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检秋
学术为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一些论著称之为“大传统”，而学术精神又为一代学术的灵魂。近代以来，哲学家对中国学术精神有所论述，但这些论述有时不免流为玄谈。而历史家研究中国学术时长于考订人物、事迹和著述，不甚重视阐释其学术精神。比如，清代汉学辉煌一时，影响后世，但现有论著偏重于乾嘉汉学的知识系统，而对其学术精神和价值取向缺少总结。清代汉学一脉相承而又几经变化，嘉庆初年以后其思想内涵更显发展和丰富。进而言之，从19世初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汉学传衍不绝，蕴藏了传统学术的精神特质。如乾嘉学者弘扬的以求真为基础的实证学风；嘉庆以后不悖求真而又注重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等等。这些传统在乾嘉之际已渐显露，至清末而更趋成熟和彰显，有的至今不乏启示意义。

现代学者的知识结构、思想观念总体上超越了前人，但“内圣”功夫并不一定今胜于古。清代士人奔走衣食，浸淫于“学而优则仕”的世风，而不少学者仍有自己的人生信念和精神追求。清初遗民的操守气节载诸史册，受人崇敬，而其学术思想也长期濡染后人，体现了学术研究与思想信念的贯通。进入“康乾盛世”，士人基本认同于清王朝，但许多学者仍有精神追求，把道德修身与治学理念贯通起来。择其大者言之，学术上的求真与做人的真率性格本质上也是一致的。

如常州庄氏今文家，一般都对庄存与和刘逢禄、宋翔凤耳熟能详。而庄存与和刘、宋之间还有一位值得注意的庄述祖，是庄存与的侄子。庄述祖蔑视权势，得罪了和珅，只能终老书斋，专意著述。他不仅传承庄氏之学，而且提升了庄氏的政治声望。在嘉庆帝亲政以后，庄氏迅速成为士人注目的中心。撇开学术因素不说，士人志行也有一定的意义。在清代中下层士人中，像庄述祖这样的读书人并不少见。以刘宝楠为代表的汉学家，则是求真与致用相结合的典型。诸子集成中的《论语正义》就是刘氏三代人心血的结晶。刘宝楠中进士后，在直隶做了一些年的知县，勤勉清廉。因为秉公执法，常常得罪地方豪绅，能“仕而不能久”。这些人都是学、行一致，学、用统一。
现代知识分子大抵比传统士人的精神世界更丰富，但传统的道德修身和清代汉学蕴含的求真精神仍需要传承。就前者来说，有学者提出旧的“三纲”应该摒弃，而“仁、义、礼、智、信”五常应当发扬，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就后者言之，现代学术研究不能缺少社会关怀，应该兼顾经世致用，但必须以求真为基础，避免学术研究的工具主义倾向，否则学术就成为形下之器。因此，研究者不论亲疏远近、地位高低，学术上都可平等讨论，直抒己见。

重视传统学术的精神特质，就必然注意学术的内在规定性，认识其自身发展规律，考察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这对于改变以往把一切变化归结于社会制度、经济基础的简单做法不无益处。比如：嘉道年间今文经学的兴起是近年的学术热点，但现有研究多集中于政治背景或社会变局，而对学术自身的发展逻辑鲜有论及。嘉庆至道光初年，社会变动尚不明显，学术理路的意义无疑不能忽视。清代偏重考据的汉学和偏重义理的宋学虽属两种学术范式，本质上却非完全对立。任何学术既需实证研究，又不能完全摒弃义理。故乾嘉汉学盛炽之时，也存在调融汉、宋的潜流。学术的内在需要凸显了乾嘉古文经学的弱点，引发士人进行学术反思，从而产生了兼采义理的趋向。乾嘉之际，一些学者为了弥补经学的义理空间，开始从今文经讲求儒学的“微言大义”，今文经学因此应运而兴。同样，乾嘉汉学由偏重求真而走向经世致用，既以时局变动为背景，也体现了学术理路。当经学无法适应士人“修齐治平”的需要，不能体现其社会价值时，就已经走到了调整和变革的门槛。于是，有识之士开始调整学术的价值取向，在不悖求真的基础上讲求经世致用。

