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玲玲
在过去的一百年当中，我们号称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华民族、炎黄子孙，我们尊严在哪里？请大家认真地想一想。我们的尊严在我们的生活中看不见。比如，我们到美国去要跟人家讲英文，到德国去要跟人家讲德文。1998年，黄仁宇提出“西学为体，中学为用”，越发连“体”都得让位了。中华文化里面说“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这个观念就收到冲击。人必须要慎终追远，要祭祀天，要祭祀祖，为什么？生命的来源。我的生命是属于我们的祖先的，我要对我的祖先负责。我的生命要承上启下，所以我们的生命就有一种承继的责任在那里。因此，中国人的生命不是个人的生命，是一族的人的生命。当我们把西方所谓的保护被虐待儿童的活动带进来的时候，从来不会有人考虑到它在文化上的冲击和挑战会是多么地大。所以当我们面对一个文化问题的时候，我们的思考必须是深层的。表面看起来这个运动很慈善啊，能表现我们的爱心啊。不要这个表面的保护，要把底层的我们族群的文化、族群的生命性拿出来，让他能去爱他的孩子，让他知道孩子继承的生命比他自己的生命更重要。那样他就不会不爱，就不会虐待。如果硬生生地把西洋的一个运动拿过来，人家的运动是在人家的文化背景下的一个吻合的产物。而我们硬生生的加载，除非破坏原来的，否则就不能成为一个配套完整的运动。

中西文化交流从以前到现在，以及再往后看，全球性的文化更是方兴未艾，普适化的文化正在建构。将来世界要建构一个普适化的文化。中华文化能不能占有一席之地，就看现在的我们。从现在往后算五十年的我们，能够对自己的文化有几许地掌握，能有多少地发扬，能不能把它生命化。如果不能的话，那我们可以提早现在就宣告：中华文化是没有未来性的。十几亿的中华子孙，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吗？我们能不好好地检讨吗？赚到了钱就能算是生命的最高价值吗？成为一个经济大国就能成为一个思想的核心吗？能成为灵魂的民族性的延续吗？当年日本把美国的洛克菲勒中心买下来之后，日本人赫然发现他们有钱买下洛克菲勒中心，可是他们走不进美国人的心里头去。紧接着没有多久，日本的经济就泡沫化了，就下坠了。可是日本人就警觉到了，他们要把他们的日本文化好好地散播出去，日本人通过两个东西，一个是漫画书，另外一个就是卡通影片，来散播他们的日本文化。通过这个去传播文化，那才能走入人的心。而美国的前两任总统很得意地说他用两个东西打破了中国文化，一个就是黑人的摇滚乐，把中国文化的“定、静、安、虑、得”全打破了，第二个就是所谓的“运动”，运动里的精神是什么？你输我赢。我的赢是站在你的输上面，这个就是标准的斗争，好听叫做竞争，难听就叫做斗争。和平、和谐的“和”的这个观念不见了。中国礼仪之邦不就建构在两个东西上吗?一个就是“定静安虑得”的自省，一个就是合作、和谐。如何自处，如何处人，这两个方法他用两样东西就把你打败了。所以我要告诉各位，当我们面对这种东西方文化的接触成为必然，而西方文化挟持着他们的国力强行侵入我们社会的时候，我们怎样去检讨我们中华文化本身的活力问题就变成了关键。过去的一百年，1898到1998，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西学为体，中学为用”，中国人一直在体用之间找不到平衡点。这就好像我们要在蜡烛上去找电灯光，这怎么可能？蜡烛只能是烛光。体跟用是一致的，不可能这个体而产生那个用，这是从现象上的文化危机来提醒大家，从已经发生了一百年的文化危机里面我们去思考文化的活力问题。过去的一百年，分上下两个阶层。上层的我们以知识份子来说吧，大概学习的内容都不会是四书五经，学的都是洋人的东西，大学里面现在尤其如此。特别是一些社会科学的学科。政治学里面你听到的一定都是西洋的政治学理论，经济学里面你听到的不是凯恩斯就是凯恩斯这些西方的经济学理论。教育学、社会学也都是西方的理论。中国的理论看不见。为什么？因为社会科学是这一百年才发展的，当然都是西方的东西。可是各位有没有想到，社会科学之所以成为社会科学，它所讲的都是跟我们的社会息息相关的，把这套外国的东西挪过来之后，来解读我们的社会现象，合适吗？不讲别的，就讲股票理论，所有的股票理论，至少在台湾，常常是派不上用场的。因为台湾的人心理状况是不一样的。买股票的那些散户，那些下阶层的人都还保有俗民化的那么一点中华文化，性格里面还有一点属于俗民化的东西。他在买卖的过程中的想法跟洋人不一样。这就说明了文化有它深层的不可磨灭的长久性、生命性、积累性、深厚性。可惜的是它只在下层，而下层保有的文化都是粗糙的、原始的、断断续续的，所以它的影响力是不大的。毕竟整个社会的方向是由上层的人来主导的。在我们都以崇洋媚外来配合洋人的前提下，我们就只能跟着洋人走，你走不到他的前面去。而跟着走是没有生命性的，只能是鹦鹉学舌，没有发展。永远跟着人家走的民族怎么会有独立自主的尊严？你所有的想法都是人家的模式，人家可以预测你怎么想，你的未来决定在人家的想法之中。人家是知己知彼，我们是己也不知，彼也不知，因为我的“己”是建立在人家的彼的基础上的。

