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易学思想及其早期哲学
作者：颜炳罡
摘要：李大钊作为中国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其早期对易学有着独特体认和理解，并运用这种体认和理解建立起自己的宇宙观与人生观。他认为周与易体现着体与用、常与变之“宇宙二相”，吾人只要“以其不变应其变”，就能“以宇宙之生涯为自我之生涯”，实现宇宙无尽，即“青春无尽”的人生理想。他用太极、阴阳、变易等易学原理解释、说明进化论，并力图为进化论寻求形上学根据，使之更加合乎中国人的思维习惯；他用进化论来说明易学之阴阳、变易、生生、日新等观念，从而升进了易学的变易观，使大易哲学由传统活转于近代。在他那里，实现了中学与西学、哲学与科学的有机对接。本文认为，在注重易学本身的发展、演化研究的同时，也应注意像李大钊这种对易学援引、运用的研究，进而全面评估易学对中国近代社会进程的影响。
关键词：李大钊；易学；宇宙二相；青春；进化；易理
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号龟年，河北乐亭人。他是一位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无论是在中国共产党内，还是在中国激进的民主主义者群体中，李大钊都是接受传统儒家熏染最深且最能体认传统思想的人物。他的早期哲学主要有两个组成部分：一是青春哲学，一是民彝史观。他的青春哲学深受中国传统易学的影响，而其民彝史观则导源于儒家的民本主义。他之所以能与时俱进，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国际国内现实的刺激固然起着决定性作用，但易学的变易、生生、日新等观念早已为他的转变在脉路上做了逻辑的铺垫。分析与探讨李大钊易学思想与早期哲学的关系，对于我们深入研究李大钊的思想转化以及寻找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衔接点具有重要意义。
一、宇宙二相：周与易也
李大钊是位好学深思之士，对哲学问题一直具有浓厚的兴趣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探讨，在此基础上，他阐发自己独特的宇宙观与人生观。当然，他的宇宙观与人生观是浑然一体的，也可以说他的宇宙观是为其人生观服务的。他指出：吾人块然一躯，渺乎微矣，相对于广大悠久之宇宙而言，吾人殆犹沧海之一粟耳。如此渺小之吾人，能否得永享青春之福呢?李大钊认为，对于这一问题回答应当问宇宙自然之青春是否为无尽。如果宇宙有尽，即使我们有彭祖、老聘之寿，甚至寿同宇宙，也不能永享青春宇宙之福，如其无尽，吾人就能奋其悲壮之精神，以与之无尽之宇宙并进，又何不能永享宇宙之青春?若问宇宙果真为有尽与无尽，当问宇宙是否有开始与终结。他说：
宇宙果有初乎?曰：初乎无也。果有终乎?曰：终乎无也。初乎无者，等于无初；终乎无者，等于无终。无初无终，是于空间为无限，于时间为无极。质而言之，无而已矣，此绝对之说也。(第195页)[1]
在他看来，我们生活的宇宙没有开始，也没有终结。无始无终的宇宙，在空间上说是无限的，在时间上讲是无极的，总之宇宙是无始无终，无边无际的。李大钊认为这是从绝对的角度论宇宙。“若由相对观之，则宇宙为有进化者。既有进化，必有退化。于是差别之万象万殊生焉。惟其为万象万殊，故于全体为个体，于全生为一生。个体之积，如何其广大，而终于有限。一生之命，如何其悠久，而终于有涯。”(第195页)[1]从绝对的角度说，李大钊说宇宙是“无”，这个“无”不是老子所说的“无”，不是虚空之无，也不是一无所有之意，而是指无限、无终、无始。从相对的角度说，李大钊说宇宙是“有”，有就是有限、有终、有始。“无”是说宇宙之全体，“有”是言宇宙之个体。在他看来，宇宙之全体是通过个体而表现的，而宇宙的全程是其具体过程的展开。没有全体，当然不会有个体；没有全程，也不会有过程；同样离开个体，离开具体的过程，宇宙之全体，宇宙之全程也不复存在。由是，他说：
秘观宇宙有二相焉：由佛理言之，平等与差别也，空与色也。由哲理言之，绝对与相对也。由数理言之，有与无也。由易理言之，周与易也。(第195页)[1]
在李大钊看来，宇宙二相可以用不同的术语进行表达，从哲学的角度讲，是绝对与相对；从佛理上讲，就是平等与差异，空与色；从数理上说，是无与有；从易学的角度上讲，就是周与易。用易理来说明宇宙二相并不难理解，因为易学本为天人之学，或者说是透过天人关系以探究、讨论宇宙本体的学问，但李大钊进而将宇宙二相用周与易来说明就别有深意了。
