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 兵阴阳术数形式有新的创造和发展。
汉代，阴阳五行学说在王朝的提倡尊奉下逐渐流行，特别是董仲舒将其与儒家思想紧密结合，鼓吹天人感应和阴阳灾异理论的新儒学体系得以建立，并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过程中成为官方正统哲学之后，“阴阳者，王事之本”遂成为当时学术、政治的不易之旨[9]。战国以来术数的阴阳五行化也因此大受推动，新型术数层出不穷，传统术数有所发展。著名术数家如董仲舒、夏侯始昌、刘向、刘歆等人的《洪范》灾异之占，翼奉、京房、张衡、郎宗、郎等人的律历阴阳风角之占，孟喜、焦延寿、京房、扬雄等人的各种《易》占，司马迁、刘向父子和襄楷、张衡等人的星占等等，均为后世典范。其他术数如六壬、太一、九宫、六甲、孤虚、建除、形法、房中、服食等也有较大发展[10]。正如《后汉书·方术列传》所描述：
“至乃河洛之文，龟龙之图，箕子之术，师旷之书，纬候之部，钤决之符，皆所以探抽瞑赜，参验人区，时有可闻者焉。其流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