所以我要跟大家探讨怎样看待中华文化发展的内在的活力性。当我们到外国去，我们不懂外文，吃了很多亏，可是外国人到我们这来是畅通无阻。以前两天在北京大学办的一个宗教研讨会为例，洋人来的时候他不必用中文讲话，他可以非常流畅地表达他要讲的，你听不听得懂是你的事。可是我们到国外去参加他们的会议的时候我们必须用他们的语言演讲。假设你的英文不够流利的话，你的思想就是中断的，表达就是不清楚的，人家对你的评价就是不高的。在这样的一种不对等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克服自己的民族自卑感？怎么去创造文化上的被别人肯定之处？这是我们当前思考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文化是一个什么东西？文化包括了器物、制度、观念。观念跟概念不一样，请大家稍微区分一下。观念是idea，概念是concept，观念是我对一个事物主观的看法，可以是自己的投射。比如人生观。概念是你对个别事物本身知道它是什么。我们对于人生有观念，什么东西最重要，这个叫做价值。价值是一个事物具备的成分能够最大地最彻底地发挥出来。价值就是对自己的肯定，你到底对自己是一个什么看法，你认为自己是什么，你要自己成为什么。这个很重要。苏格拉底说：你到底是什么？你要知道很多的事情你是无知的。所以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动物，就是要去知道一些东西，不但要知道现在的而且要知道未来的。不但是现在和未来的，还要知道那个永恒的。我不但要知道那个不可变的部分，我还要知道那个可以变的部分，那个就叫做智慧。在苏格拉底的嘴里，人是什么？人是理性，没有知识就不是人。在中国人来讲你得做一个君子。所以中国人拼命地强调要懂得“礼”，要懂得“义”。我们说我们是礼仪之邦，礼、义基本上就是华夷之别。孔夫子在他的春秋大义里就说：“华”跟“夷”的差别不在于人种的差别，而在于文化的差别。那么华夏的文化就是礼义的文化，“礼”是什么？典礼是外在的制度，真正的礼是有它的精神含义的。礼是克己的功夫。荀子就非常清楚地谈到：“人生而有欲”。礼是在这个当中克制自己，求而不可得的时候我要克制，不要过分，适可而止。“适欲”，这是杨朱的主张。这里面有儒家的，有道家的，有墨家的。杨朱说，“适欲”就是恰到好处给他，不能完全不给，也不能过分。如果每一种欲望都恰到好处地满足地话，这个生命叫做“全生”。如果所有的欲望都不能满足，而且被胁迫往相反的方向走的话，这个叫做“破生”。在“全生”和“破生”中间有“亏生”，就是有亏欠。第四种，没有满足，叫做“死”。人生就是这四种状况。。荀子特别强调，他说人性基本上来说喜怒哀乐没什么不好，喜怒哀乐是自然的。但是喜怒哀乐不要让它流于过分，过分了就不好了。曾国藩说，用人当用有毛病的人，毛病指的是有嗜好，他好色，我就给你个女人，好财，我就给你钱，好酒，他给你酒，好书，就给你一本海内外孤本，这就买死你了。好书的人不见得比好色的人好，依然是有所好，依然是有弱点，同样还是可以被买到的。就你自己心灵的自由度来讲，依然是有弱点、有限制。投其所好，就掌握了他的心灵。浮士德把自己的灵魂卖掉了，得到他想要的东西。人在要东西的时候很容易把灵魂拿去交换，把自己卖掉。而灵魂对人才是更重要的东西。