众所周知，“周易”是什么?向来知仁见智，众说纷纭。一提到“周易”人们自然会想到即《周易》那本书。如进一步问，那本书何以称“周易”呢?古往今来，人们的理解就不同了。东汉人郑玄在《易赞》中指出：“《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备。”在郑玄那里，周即周普，易即易道，周易即易道广大、普遍，无所不备。唐人陆德明在《经典释文》中进一步阐明郑玄的观点，但与郑玄微异。他说：“周，代名也。周，至也，遍也，备也，今名书，义取周普。”陆氏强调周是代名，即朝代名，同时，他继承并发挥郑氏观点，认为周这个字有深意，即具有极致、普遍、完备之意，之所以称之为“周易”不是因为它是代名，而是取其意义即周普。而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不赞成郑玄等人的观点，他认为，“《周易》称‘周’，取岐阳地名。”周是地名，即岐周之周。李大钊对这两种十分流行的理解都不满意，他独辟蹊径，对“周易”做出自己的发挥。他说：
周易非以昭代立名，宋儒罗泌尝论之于《路史》，而金圣叹序《离骚经》，释之尤近精微，谓“周其体也，易其用也。约法而论，周以常住为义，易以变易为义。双约人法，则周乃圣人之能事，易乃大千之变易。大千本无一有，更立不定，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谓也。圣人独能以忧患之心周之，尘尘刹刹，无不普遍，又复尘尘周于刹刹，刹刹周于尘尘，然后世界自见其易，圣人时得其常，故云周易。”(第196-197页)[1]
无论是宋儒罗泌，还是明人金圣叹，皆非以易而名于世，然而李大钊论说取其义而非其名。郑玄、王弼、韩康伯、陆德明、孔颖达等等易学名家自然很有权威，然而未必与李大钊心意相通。而金圣叹生活于明末清初，是位才华横溢，不拘守于经典训释的文学理论家，他对“周易”二字理解别有洞天，很合乎李大钊的理论需求。周是其体，易是其用，这样一来，“周易”不再是周代那本书，周易二字的意义也不简单地理解于周普变化之道，而是体现了一种哲学关系即体与用的关系。周是常住义、普遍义，易以变易为义。常住就是不变，变易就是变动不居。周乃圣人之能事，此能事非圣人手足之能事，乃圣人心之能事，易乃大千世界之变化；大千世界永远在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途。圣人之心是常住的、普遍的，周与易之体用关系即圣人之心与变动不居之大千世界之关系。圣人对变动不居之大千世界“独能以忧患之心周之，”于大千变化之中无不遍之，“世界自见其易，而圣人时得其常”，此为周易。李大钊对“周易”之诠解虽费周折，然意义独到，不落凡尘，令人耳目一新。
“周易”构成了李大钊早期哲学的理论基石之一，易学构成了他青春哲学的重要理论支撑。他说：“其变者青春之进程，其不变者无尽之青春也。”“其易者青春之进程也，其周者无尽之青春。”“推而言之，乃至生死、盛衰、阴阳、否泰、剥复、屈信、消长、盈虚、吉凶、福祸、青春白首、健壮颓老之轮回反复，连续流转，无非青春之进程也。”(第196页)[1]在他看来，如果青春锐进之子，能有江流不转之精神，屹然独立之气魄，冲荡其潮流，抵拒其势力，“以其不变应其变”，“以其周执其易”，“故能以宇宙之生涯为自我之生涯，以宇宙之青春为自我之青春。宇宙无尽，即青春无尽，即自我无尽”(第196页)[1]。青春哲学是李大钊早期哲学最重要的部分，是他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的集中体现。他的青春哲学是中国传统的合天人、一内外哲学的现代延伸，是宇宙观与人生观的有机结合，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大易思维和变易精神的现代复活。
二、一阴一阳：易之道也
李大钊指出：“一成一毁者，天之道也。一阴一阳者，易之理也。”(第197页)[1]当然，用成毁、阴阳来说明天地变化之理，以此指明中国近代社会与时推移的必然性是近代哲学家共同思维趋向，并非李大钊之首创。然而，将一阴一阳之理运用青春哲学与现代人生则自李大钊始。
李大钊对阴阳之对立互补有着自己独到的体认。在他看来，“有生即有死，有盛即有衰，有阴即有阳，有否即有泰，有剥即有复，有屈即有信，有消即有长，有盈即有虚，有吉即有凶，有祸即有福，有青春即有白首，有健壮即有颓老”(第195页)[1]。生死、盛衰、阴阳、剥复、屈信、消长、盈虚、否泰、吉凶、祸福等等都是《易经》最基本用语，它们都是阴阳的具体表现形式，代表着大易哲学的辩证思考。生死、盛衰、阴阳、剥复、屈信、消长、盈虚、否泰、吉凶、祸福轮回反复，连续流转即各自向着自己对立面的转化就是易之道，这种转化代表了大化流行，无物常住，生生不息的宇宙精神，没有这种对立性范畴及其向对立面的转化，宇宙将毫无生气，必是一片死寂，一阴一阳之谓道是宇宙之生化之道。
