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 兵阴阳术数形式有新的创造和发展。

汉代，阴阳五行学说在王朝的提倡尊奉下逐渐流行，特别是董仲舒将其与儒家思想紧密结合，鼓吹天人感应和阴阳灾异理论的新儒学体系得以建立，并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过程中成为官方正统哲学之后，“阴阳者，王事之本”遂成为当时学术、政治的不易之旨[9]。战国以来术数的阴阳五行化也因此大受推动，新型术数层出不穷，传统术数有所发展。著名术数家如董仲舒、夏侯始昌、刘向、刘歆等人的《洪范》灾异之占，翼奉、京房、张衡、郎宗、郎等人的律历阴阳风角之占，孟喜、焦延寿、京房、扬雄等人的各种《易》占，司马迁、刘向父子和襄楷、张衡等人的星占等等，均为后世典范。其他术数如六壬、太一、九宫、六甲、孤虚、建除、形法、房中、服食等也有较大发展[10]。正如《后汉书·方术列传》所描述：

“至乃河洛之文，龟龙之图，箕子之术，师旷之书，纬候之部，钤决之符，皆所以探抽瞑赜，参验人区，时有可闻者焉。其流又有风角、遁甲、七政、元气、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专、须臾、孤虚之术，及望云省气，推处妖祥，时亦有以效于事也。”

就军事而言，当时较重要的术数形式有：

卜筮。卜筮，是中国古代最古老、最重要又最为人们熟悉的占卜术。《史记·龟策列传》：“王者发军行将，必钻龟庙堂之上，以决吉凶”。汉代各种新方术和兵阴阳家大兴，但卜筮仍然是基本的战争术数之一。《龟策列传》载汉武帝“欲击匈奴，西攘大宛，南收百越，卜筮至预见表象，先图其利，及猛将推锋执节，获胜于彼，而蓍龟时日亦有力于此。上尤加意，赏赐至或数千万。”这并非武帝朝的特殊现象，而是两汉之通状。

天文云气占。这也是古老的军事占候之术。《淮南子·兵略训》：“明于星辰日月之运，刑德奇賌之数，背乡左右之便，此战之助也。” “明于奇正賌阴阳刑德五行，望气候星，龟策讥祥，此善为天道者也。”《汉志》著录和考古发现此类文献最多，而从《天官书》、《天文志》和简牍帛书资料中，不难发现战国秦汉时期各种天象、云气的记录和分类比春秋复杂细致的多，不仅涉及日月、五大行星、北斗和众多恒星及气象现象，占断也极为广泛繁杂。如马王堆帛书《天文气象占》仅慧星就有29个图形和18个名称，云气则有200多种，每个图形之下均有吉凶占文且绝大多数与军事有关。

式占。式占的起源可能很早，《周礼》中就有“大师，太师抱天时以从”的记载。“天时”即式盘。但式法的广泛流行，是西汉以来的事情。目前汉代式盘实物已发现7件以上[11 ]，王莽在覆灭前模仿式盘制作威斗，是治史者熟知的。式占稍后分化为太一、六壬、雷公等式，直到宋代仍在流行，是军术操作的基本形式之一。在式占基础上生出的奇门遁甲术，向被视为兵阴阳家的看家本领。

风角。候风术的出现不晚于商代，其演变为系统的风角预测术并用于军事，则不迟于春秋而活跃于汉，名家辈出。汉代兵阴阳家的风角言，《天官书》和《天文志》有专门论述，《汉志》“兵阴阳家”著录有《师旷》8篇，“五行”有《五音奇赅用兵》、《五音奇赅刑德》，银雀山汉简有《天地八风五行客主五音之居》。司马迁著《史记》，其兵书即《律书》[12]，充分表明了其军事上的重要地位。风角和奇门遁甲一样，也被后世的术数家十分看重。