中国人讲礼、义，什么是“义”，“义者，宜也”。在中国人的观念当中，什么叫善，什么叫恶？恶就是错了，不一定是把人家所有的利益都破坏掉了才叫恶。在中国人来说，你只要偏离了分寸，就是错了。所以中国人非常讲究“中道”，意思是不差分毫。射箭的时候，中了，就是在红心，偏了一点，统统都是不中。稍微偏一点，叫做“虽不中，亦不远矣”，虽然不远，还是不中。 “中”是很重要的事情。中了，就是恰到好处，不偏不倚。相较于客观的环境来讲，就叫“时”。“时”不停地在变动，我要配合这“时”，恰到好处的去接应。这个就叫“时中”的精神，就叫“中庸之道”。合乎“时”的那个“中”就叫“宜”，就是“义”。这个“宜”是恰到好处，所以也叫“利”。“利”在哪里？“利”在“义”上，你能恰到好处，与时俱进，能够配合“时”，这个时候你才能得其利而不得其害。清朝的思想家焦循，他特别提到：《易经》之道，乃是圣人教人改过之道也。孔老夫子说：“假我数年以学《易》，可以无大过也”，没有“过”，就没有“祸”，没有“祸”，就有“利”，就有“福”。真正的避祸趋福就在于能没有“过”。《易经》就教你改过之道。《易经》特别提到文王十二言之教，教给你“元亨利贞，吉凶悔吝，利复无咎”十二个字。这十二个字特别强调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危机。顺利的时候有顺境的危机，逆境的时候有逆境的危机。顺境中的危机你要知道，逆境中的危机你必然知道。你走在岸上的时候，正在风光得意的时候你肯定不会想到有危险，顺境中的危机比较不容易知道。该知道的顺境中的危机叫做“悔”，逆境中的危机叫做“吝”。知悔知吝，方可以“利复无咎”。问题是我们知道顺境中的危机的时候常常都比较晚，所以我们常常后悔。事情都摆明在那边了，你还不知道，那是你无知。所以人常常都做“不义”之事。

那怎么样才能够“义”呢？孔子孟子讲“以仁为义”。“仁”是什么？人要有“仁心”啊，我活下去也要让你活下去。不要让别人活不下去，踩着别人的头成功，那就是没有“仁心”。不仁之心绝对不好，所以夫子告诉你：“仁者，爱人也”，“仁者，恭宽信敏惠也”。夫子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针对不同的性格有不同的答案。他对仁义的解释非常地多，但是简单言之，仁者，生也，性命之根，那就是仁。请各位想一想，所有的种子，比如桃仁、杏仁，种下去可以再长的，都叫做“仁”，就是这个意思。仁，就是让大家都生生不已，这是 “仁义”第一种适宜的“义”。

第二种“义”呢，老子说，一切事物都是自然。人跟自然之间的关系其实是最密切的。人跟人之间可以拒绝往来，可是人跟自然是没有办法拒绝往来的。人可以“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可以“小国寡民”，但人还是得生存在自然中。因此，学习自然跟人的关系，以自然为“义”，叫做“道义”。《老子》里头总是告诉你，一切要顺乎自然。包括人跟人的相处，不要过分勉强，人为造作。一切要以道义为主。