李大钊将易之道用来说明进化、战争、风俗、经济等现象与规律。他认为大易之道即宇宙之道，宇宙之道即宇宙进化之理。他说：“太易之道，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老氏之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知宇宙进化之理，由浑而之画，由一而之杂，乃为一定不变之律。因之宇宙间，循此律以为生存者，其运命之嬗蜕，亦遂莫不由固定而趋于流动，由简单到趋于频繁，由迟滞而趋于迅捷，由恒久而趋于短促，此即向上之机，进化之象也。”(第255页)[1]稍有点近代哲学常识的人都不难发现，李大钊的进化论深受严复天演论的影响，许多语句都直接来源于严复对进化论的宣传与介绍。但与严复不同是，李大钊将他接受的进化化与大易哲学进行比较、对堪、说明，以便相互发明，使之相得益彰。他用大易哲学解释、说明进化论，为之寻求进化论的形上学根据，但这并不牵强附会，生拉硬扯，反而使进化更加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实现了中西文化的有机对接。这是李大钊对中国近代哲学的新贡献。
李大钊将易之道运用战争，力图揭示战争的最终理据。他在《战争与人口》一文中指出：“乾坤，一战局也。阴阳，一战象也。人类之历史，一战尘之积层也。造物之始，始于战也。万化之成，成于战也。人类之蕃，蕃于战也。”(第372页)[1]李大钊认为战争不可逃避，也不能逃避，人与天战，人与物战，人与人战，有物质之战，有精神之战，有铁血之战，有文化之战，总之“天演之变无止境，人生之患无穷期，战固不可以已矣。”(同上)李大钊认为，乾坤即宇宙就是战局，阴阳就是一战象，战斗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只是战斗所表现出来的方式或战的形式不同罢了。李大钊进而从易理的角度寻找战争的最终根据。他指出：
神州哲理，阴阳蕴于太极。易曰：“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其生成创造者，亦莫非战象也。本体之质，既为战象所构成，斯其覆载之所被，运行之所周，尘尘刹刹，将无往而非战机矣。(第373页)[1]
显然，李大钊认为，两仪就是阴阳，阴阳就是两仪。太极生两仪就是太极生阴阳，阴阳蕴于太极。太极是生成创造的终极源头，太极本身含蕴阴阳两种对立的势力，故而“生成创造者，亦莫非战象”，“无生之体，互为抵抗，以竞存立，其理固若是矣。”(第373页)[1]李大钊将物竞天择的天演论与大易哲学有机结合起来，用以说明战争普遍性与绝对性。在李大钊那里，战争就是矛盾、冲突、对立的代名词，正是这些对立、冲突、矛盾推动着宇宙的演化，物种的进化，人类的进步。
李大钊还用易之理说明风俗问题。在他看来，哀莫大于心死，痛莫大于群亡。一群人人心死，则其群必亡。而风俗对于合群大众，保群不亡起着重要作用。他说：“群其形也，风俗其神也。群其质也，风俗之力也。风俗之变，捷于雷火。易曰：‘挠万物者，莫疾乎风。’今其所挠，挠于人心也。”(第89-90页)[1]显然，李大钊将巽卦解释为风俗之卦。离于人心无风俗，离于风俗则无群，故而要救群之亡，在于扭转风俗，欲扭转风俗，在扭转人心。面对贪官污吏布满中国的残酷现实，如何扭转人心?他再次援《易》以为说。他说：“大易之道，剥上而复下，改邑不改井，群枢倾于朝，未必不能兴于野，风俗坏于政，未必不可正于学，立于朝显于政者，吾无敢责矣。草茅之士，宜有投袂而起，慨然以澄清世运，纲纪人心为己任者。”“宇宙尚存，良知未泯，苟有好学知耻之士，以讲学明耻为天下倡，崇尚道义，砥砺廉节，播为风气，蒸为习尚，四方之士，望风而兴，千里一人焉，百里一人焉。”(第92-93页)[1]李大钊娴熟《周易》阴阳之理，剥上而复下，剥卦一阳在上，阳已走到山穷水尽，复卦一阳在下，阳已萌动、新生，含藏无尽的未来。此卦显示，要救民族危亡，不能依靠在上位者，他们已生机剥尽，而唯有依靠下层民众，呼起下层民众的人心，形成合群大众之风俗。剥上复下，可以构成了李大钊民彝史观的理论基础，对李大钊实现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具有某种启示作用。
三、时时流转，时时变易
李大钊在《今》一文中指出：实在即动力，生命即流转。他认为宇宙间的一切时时在流转中，时时在变易，大化流行，生生不息，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民族，甚至是一个国家都不能固步自封，停滞不前，而是应顺应阴阳大化之道，与时代、与历史一同前进。
大易哲学是中国近代哲学的重要理论依据，从魏源到李大钊一切不满意中国现状，要求变革的思想家其思想无不受大易的影响。魏源作为中国近代改革家的先驱，他同时又是一位易学家，对易学有着自己专门的研究和独特的体认(对此将另文讨论)，无论是他的改革主张还是“师夷”思想都受到大易哲学启发，他曾明确指出，“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作”的《海国图志》正是受到大易“爱恶相攻而吉凶生，远近相取而悔吝生，情伪相感而利害生”的启示。因为同一御敌，而知其形与不知其形利害相百；同一款敌，而知其情与不知其情，利害相百。而大易的变易观是一切洋务派和维新派的思想基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易学名言被李鸿章、丁日昌、郑观应、康有为、谭嗣同等人反复称引，“变者，天道也”，“变者，天下之公理，”“变亦变，不变亦变”成为近代先进的中国人鼓舞人心士气的最强音，“变化日新”，“善变与之俱进”成为近代中国最能提起人们精神的话语。近代中国，由传统走向近代，由近代走向现代，大易的变易哲学功莫大焉。