象占。根据自然界的种种奇异罕见现象推断人事，即象占（也可称作杂占）。战国以前，象占之事已多，但汉代有质的飞跃。建立在天人感应基础上的灾异学说自西汉中期盛行起来后，形成中国两千多年讲究灾异的传统，其集大成之代表作，为刘向《洪范五行传》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汉书·五行志》。从此，几乎一切少见的自然现象如日月食、水旱、地震、蝗灾、动植物异常乃至于特殊的人类生理、病理现象和民俗、谣谚等，都在阴阳五行的框架下被赋于特殊意义，并被郑重记录和向皇帝报告。灾异说导致象占在政治、军事活动中更加流行，《汉书·五行志》搜集事例甚多。

择吉。几乎所有术数都有择吉功能，这里仅指较专门的时日选择之术如建除、刑德、孤虚等。“汉以下，则其说愈多，其法愈凿，” [13]“时日之书，众多非一”[14 ]，所以才会出现武帝娶妇，“五行家曰可，堪舆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丛辰家曰大凶，历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15]这样近乎喜剧性的场面。汉代兵事择吉而动，一如前代，《龟策列传》所谓“蓍龟时日亦有力于此”即是。刘邦“择良日，斋戒，设坛场”拜韩信为大将[16]，就是一个典型的史证。图谶：西汉后期以来谶纬大兴，作为一种术数形式，它虽与兵阴阳学说不是一回事，但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本以预测政治变动为主要功能的图籍，常有兵阴阳文字侧身其间，而且事实上汉代人确实每每运用谶书惑众起兵和决断军事，如刘扬等“造作谶记”起兵，光武帝以“赤伏符”称帝鄗城，公孙瓒以谶谣迁守易城，等等 [17 ]。

道教。众所周知，汉代是中国道教起源和形成时期。道教在民间巫术和方士方术基础上，创造出一套科仪和符录法术，而这些东西，到东汉就很快被运用或影响到军事中来，如：《后汉书》注引《江表传》：干吉在吴会立精舍，烧香传教，“助军作福，医护将士，”江东将士多拜之。

《三国志·魏书·董卓传》注引《献帝起居注》：“李傕性喜鬼怪左道之术，常有道人女巫歌讴击鼓下神，祠祭六丁，符劾厌胜之具无所不为。”

《太平御览》卷337引曹操《掩获宋金生表》：“河内有一神人宋金生，令诸屯皆云鹿角不须守，吾使狗为汝守。不从其令者，即夜闻有军兵声。明日视屯下，但见虎迹。”曹命将掩捉，俘虏甚多。

《后汉书·臧洪传》：黄巾起，青州刺史焦和“不理戎警，但坐列巫史， 祷群神。又恐贼乘冻而过，命多做陷兵丸以投于河，众遂溃散，和亦病卒。”

《三国志·魏书·董卓传》注引《魏书》：卓将牛辅胆怯恐惧，“常把辟兵符，以斧质致其旁，欲以自强。”
《资治通鉴》卷210，献帝建安十五年：张津为交州刺史，“好鬼神，常著绛帕头，鼓琴，烧香，读道书，云可以助化，为其将区景所杀。”

汉代大量涌现的“妖贼”，更是以道教为号召和战斗手段（详下）。

道教是宗教，与兵阴阳家也不属于同一范畴，然而道教“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宗，而多巫觋杂语”[18]，运用道术从事战争活动，事实上也颇合《汉志》界定的兵阴阳家的主要特征。所以，道教也可以视为兵阴阳家的一种特殊发展和表现形式。