到了墨子的时候，他说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立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需求，一人一“义”。你有你的盘算，我有我的打算，十个人就十个“义”。“己是而人非”，一定说自己对，“交相非”就形成了。相互批评久了以后就“交相怨”，大家就互相讨厌。完了以后，就“交相伐”，就互相攻击对方。所以墨子说，我们要正“义”，把所有的意见正一下，找到一个最高最好的。那谁的是最高最好的？不能说你地位高就最好啊。墨子说必须以“天志”为“义”之所在，以“天志”来正所有的“义”。墨子强调的是正义，墨子的“义”，跟老子的“义”，跟孔孟的“义”不一样，他强调政治的“义”。他用的地方也不一样，“政者，正也”，让所有的组织里面的人都能心平气和，都能互相和谐。这跟人与自然的相处，人与人的相处是不一样的“义”，它的重点对象不同。

最后是人与自己内心的相处。荀子说我跟我自己的内心也常常会有意见不一的时候，我怎样能够恰到好处呢？那就是“礼义”。所以有仁义、道义、正义、礼义，分别面对的对象不同。中国是礼义之邦，重点在于自己内心的生命如何能够到最大的幸福，也就是趋福避祸，让自己能无过。这是中国思想非常重要的一环。这是人安身立命的思想文化。而西方人呢，却在整个二十世纪里失落了人。他们有了科技，他们有了最先进的科学。但是人在其中找不到自己安身立命的地方。西方的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因为有隔阂，每个人都竖起一道墙，互相不同，互不了解。在互相隔阂、互相疏远、互相有陌生感的情况下，相互的猜忌就开始了，最后彼此之间采取的态度是敌对的。雅斯贝尔斯强调说，人常常是每天翻开报纸看所有的东西，就是不会看看自己，最陌生的其实是自己。你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你不知道你自己是什么，当然你就不会跟人家有适当的沟通。睁开眼睛看的都是别人，绝对看不到自己。所以雅斯贝尔斯说，第一个，要把我们所有的防火墙打掉，放开自己，坦诚地跟人交往，要沟通。第二个，要看看自己，回到内心，了解自己，才能跟人家有正式的往来。

西方哲学家所说的人的孤独、人的自我的不了解造成了人对自己生命的彷徨、盲目。稍稍会思考的人会问：我从哪里来？我是谁？我为什么要来？可是大部分的人都不会去问这个问题，我已经来了，我照我自己的意思活。台湾有一句最流行的话：只要我高兴，有什么不可以？可是你从来不会想到，你的高兴是被社会脉动带着走的。你今天高兴什么？你高兴看电影，是因为很多很多的电影制片商不断地透过宣传工具告诉你电影好看，所以你就去看电影。你喜欢什么都是被制造出来的。我们常常听人家讲，我要做我自己，请问你那个自己怎么做啊？你从来不认识自己，你怎么做你自己？所有的都是人家教出来的。所以请大家认真地想一想，在中国的文化里找得到安身立命的资粮。二十一世纪是需要寻找人的自我生命意义的时代，而安身立命的哲学在中国，在东方。我们怎么去让人家接受？我们先得让中华文化复生。在哪里复生？在各位的身上复生，在知识份子里头复生，在士大夫的心怀里头复生。北大的校长蔡元培先生在当时就考虑到了整体性文化的危机，他在这个危机当中就形成了通过大学培养文化人的观念，培养真正的知识份子。真正的知识份子是不为潮流所影响，不为自己的利害打算，有绝对的历史情怀，有绝对的勇气面对未来。他绝对不会是一个投机的，也绝对不会是一个赶热闹的，那样就不是真正的知识份子。蔡元培先生他最重视的是文科，特别是哲学系。他认为哲学最终会导向对新的民族文化的认同，这是他非常推崇胡适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原因。但我要说一句很诚恳的话，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份子，在不知不觉中受了西洋的影响，没有能真正掌握住中华文化的灵魂。我们看到他们曾走过的冤枉路。我们很感激他们走过的冤枉路让我们警觉。