李大钊的青春哲学是近代哲学合乎逻辑的自我发展。在近代，他受谭嗣同、严复等人的思想影响最大，从其写作用语到其他思想评说都留下谭嗣同思想的印迹，而大易哲学构成了谭嗣同哲学的重要部分，李大钊钟情于大易哲学就可以理解了。李大钊的早期哲学没有也不想走出传统哲学的笼罩，也没有偏离近代哲学逻辑发展进程，相反，他力图使这一进程能合逻辑地进一步推向完善。这样，他以大易哲学为依据阐述其青春哲学就不难理解了。
李大钊的早期思想既可视为中国近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也可视为近代哲学的逻辑总结。自严复的天演哲学出现后，中国近代思想家都是从变易的角度理解进化论，也是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理解变易观。他们将从大易哲学变易观的角度理解进化论，从而使进化论变得亲切、自然，同时，也使进化论冲破生物学科的束制，上升到宇宙论的高度；从进化论的角度理解变易观，从而更化、创新、升进了大易哲学，使大易哲学由传统活转到近代，具有了近代气息、近代色彩、近代风格。变易哲学与进化论，一中一西，一古一今，一哲学一科学，在中国近代思想发展史上，配合得相得益彰，可谓天衣无缝。李大钊的早期哲学正是进化论与变易观的有机结合，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构成了中国近代哲学的逻辑终结。
在激进知识分子群体中，李大钊是温和派代表。就传统学问的功底而言，胡适、陈独秀等人与李大钊相比，也许并不逊色，但三者对大易哲学的态度明显存有距离。陈独秀是位进化者，极力宣传变易、进化的普遍性和必然性，新陈代谢的必然性，“自宇宙之根本大法言之，森罗万象，无日不在演进之途，”“不能善变而与之俱进者”，“而退归天然淘汰已耳。”(第5-6页)[2]这些思想不能说没有大易哲学“唯变所适”的影子，但他情绪化的排斥传统，排斥大易，他说：“古说最为害于中国者，非儒家乃阴阳家也”，他尤其憎恨风水、算命、卜卦，认为这些东西横行中国，实学不兴，民智日塞。胡适专门研究过易学，他在《先秦名学史》和《中国哲学史大纲》都将《易经》置于孔子的名下专文予以讨论，不过，进入学问系统的胡适对易的讨论都是客观、平实的，虽然带有浓厚的美国人的味道，如他通过《易经》发现，“孔子则是一个实证主义者，并满足于把简易作为出发点。”(第35页)[3]李大钊在激进的知识分子群体中，他是对传统有过同情了解且能利用传统的智慧资源创造新思想、新体系的人，民彝史观和青春哲学都是例证。正因如此，李大钊的思想可以融旧铸新，将大易哲学与进化论融为一炉，形成自己早期的哲学系统。可以说，陈独秀对传统有一种天然的反感，强烈的批判；胡适对传统是一种美国式的温和，研究传统不过是为了将中国传统学术用美国式的学理整理出一个头绪，归纳存档而已；李大钊是激进知识分子群体中的温和派，即使他走向反传统，他也是批判传统群体中感情色彩较淡，而理性因素最浓的人。
《周易》之与我们这个民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大易哲学对近代中国产生过巨大影响，中国正是在“变则通，通则久”的影响下，接受进化论，向西方寻求救国医世之术的。我们认为，进入20世纪，反省自1840年以来中国人逐步走向现代化的进程，反省中国近代思想界的革命，不能不顾念大易哲学对我们这个民族的影响。回眸百余年来的易学流变，我们应当既要注意易学家的研究成果，同时，也要注意非易学家对易学的援引、利用和由这种援引所产生的社会效果。李大钊就是后者的典型。
当然，像李大钊这样的人物可能称不上是易学家，他们对易学的理解从易学专业的角度看可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瑕疵，但易学通过他们的援引、运用所发挥的社会效应决非专业的易学家所能比拟的。透过研究李大钊等人的易学思想可以窥视易学在中国思想进程中的影响、意义，全面评估易学思维对中国社会近代化乃至现代化进程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2]陈独秀.独秀文存[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
[3]胡适.先秦名学史[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
