏“兼善《谷梁》”[14]，贾逵“兼通五家《谷梁》之说”[15]，均非专门名家。

东汉诸帝虽踵袭西汉宣帝扶持谷梁学的政策，但光武帝首开不成功的尝试，因为据贾逵上汉章帝条奏有：“至光武皇帝，奋独见之明，兴立《左氏》、《谷梁》，会二家先师不晓图谶，故令中道而废。”[16]所设十四博士却让《谷梁传》缺席。接着，汉章帝建初八年（83年）十二月，诏曰：“《五经》剖判，去圣弥远，章句遗辞，乖疑难正，恐先师微言将遂废绝，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真也。其令群儒选高才生，受学《左氏》、《谷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以扶微学，广异义焉。”[17]汉章帝以“网罗遗逸，博存众家”的保护政策，虽受学生员“皆擢高第为讲郎，给事近署”，但“不立学官”[18]，对谷梁学的恢弘壮大没有实质意义。因此，到东汉中后期，《谷梁传》罕见“通人”，以致汉安帝二年（123年）正月，“诏选三署郎及吏人能通《古文尚书》、《毛诗》、《谷梁春秋》，各一人。”[19]汉灵帝光和三年（180年）六月，“诏公卿举能通《古文尚书》、《毛诗》、《左氏》、《谷梁春秋》各一人，悉除议郎”[20]，几无应征者。

推《谷梁传》在东汉衰微之因有三：

其一失去制度性保障。东汉建立，重设十四博士，《春秋》博士仅《公羊传》严、颜二家，《谷梁传》被夺席，无常设授学的学官制度，必沦为在野私学而为人所轻视而不愿传习，在东汉功利性极强的社会里，春秋谷梁学以致变成“微学”，而屡屡被统治者视为保护的对象。

其二学派自身的学术旨趣与统治者倡导的时代主流学术不同调。自西汉末期哀帝、平帝以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尖锐，刘汉天下为各种势力所觊觎，言灾异，谈阴阳，或造作图谶[21]，以制造“天命在己”的假相，特别是以“多异义可怪之论”[22]的公羊学正与此合拍，得到统治者更多的眷顾。东汉建立者光武帝“善谶”，于中元元年（56年）宣布图谶于天下，“及显宗（汉明帝）、肃宗（汉章帝）因祖述焉。自中兴之后，儒者争学图纬，兼复附以訞言。”[23]说明谶纬在东汉时代掌握了学术的“话语霸权”。光武帝虽有提拔《谷梁传》的意愿，但《谷梁传》先师“不晓图谶，故令中道而废。”[24]郑玄《六艺论》以为《谷梁传》“善于《经》”，即能发扬《春秋经》“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25]对权力者强烈的抗议和批判精神，因此，绝对不会迎合东汉统治者的需要。

其三来自公羊学派的打压。《公羊传》因有严、颜二博士，处于官学地位，得到朝廷支持，故大师辈出，生徒众多。他们利用学术资源，常向在野的《谷梁传》学者发难。光武帝建武四年（28年），公羊学者李育在白虎观会议“以《公羊》义难贾逵，往返皆有理证，最为通儒。”[26]贾逵必以五家《谷梁》学应对，在学理上处于下风。另公羊学大师何休“与其师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难二传（《左传》、《谷梁传》），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27]虽郑玄起而驳辩，“乃发《墨守》，针《膏盲》，《起废疾》”，郑氏本属《公羊》阵营，何休叹为“康成（郑玄字）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28]因其“谬托（《谷梁传》）主人”，不明家法，“甚或毁弃章服，改从敌人（《公羊传》）”，反“使（《谷梁传》）本义因以愈湮”[29]。

综上所述，从西汉至东汉，春秋谷梁学经历了从私学——官学——私学演替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西汉官学兴盛，东汉官学则不振，这一切源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紧密关联而形成的内在互动，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论“中国之学术思想，常随政治为转移”[30]。这种转移，多少干预了学术的正常发展，春秋公羊学在汉代的兴盛是以牺牲学术个性为代价的，如西汉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对公羊学“神学化”的改造与东汉公羊学对光武帝“好谶纬”的紧密呼应，而春秋谷梁学则坚持“善于《经》”的特点，忠于《春秋经》的原始精神，故而其政治地位不能不受制于统治者的好恶而转换。所以，《春秋穀梁传集解》作者范宁以为“废兴由于好恶，盛衰继之辩讷”，《春秋谷梁传注疏》作者杨士勋认为“道有升降，在乎其人，不复论其得失”[31]均能得其意蕴。因此，有的学者把春秋谷梁学在两汉间历史命运的跌宕起伏，简单归结为《谷梁传》史实不如《左传》、义理不如《公羊传》，这一以出身论学术兴衰的宿命论观点多少带有主观的成分。

注释：

[①]《史记》卷121，《儒林列传》。

[②]《汉书》卷88，《瑕丘江公传》。

[③]有学者根据“江公呐（颜师古注：呐，古“讷”字。）于口”，认为江公口吃，以致在与董仲舒辩论时应对败于下风，但对比该段史料前后所述，江公之“讷口”也有学养水平的局限。

[④]《汉书》卷88，《瑕丘江公传》。

[⑤]《汉书》卷88，《王式传》。

[⑥]《汉书》卷8，《宣帝纪》。

[⑦]《汉书》卷73，《韦贤传》。

[⑧]《汉书》卷88，《瑕丘江公传》。

[⑨]《汉书》卷84，《翟方进传》载：“方进虽受《谷粱》，然好《左氏传》、天文星历，其《左氏》则国师刘歆，星历则长安令田终术师也。”明所受为《谷梁传》。

[⑩]陈苏镇：《汉代政治与《春秋》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318页。

[11]《汉书》卷67，《梅福传》。

[12]《汉书》卷99上，《王莽传》。

[13]《汉书》卷88，《房凤传》。

[14]《后汉书》卷79上，《尹敏传》。

[15]《后汉书》卷36，《贾逵传》。

[16]《后汉书》卷36，《贾逵传》。

[17]《后汉书》卷3，《肃宗孝章帝纪》。

[18]《后汉书》卷79上，《儒林传序》。

[19]《后汉书》卷5，《孝安帝纪》。

[20]《后汉书》卷8，《孝灵帝纪》。

[21]《后汉书》卷59，《张衡传》载，张衡上书有“则知图谶成于哀平之际也”之语。
[22]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序》，载《春秋公羊传解诂》卷首。

[23]《后汉书》卷59，《张衡传》。

[24]《后汉书》卷36，《贾逵传》。

[25]《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

[26]《后汉书》卷79下，《李育传》。

[27]《后汉书》卷79下，《何休传》。

[28]《后汉书》卷35，《郑玄传》。

[29]廖平：《起起谷梁废疾序》。李耀仙主编《廖平选集》（下）。巴蜀书社1998年版。

[30]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8页。

[31]范宁：《春秋谷梁传集解序》。载《春秋谷梁传注疏》卷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