现代化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人，孔子的现代化，孟子的现代化，老子的现代化，我们天天在要求现代化。现代化不就是西化吗？把整个的思想按西方的观点来大卸八块，中华文化不但没有复兴，反而越发地死得快。所以我说真正的知识份子要不断地自我提醒：我要做一个知识份子。要有这样的文化使命感、文化的自我期许感，中华文化才能有新生，才会有复生的可能性。蔡元培先生在当时已经意识到这个思想危机在意义危机上已经存在。可是这一百年我们还是没有摆脱掉被西化的魔咒。我们回顾过去一百年走过的错路，改过以后要走到正确的路上来。现在总算大家有一点点愿意肯定中华文化了，但是我们又走到了另外一个错误的可能性上，那就是我们用我们民族的情感来看待中华文化，那是更糟糕的事情。不了解中华文化的内涵，我就是爱中华，我是中国人，很骄傲。我们有钱了，拿着这个到处去扎牌子。我到书店里看到什么《中国式的领导》，讲了一大堆的东西，什么都可以凑得上，什么都可以《孙子兵法》，什么都可以用《易经》，什么都可以用儒家、老子、孔子，很多都是牵强附会。这个不但没有弘扬文化，而且扼杀了文化复生的机会。我们常说：爱之足以害之，光有热情是不够的，要认真地去研究。要成为两种人，知识要让它变成我们的生命和内在的精神。文化要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要从生活去体悟它，这是第一。所学要用于生活，使之成为有血有肉有情有理的生命。第二个，要让我们自己成为一个文化的人，这个文化的人的意思跟西洋的不一样。在中国，文化人就是孔子说的文行忠信来施教，也就是儒家所说的用礼乐射御术数来教导的读书人。这种读书人跟士大夫很接近。在基层的士大夫就是最好的文化传播者，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把学统跟道统传播下去。这就是读书人、知识份子。王夫之特别讲，“天下不可一日废者，道也”，“君子一日不可废者，学也”。中国文化里头有道统，有学统，我们要通过这些，使文化在生活中落实了。活在这个“道”上，“学”着怎么去生活。治学其实就是做人。我们说二十一世纪要寻找安身立命之地，就是做一个人，怎么做一个“大人”，怎么做一个“正人”，怎么做一个“不死”的人。换句话说怎么做一个活人。这是中华文化的特色，你就得让它在你的生活里头展现。为往圣继绝学，存道于我，这是我们特别要强调的。

学这个道，然后把这个道在你的生活中去实践，不是光学不练。在南北朝的时候，傅大士有一天头上戴着道冠，身上穿着袈裟，脚上穿着儒生的鞋子，跑到梁武帝那里去，梁武帝问他你是道士？他说不是。你是和尚？也不是。那你是儒生？也不是。那你到底是什么？傅大士说，一个人，要有道家的境界，要有佛家的胸怀，要有儒家实践的精神。儒释道三家，一家也不能少。行为要做到，境界要高远，胸怀要宽阔，这样才能做一个大人，做一个正人，做一个活人。有了这样的心境之后，我相信你就不会为你的富贵、顺逆、穷达所困。你真正的生命就找得到。在西洋人来讲，其所谓的文化人指的是什么呢？是指通过智力活动而获得自己个性自由的人。第一个，要有知识；第二个，要有胆识；第三个；要有见识；第四个，他还必须对正义和真理采取一种敬重的态度，执着的态度，坚持真理和正义；最后一个，对世态的炎凉能够处之泰然，得之我幸，不得我命。能够成，我没什么好高兴的；不成，放诸未来，藏诸名山，待诸来者。对自己个人的穷与达，能够看得开，这种人才能叫真正的知识分子。你要追求的东西不是现在对你有用的东西，而是能够提升你生命的东西。各位到北大来，学习做一个文化人，做一个中国的士大夫，做一个西方的知识份子，做一个理性上自由，认知上能够超越时代、引领时代的人，而不是被时代牵着走的人。

更重要的，还要带领下层。文化的再生靠两条路径，一条是深入到士大夫、知识份子里面形成文化人这样的一个过程。第二条路，就是深入民间社会，使它与风俗结合，孔老夫子说：圣人之业，在移风易俗。哪个地方的风俗如果不够好的话，我们就要去转化它。各位知识份子将来回到家乡去能够移风易俗，各位都将从文化人变成圣人，能够变成不可替代的人。我深切地期待每一位都能够从文化人变成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