摘要：李大钊作为中国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其早期对易学有着独特体认和理解，并运用这种体认和理解建立起自己的宇宙观与人生观。他认为周与易体现着体与用、常与变之“宇宙二相”，吾人只要“以其不变应其变”，就能“以宇宙之生涯为自我之生涯”，实现宇宙无尽，即“青春无尽”的人生理想。他用太极、阴阳、变易等易学原理解释、说明进化论，并力图为进化论寻求形上学根据，使之更加合乎中国人的思维习惯；他用进化论来说明易学之阴阳、变易、生生、日新等观念，从而升进了易学的变易观，使大易哲学由传统活转于近代。在他那里，实现了中学与西学、哲学与科学的有机对接。本文认为，在注重易学本身的发展、演化研究的同时，也应注意像李大钊这种对易学援引、运用的研究，进而全面评估易学对中国近代社会进程的影响。
关键词：李大钊；易学；宇宙二相；青春；进化；易理
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号龟年，河北乐亭人。他是一位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无论是在中国共产党内，还是在中国激进的民主主义者群体中，李大钊都是接受传统儒家熏染最深且最能体认传统思想的人物。他的早期哲学主要有两个组成部分：一是青春哲学，一是民彝史观。他的青春哲学深受中国传统易学的影响，而其民彝史观则导源于儒家的民本主义。他之所以能与时俱进，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国际国内现实的刺激固然起着决定性作用，但易学的变易、生生、日新等观念早已为他的转变在脉路上做了逻辑的铺垫。分析与探讨李大钊易学思想与早期哲学的关系，对于我们深入研究李大钊的思想转化以及寻找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衔接点具有重要意义。
一、宇宙二相：周与易也
李大钊是位好学深思之士，对哲学问题一直具有浓厚的兴趣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探讨，在此基础上，他阐发自己独特的宇宙观与人生观。当然，他的宇宙观与人生观是浑然一体的，也可以说他的宇宙观是为其人生观服务的。他指出：吾人块然一躯，渺乎微矣，相对于广大悠久之宇宙而言，吾人殆犹沧海之一粟耳。如此渺小之吾人，能否得永享青春之福呢?李大钊认为，对于这一问题回答应当问宇宙自然之青春是否为无尽。如果宇宙有尽，即使我们有彭祖、老聘之寿，甚至寿同宇宙，也不能永享青春宇宙之福，如其无尽，吾人就能奋其悲壮之精神，以与之无尽之宇宙并进，又何不能永享宇宙之青春?若问宇宙果真为有尽与无尽，当问宇宙是否有开始与终结。他说：
宇宙果有初乎?曰：初乎无也。果有终乎?曰：终乎无也。初乎无者，等于无初；终乎无者，等于无终。无初无终，是于空间为无限，于时间为无极。质而言之，无而已矣，此绝对之说也。(第195页)[1]
在他看来，我们生活的宇宙没有开始，也没有终结。无始无终的宇宙，在空间上说是无限的，在时间上讲是无极的，总之宇宙是无始无终，无边无际的。李大钊认为这是从绝对的角度论宇宙。“若由相对观之，则宇宙为有进化者。既有进化，必有退化。于是差别之万象万殊生焉。惟其为万象万殊，故于全体为个体，于全生为一生。个体之积，如何其广大，而终于有限。一生之命，如何其悠久，而终于有涯。”(第195页)[1]从绝对的角度说，李大钊说宇宙是“无”，这个“无”不是老子所说的“无”，不是虚空之无，也不是一无所有之意，而是指无限、无终、无始。从相对的角度说，李大钊说宇宙是“有”，有就是有限、有终、有始。“无”是说宇宙之全体，“有”是言宇宙之个体。在他看来，宇宙之全体是通过个体而表现的，而宇宙的全程是其具体过程的展开。没有全体，当然不会有个体；没有全程，也不会有过程；同样离开个体，离开具体的过程，宇宙之全体，宇宙之全程也不复存在。由是，他说：
秘观宇宙有二相焉：由佛理言之，平等与差别也，空与色也。由哲理言之，绝对与相对也。由数理言之，有与无也。由易理言之，周与易也。(第195页)[1]
在李大钊看来，宇宙二相可以用不同的术语进行表达，从哲学的角度讲，是绝对与相对；从佛理上讲，就是平等与差异，空与色；从数理上说，是无与有；从易学的角度上讲，就是周与易。用易理来说明宇宙二相并不难理解，因为易学本为天人之学，或者说是透过天人关系以探究、讨论宇宙本体的学问，但李大钊进而将宇宙二相用周与易来说明就别有深意了。
