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文化历来没有国界限制，凡先进的学术总是能够吸引各国、各地的学者，古代中国曾长期是周边国家和地区学者“游学”的中心。随着中国封建社会走下坡路，科学文化逐渐落后于西方国家，因而近代派遣留学生“出洋”受教育，也就成了必然之举。

近代中国最早的留学活动是由教会学校组织的。1847年，马礼逊学堂选派 6名学童赴美国读中学，其中就有近代留学活动的倡导者容闳（1828-1912年）。容闳在美国以优异的学业屡屡跳级，1854年已拿到耶鲁大学的毕业文凭。尽管留在美国可以获得待遇优厚的职业，他还是出于“为中国谋福利”的“终身的打算”，毅然回国。他主要致力于办理留学教育事业。他通过江苏巡抚丁日昌上书朝廷，建议派颖秀青年出洋留学，指出这是复兴中国的切实可行的重要措施。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大员也支持这一举措，他们认为，西方制造之精源于测算格致之学，而中国没有这个基础，只能循规仿制，结果总是落后人家一段，不如派人去西方学习“制作之源”。“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所谙悉”，方可“力图自强”。于是开始了官方组织的留学活动。

1872年，第一批官派的留学生赴美国学习，由陈兰彬、容闳为正副监督。按计划每年派出30人，4批共 120人。学生从十三四岁到二十岁止，多为南方子弟。在美国学习15年，主要是学习军政、船政、制造、测算等专业，可见仍是洋务教育的延伸。留学生须受监督的严格管制，学习五经、清朝律例、《圣谕广训》等，甚至早晚还要拜孔子牌位。但留学生身在国外，环境的耳濡目染使他们越来越反感封建礼教的束缚，与管理当局的对立在所难免。1881年，思想顽固的继任监督吴子澄认为学生沾染“洋气”太重，即便将来学有所成，也无益于封建王朝，还可能成为社会危险分子，于是请示朝廷，将学生全部召回国，首次赴美留学就这样中途而废。但这些回国留学生个人的发展还是不错的，据高宗鲁《中国幼童留美史》的统计，第一批留美学生中，后来担任总理、外长及各级军政官员占53％，作教师、工程师、技师、医生、律师等专业工作的占44％。

1876年，沈葆贞、李鸿章又建议派留学生到欧洲学习造船和航海技术。计划共派30人，从福建船政局选派学生14人、艺徒 4人赴法国学习制造，派学生12人赴英国学习驾驶兵船。期限为 3年，学成回国叙用。李鸿章还派出武弁 7人，赴德国学习兵技。1890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准，出使英、美、法、德、俄五国的大臣，每届可带学生数人，一边在使馆工作，一边向驻在国学习。

甲午中日战争后，日本的强盛震惊了中国，其改革成功的经验更被重视。加上距离近，费用省，留学更有便利之处。1896年，首批13名官派留学生赴日本，后清政府将各省选派学生赴日本留学作为一项固定的事务。私人自费留学也多是去日本。到1907年，赴日留学生达到 1万 5千人，远超过赴欧美留学生的总和。

总的来看，早期的留学活动都是一次性的决策，尚无制度可言。学生多是平民子弟，而且多是十余岁的少年。官僚士大夫最初是不屑于将子弟送交夷人作学徒的。留学内容主要是外语和有关军事技术科目。随着西方学术文化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上层及传统知识界才由以留学为耻转向以留学为荣，官僚亲贵子弟也热衷于出洋镀金，并占据了官派留学生的很大一部分，同时自费出国留学的人也越来越多，可见留学教育的地位在急剧提高。由于国内接受新式教育的人越来越多，出国留学的层次也提高了，多是接受高等教育，其学习领域也扩大到自然、社会和人文各学科，特别是政法类和医学、师范类，在留学动机中，对从政和择业的考虑占有重要位置。

留学教育的兴起是近代教育中的一件大事。清政府兴办留学，目的是培养洋务人才，以挽救统治危机，所以竭力用封建礼教来束缚和控制留学生。列强接受中国留学生，首先也是着眼于培养他们在中国的代理人，并非真心为中国培养人才。各国对留学生歧视、迫害的事件很多，清政府无力（也不想）保护他们。一般留学生的学习和生活都是比较艰辛的，通过留学完成镀金的封建官僚或洋奴买办的也大有人在，但总的说来，留学教育并非按照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愿望发展。学生在国外，封建专制和礼教不可能像在国内一样束缚他们，他们的身心和眼界为之一新，无论是学业上还是在思想上都有了本质的进步，不仅与旧式封建文人有天壤之别，比当时国内新式学堂的学生也强得多。留学教育造就了一批新型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如著名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我国邮电事业最早的领导者宋宝奎、袁长坤，北洋海军舰长刘步蟾、林泰曾等。留学生中还涌现出许多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志士，如容闳、严复、黄兴、陈天华、秋谨等。同盟会就是在留日学生建立的华兴会等组织的基础上形成的，据统计，1905－1907年同盟会成员 379人，留学生有 354人，占93％。至于后来的赴欧勤工俭学活动，更是造就了我国最早的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另外，留学生从欧美日的教育制度中吸取了直接经验，对促进中国近代教育改革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