祭禳祝咒。先秦时期，军事祭祀和禳祷之法已经极为发达。汉代至少在以下两方面有新的发展：一是专门的军神祭祷的确立。秦代以蚩尤为军神 “兵主”，立祠长安[19]; 高祖起兵，“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庭，而衅旗鼓，帜皆赤”[20]。汉兴，蚩尤亦成为一代军神。汉武帝时又加太一神为出兵祭祀对象，“为伐南越，告祷泰一，以牧荆画幡，日月北斗登龙，以象天一三星，为泰一锋，名曰灵旗，为兵祷。则太史奉以指所伐国。”[21]二是禳祷诅咒之术更形发达。作为统一帝国，汉王朝有意识地将各地方士巫师集中于长安，形形色色的地方术数融会交流，并被运用国之大事中[22]。如武帝时对匈奴作战，使用群巫大肆施行“诅军术”，以对抗对方的同类术数。马王堆所出“辟兵图”，尚保留了不少辟兵咒语。[23]

厌胜：厌胜是用巫术手段，祛祸趋福或致祸于人的术数形式。汉代政争中巫蛊厌胜风气之烈，人所熟知，而其时在军事上同样注重厌胜，命将取名、占候不利和战争激烈之时，每每用及。如灵帝中平五年，“望气者以为京师当有大兵，两宫流血。帝欲厌之，乃大发四方兵，讲武于平乐观下。”[24]

第三，研习、传授者众多。

以上两个方面的发展都离不开的一个基础是，汉代有大批的人在学习、研究和教授兵阴阳学。春秋晚期以来，私学兴起，民间兵学授受亦因此发生。战国著名军事家孙膑和庞涓受教于鬼谷子，就是一个典型故事。汉代私家教育之发达超过战国，民间术数教习蔚然成风。下面是从两汉书中随手拈来的一些例子：

路温舒，“从祖父受历数天文也。”

夏侯胜，“少孤，好学，从始昌受尚书及洪范五行传，说灾异。”

京房，“治易，事梁人焦延寿。”

翼奉，“淳学不仕，好律历阴阳卜占。”（以上见《汉书》各人本传.）

至恽，“理韩诗，严氏春秋，明天文历数。”

杨统，“从犍为固循学习先法，又就同郡郑伯山受河洛书及天文推步之术。”

郎凯，“少传父业，兼明经典，隐居海衅，延致学徒常数万人。”

襄楷，“好学博古，善天文阴阳之术。”

崔瑗，“（师贾逵）遂明天官，历数，京房易传，六日七分，诸儒宗之。”

姜肱，“博通五经，兼明星纬，士之远来就学者三千余人。”（以上见《后汉书》个人本传）
李固，“负笈近师三辅，学五经，积十余年。博览古今，明于风角、星算、河图、谶纬，仰察俯占，穷神知变。”（《后汉书·李固传》注引谢承《后汉书》）

汉代经学特重阴阳灾异谶纬之说，其内容又多关乎军事，则当时经学教学大都与兵阴阳不无关系，至于专门的阴阳术数之学，更是不言而喻。
民间术数传习并非单纯教学，同时还包括了研究活动。东汉经学大师郑玄在马融门下学习，马融常和高足在楼上讨论术数之学，后发现郑的才华，郑才得以登楼共同切磋[25]。故汉代民间讲学团体就是研究团体，民间传授术数阴阳之学的盛况，正反映了研究者的众多和深入。兵阴阳家和各种术数之学的繁荣，顺理成章。汉代屡向社会征集兵阴阳人才，应募者或多达数千人（见下），既是这一现象的必然结果，也是它的最佳证明。

要之，汉代兵阴阳家在战国的基础上，继续保持着急剧发展的势头，达到了繁盛的高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战国开始的军事术数的阴阳五行化过程，到汉代已经完成，从而确立了后此二千年中国兵阴阳家的基本格局。

二

汉代兵阴阳家的显著发展，还体现在它们被广泛运用于实战，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战争和军事。虽然当代有关汉代军事史的著述，展现的始终是单纯的战役、战斗和相关活动，然而只要稍微留意史料就不难发现，汉代战争自始至终充满着术数和兵阴阳家行为。《孙膑兵法 ? 行篡》：“阴阳，所以聚众合敌也。”林林总总的兵阴阳著作和孙吴兵法一起，共同支配着统帅和全军的观念与行动，战争继续呈现先秦以来的双重斗争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