众所周知，“周易”是什么?向来知仁见智，众说纷纭。一提到“周易”人们自然会想到即《周易》那本书。如进一步问，那本书何以称“周易”呢?古往今来，人们的理解就不同了。东汉人郑玄在《易赞》中指出：“《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备。”在郑玄那里，周即周普，易即易道，周易即易道广大、普遍，无所不备。唐人陆德明在《经典释文》中进一步阐明郑玄的观点，但与郑玄微异。他说：“周，代名也。周，至也，遍也，备也，今名书，义取周普。”陆氏强调周是代名，即朝代名，同时，他继承并发挥郑氏观点，认为周这个字有深意，即具有极致、普遍、完备之意，之所以称之为“周易”不是因为它是代名，而是取其意义即周普。而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不赞成郑玄等人的观点，他认为，“《周易》称‘周’，取岐阳地名。”周是地名，即岐周之周。李大钊对这两种十分流行的理解都不满意，他独辟蹊径，对“周易”做出自己的发挥。他说：
周易非以昭代立名，宋儒罗泌尝论之于《路史》，而金圣叹序《离骚经》，释之尤近精微，谓“周其体也，易其用也。约法而论，周以常住为义，易以变易为义。双约人法，则周乃圣人之能事，易乃大千之变易。大千本无一有，更立不定，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谓也。圣人独能以忧患之心周之，尘尘刹刹，无不普遍，又复尘尘周于刹刹，刹刹周于尘尘，然后世界自见其易，圣人时得其常，故云周易。”(第196-197页)[1]
无论是宋儒罗泌，还是明人金圣叹，皆非以易而名于世，然而李大钊论说取其义而非其名。郑玄、王弼、韩康伯、陆德明、孔颖达等等易学名家自然很有权威，然而未必与李大钊心意相通。而金圣叹生活于明末清初，是位才华横溢，不拘守于经典训释的文学理论家，他对“周易”二字理解别有洞天，很合乎李大钊的理论需求。周是其体，易是其用，这样一来，“周易”不再是周代那本书，周易二字的意义也不简单地理解于周普变化之道，而是体现了一种哲学关系即体与用的关系。周是常住义、普遍义，易以变易为义。常住就是不变，变易就是变动不居。周乃圣人之能事，此能事非圣人手足之能事，乃圣人心之能事，易乃大千世界之变化；大千世界永远在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途。圣人之心是常住的、普遍的，周与易之体用关系即圣人之心与变动不居之大千世界之关系。圣人对变动不居之大千世界“独能以忧患之心周之，”于大千变化之中无不遍之，“世界自见其易，而圣人时得其常”，此为周易。李大钊对“周易”之诠解虽费周折，然意义独到，不落凡尘，令人耳目一新。
“周易”构成了李大钊早期哲学的理论基石之一，易学构成了他青春哲学的重要理论支撑。他说：“其变者青春之进程，其不变者无尽之青春也。”“其易者青春之进程也，其周者无尽之青春。”“推而言之，乃至生死、盛衰、阴阳、否泰、剥复、屈信、消长、盈虚、吉凶、福祸、青春白首、健壮颓老之轮回反复，连续流转，无非青春之进程也。”(第196页)[1]在他看来，如果青春锐进之子，能有江流不转之精神，屹然独立之气魄，冲荡其潮流，抵拒其势力，“以其不变应其变”，“以其周执其易”，“故能以宇宙之生涯为自我之生涯，以宇宙之青春为自我之青春。宇宙无尽，即青春无尽，即自我无尽”(第196页)[1]。青春哲学是李大钊早期哲学最重要的部分，是他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的集中体现。他的青春哲学是中国传统的合天人、一内外哲学的现代延伸，是宇宙观与人生观的有机结合，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大易思维和变易精神的现代复活。
二、一阴一阳：易之道也
李大钊指出：“一成一毁者，天之道也。一阴一阳者，易之理也。”(第197页)[1]当然，用成毁、阴阳来说明天地变化之理，以此指明中国近代社会与时推移的必然性是近代哲学家共同思维趋向，并非李大钊之首创。然而，将一阴一阳之理运用青春哲学与现代人生则自李大钊始。
李大钊对阴阳之对立互补有着自己独到的体认。在他看来，“有生即有死，有盛即有衰，有阴即有阳，有否即有泰，有剥即有复，有屈即有信，有消即有长，有盈即有虚，有吉即有凶，有祸即有福，有青春即有白首，有健壮即有颓老”(第195页)[1]。生死、盛衰、阴阳、剥复、屈信、消长、盈虚、否泰、吉凶、祸福等等都是《易经》最基本用语，它们都是阴阳的具体表现形式，代表着大易哲学的辩证思考。生死、盛衰、阴阳、剥复、屈信、消长、盈虚、否泰、吉凶、祸福轮回反复，连续流转即各自向着自己对立面的转化就是易之道，这种转化代表了大化流行，无物常住，生生不息的宇宙精神，没有这种对立性范畴及其向对立面的转化，宇宙将毫无生气，必是一片死寂，一阴一阳之谓道是宇宙之生化之道。
