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与国家是社会强制所采取的最常见形式。无论是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还是新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争，所涉及的都是何种形式、状态更有利于个人生存这一层面，是探讨应否有统治及何种形式的统治更具合法性这一问题。然而，更深层次的研究应当深入到这种强制形式本身中去，探讨法与国家合法性的根源。这种探讨是从对于国家的起源的研究开始的，因为只有弄清了国家的最终来源，才有可能谈及有关制度和法的一切问题，只有从起源上澄清了国家本身，才能使现行的国家制度具有合法性。这就是当代合法性理论所研究的核心问题。关于国家起源的理论，形态众多。我认为，欲从根本上澄清这一问题，就得一方面深入到人类文明的源头上去，另一方面从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形态着手。于是，从中西两根线索上分别追索到柏拉图和儒学。我们发现，在强调其差别的前提下，人类的智慧在此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性。而在二者的对比之下，为今天的合法性探讨甚至文化策略都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柏拉图心目中的国家是一种彼岸国家，“我知道合意的城邦……是指的我们在理论中建立起来的那个城邦，那个理想中的城邦。但是我想这种城邦在地球上是找不到的。”1）因为他所追求的国家是绝对完善的，而绝对的事物在人间难以成形。所以他将探寻的目光伸向高远之处，“或许在天上建有它的一个原型……至于它在现在存在还是将来才能存在，都没关系。”2）非常明确地表明他所指示的方向是“可能”而非现实，更进一步说，即使是“不可能”也没关系，至少，它可以存在于我们的思想中。在这里，他认为国家不会源于人间而只能在天上找寻。于是，国家起源与“原型”（“理念”）学说紧密结合起来了。他认为理念是万物存在的基础与理由，是感觉世界的本原。我们借助于感觉经验获得的对现象世界的认识只是一些“意见”，只有对事物理念的体认才是“知识”。而欲获得知识则需通过艰苦的训练，掌握理性与辩证法。在理念世界中，“善”的理念居于最高位置，它的作用亦如同太阳在自然界中的功能，是一切事物和认识的最终源泉，同时又标示出整个世界的终极目的。通过理念论，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