当然，在社会制度和内在理路之间，直接影响学术的文化环境也应予以重视。学术变化、更新的根源或动力本非单一，有时这方面作用大，有时那方面的效果更明显，进行具体的剖析是必不可少的。清代汉学的衍变也受社会变局和文化环境的影响。嘉道年间日趋活跃的士人交游构建了广阔的文化空间，在当时的学术转变中并非没有意义。当时以京师为中心的诗社、饯春、修禊活动迅速发展，主题虽然不一，却蕴含较为一贯的学术背景。这些活动在官方权力系统之外创造了一个交流思想学术的空间，为不同的学术传统提供了交融的机缘。这种较具规模的士人聚会，蕴含了发起人、主办者的思想主旨，成为传播现实关怀，唤醒士人经世意识的重要途径。近代学术的衍变本来受多重因素的影响，研究中综合考察，择要论述，这与重视传统学术的精神特质也不矛盾。

1840年以后，社会复杂多变，文化推陈出新。王国维说“道咸以降之学新”，如果稍加引申，则他所谓“新”，既是指学术本身，也是指学术环境。尽管如此，学术的内在理路仍然是不能抹杀的。清代汉学的精神特质薪火相传，历久弥新，直到民国年间仍有重要意义。即是在西化最深的领域，明清以来的学术逻辑也不能忽视。如关于晚清启蒙思想，如果将近代思想家的说法与国外启蒙思想一一对应，看起来无不酷似，但相似并不一定证明了思想传承。近代启蒙思想并不完全是西学的汇集或翻版，可谓源出多途。有的在明清之际已有雏形，近代知识分子受其启发，以西学比附等同，互相阐发，使原有的思想充实、发展了。清末维新派、国粹派知识分子广泛汲取了明末以来的启蒙思想，而没有囿于宣传民族主义或夷夏之辨。他们的哲学运思、民主以及男女平等思想，均不同程度地继承了传统。

因此，从明末清初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唐甄，乾隆年间的戴震、汪中，嘉道年间的龚自珍、魏源，咸同年间的陈炽、郑观应、王韬、马建忠等人，戊戌时期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直到清末国粹派，其间一脉相承的思想逻辑仍有待进一步认识和梳理。即使完全属于“西学东渐”，其西学背景也很广阔。研究康、梁、谭的启蒙思想，不仅应注意戊戌之前的西学背景，而且不能忽视其中学源头，尤其是明末以来的思想脉络。

注重传统学术的精神特质和内在理路，就应改变以西学剪裁传统的分析模式。除了少数接受西式教育者和新潮人物，清末民初的学人对西学知之不多。传统学术本身仍有活力，其中蕴含的积极因素也在发展，比如求真理念、实证学风。晚清民国的许多学者传承汉学精神，运用考据方法，著述丰富。即使是新潮学者，如胡适、傅斯年、顾颉刚等人，仍然重视并发扬了汉学传统。故考察近代学术，既应注意西学东渐、旧学更新的一面，又应认识传统学术薪火相传、历久不变的一面。大体说来，在青少年教育层面，西学的知识、框架和观念影响较大，而在学者的研究层面则更多地继承传统。故考察清末民初学术形态的变化，分别不同领域，进行具体的、实事求是的分析是有益的。

即使在教育领域，西化的客观效果也应全面分析。中西学术在思维方式、精神价值方面差异很大，正如具有象征意义的中医与西医一样。两者仍可互相补充，各显其长，而不应互相排斥、取代。在西化和科学主义潮流中，传统学术精神和人文主义的价值仍不容忽视。近代一些新潮学者身处其境，容易流于比附中西，以西学来评判、取舍传统。曾经喧嚣一时的废除中医和汉字，以及批判传统建筑之类的极端倾向已成过眼云烟，学术研究中的类似思维方式仍有待转变。如何认识传统学术的精神、方法乃至思维方面的丰富价值，仍然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后来的研究者反观近代学术历程，理应有更全面、深入的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