李大钊将易之道用来说明进化、战争、风俗、经济等现象与规律。他认为大易之道即宇宙之道，宇宙之道即宇宙进化之理。他说：“太易之道，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老氏之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知宇宙进化之理，由浑而之画，由一而之杂，乃为一定不变之律。因之宇宙间，循此律以为生存者，其运命之嬗蜕，亦遂莫不由固定而趋于流动，由简单到趋于频繁，由迟滞而趋于迅捷，由恒久而趋于短促，此即向上之机，进化之象也。”(第255页)[1]稍有点近代哲学常识的人都不难发现，李大钊的进化论深受严复天演论的影响，许多语句都直接来源于严复对进化论的宣传与介绍。但与严复不同是，李大钊将他接受的进化化与大易哲学进行比较、对堪、说明，以便相互发明，使之相得益彰。他用大易哲学解释、说明进化论，为之寻求进化论的形上学根据，但这并不牵强附会，生拉硬扯，反而使进化更加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实现了中西文化的有机对接。这是李大钊对中国近代哲学的新贡献。
李大钊将易之道运用战争，力图揭示战争的最终理据。他在《战争与人口》一文中指出：“乾坤，一战局也。阴阳，一战象也。人类之历史，一战尘之积层也。造物之始，始于战也。万化之成，成于战也。人类之蕃，蕃于战也。”(第372页)[1]李大钊认为战争不可逃避，也不能逃避，人与天战，人与物战，人与人战，有物质之战，有精神之战，有铁血之战，有文化之战，总之“天演之变无止境，人生之患无穷期，战固不可以已矣。”(同上)李大钊认为，乾坤即宇宙就是战局，阴阳就是一战象，战斗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只是战斗所表现出来的方式或战的形式不同罢了。李大钊进而从易理的角度寻找战争的最终根据。他指出：
神州哲理，阴阳蕴于太极。易曰：“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其生成创造者，亦莫非战象也。本体之质，既为战象所构成，斯其覆载之所被，运行之所周，尘尘刹刹，将无往而非战机矣。(第373页)[1]
显然，李大钊认为，两仪就是阴阳，阴阳就是两仪。太极生两仪就是太极生阴阳，阴阳蕴于太极。太极是生成创造的终极源头，太极本身含蕴阴阳两种对立的势力，故而“生成创造者，亦莫非战象”，“无生之体，互为抵抗，以竞存立，其理固若是矣。”(第373页)[1]李大钊将物竞天择的天演论与大易哲学有机结合起来，用以说明战争普遍性与绝对性。在李大钊那里，战争就是矛盾、冲突、对立的代名词，正是这些对立、冲突、矛盾推动着宇宙的演化，物种的进化，人类的进步。
李大钊还用易之理说明风俗问题。在他看来，哀莫大于心死，痛莫大于群亡。一群人人心死，则其群必亡。而风俗对于合群大众，保群不亡起着重要作用。他说：“群其形也，风俗其神也。群其质也，风俗之力也。风俗之变，捷于雷火。易曰：‘挠万物者，莫疾乎风。’今其所挠，挠于人心也。”(第89-90页)[1]显然，李大钊将巽卦解释为风俗之卦。离于人心无风俗，离于风俗则无群，故而要救群之亡，在于扭转风俗，欲扭转风俗，在扭转人心。面对贪官污吏布满中国的残酷现实，如何扭转人心?他再次援《易》以为说。他说：“大易之道，剥上而复下，改邑不改井，群枢倾于朝，未必不能兴于野，风俗坏于政，未必不可正于学，立于朝显于政者，吾无敢责矣。草茅之士，宜有投袂而起，慨然以澄清世运，纲纪人心为己任者。”“宇宙尚存，良知未泯，苟有好学知耻之士，以讲学明耻为天下倡，崇尚道义，砥砺廉节，播为风气，蒸为习尚，四方之士，望风而兴，千里一人焉，百里一人焉。”(第92-93页)[1]李大钊娴熟《周易》阴阳之理，剥上而复下，剥卦一阳在上，阳已走到山穷水尽，复卦一阳在下，阳已萌动、新生，含藏无尽的未来。此卦显示，要救民族危亡，不能依靠在上位者，他们已生机剥尽，而唯有依靠下层民众，呼起下层民众的人心，形成合群大众之风俗。剥上复下，可以构成了李大钊民彝史观的理论基础，对李大钊实现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具有某种启示作用。
三、时时流转，时时变易
李大钊在《今》一文中指出：实在即动力，生命即流转。他认为宇宙间的一切时时在流转中，时时在变易，大化流行，生生不息，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民族，甚至是一个国家都不能固步自封，停滞不前，而是应顺应阴阳大化之道，与时代、与历史一同前进。
大易哲学是中国近代哲学的重要理论依据，从魏源到李大钊一切不满意中国现状，要求变革的思想家其思想无不受大易的影响。魏源作为中国近代改革家的先驱，他同时又是一位易学家，对易学有着自己专门的研究和独特的体认(对此将另文讨论)，无论是他的改革主张还是“师夷”思想都受到大易哲学启发，他曾明确指出，“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作”的《海国图志》正是受到大易“爱恶相攻而吉凶生，远近相取而悔吝生，情伪相感而利害生”的启示。因为同一御敌，而知其形与不知其形利害相百；同一款敌，而知其情与不知其情，利害相百。而大易的变易观是一切洋务派和维新派的思想基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易学名言被李鸿章、丁日昌、郑观应、康有为、谭嗣同等人反复称引，“变者，天道也”，“变者，天下之公理，”“变亦变，不变亦变”成为近代先进的中国人鼓舞人心士气的最强音，“变化日新”，“善变与之俱进”成为近代中国最能提起人们精神的话语。近代中国，由传统走向近代，由近代走向现代，大易的变易哲学功莫大焉。
李大钊的青春哲学是近代哲学合乎逻辑的自我发展。在近代，他受谭嗣同、严复等人的思想影响最大，从其写作用语到其他思想评说都留下谭嗣同思想的印迹，而大易哲学构成了谭嗣同哲学的重要部分，李大钊钟情于大易哲学就可以理解了。李大钊的早期哲学没有也不想走出传统哲学的笼罩，也没有偏离近代哲学逻辑发展进程，相反，他力图使这一进程能合逻辑地进一步推向完善。这样，他以大易哲学为依据阐述其青春哲学就不难理解了。
李大钊的早期思想既可视为中国近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也可视为近代哲学的逻辑总结。自严复的天演哲学出现后，中国近代思想家都是从变易的角度理解进化论，也是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理解变易观。他们将从大易哲学变易观的角度理解进化论，从而使进化论变得亲切、自然，同时，也使进化论冲破生物学科的束制，上升到宇宙论的高度；从进化论的角度理解变易观，从而更化、创新、升进了大易哲学，使大易哲学由传统活转到近代，具有了近代气息、近代色彩、近代风格。变易哲学与进化论，一中一西，一古一今，一哲学一科学，在中国近代思想发展史上，配合得相得益彰，可谓天衣无缝。李大钊的早期哲学正是进化论与变易观的有机结合，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构成了中国近代哲学的逻辑终结。
在激进知识分子群体中，李大钊是温和派代表。就传统学问的功底而言，胡适、陈独秀等人与李大钊相比，也许并不逊色，但三者对大易哲学的态度明显存有距离。陈独秀是位进化者，极力宣传变易、进化的普遍性和必然性，新陈代谢的必然性，“自宇宙之根本大法言之，森罗万象，无日不在演进之途，”“不能善变而与之俱进者”，“而退归天然淘汰已耳。”(第5-6页)[2]这些思想不能说没有大易哲学“唯变所适”的影子，但他情绪化的排斥传统，排斥大易，他说：“古说最为害于中国者，非儒家乃阴阳家也”，他尤其憎恨风水、算命、卜卦，认为这些东西横行中国，实学不兴，民智日塞。胡适专门研究过易学，他在《先秦名学史》和《中国哲学史大纲》都将《易经》置于孔子的名下专文予以讨论，不过，进入学问系统的胡适对易的讨论都是客观、平实的，虽然带有浓厚的美国人的味道，如他通过《易经》发现，“孔子则是一个实证主义者，并满足于把简易作为出发点。”(第35页)[3]李大钊在激进的知识分子群体中，他是对传统有过同情了解且能利用传统的智慧资源创造新思想、新体系的人，民彝史观和青春哲学都是例证。正因如此，李大钊的思想可以融旧铸新，将大易哲学与进化论融为一炉，形成自己早期的哲学系统。可以说，陈独秀对传统有一种天然的反感，强烈的批判；胡适对传统是一种美国式的温和，研究传统不过是为了将中国传统学术用美国式的学理整理出一个头绪，归纳存档而已；李大钊是激进知识分子群体中的温和派，即使他走向反传统，他也是批判传统群体中感情色彩较淡，而理性因素最浓的人。
《周易》之与我们这个民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大易哲学对近代中国产生过巨大影响，中国正是在“变则通，通则久”的影响下，接受进化论，向西方寻求救国医世之术的。我们认为，进入20世纪，反省自1840年以来中国人逐步走向现代化的进程，反省中国近代思想界的革命，不能不顾念大易哲学对我们这个民族的影响。回眸百余年来的易学流变，我们应当既要注意易学家的研究成果，同时，也要注意非易学家对易学的援引、利用和由这种援引所产生的社会效果。李大钊就是后者的典型。
当然，像李大钊这样的人物可能称不上是易学家，他们对易学的理解从易学专业的角度看可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瑕疵，但易学通过他们的援引、运用所发挥的社会效应决非专业的易学家所能比拟的。透过研究李大钊等人的易学思想可以窥视易学在中国思想进程中的影响、意义，全面评估易学思维对中国社会近代化乃至现代化进程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2]陈独秀.独秀文存[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
[3]胡适.先秦名学史[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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