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立
当我读完《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不由地感叹：这是一个真正的中国文人。

用“特立独行”四个字来概括陈寅恪最后的20年，是非常恰当的。他一生学贯中西，精通十数种语言文字，在佛教经典研究、中亚古代碑志、古语言研究、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等文史领域，深具建树，卓尔不群。他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滋润与影响，不畏权势，不求显达，超尘脱俗，潜心治学。他认为，学术研究“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他在为王国维撰写的纪念碑文中，把这种思想升华到了关乎文人名节、文人操守的高度：“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贤所同殉之精义，其岂庸鄙之敢望。”“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

从1949年到1969年，陈寅恪在生命的最后20年，正是为了追求、实现这样一种人生境界而奋力抗争，这使得他的晚年人生充满了壮烈而深沉的悲剧色彩。
1948年，即将崩溃的国民党政府在实施抢运黄金白银和文物的同时，又紧急实施“抢运大陆学人计划”。作为一个文化大师，陈寅恪是国民党政府抢运学人计划中的一个重要人物。然而，飞机、金钱、房子都没有能使陈寅恪离开大陆。后来就有了陶铸所说的“蒋介石用飞机接他他不去”的说法。陶铸认为这是陈寅恪“爱国”的表现。

但是，读完全书，我感到确实不能把陈寅恪在1948年的人生抉择简单地解释为“爱国”。中国传统文化的洗礼，使他在文化与政治、自由与强权的冲突中，一以贯之地表现出孤傲不驯、清高倔强的人格魅力。所以在1953年，当中科院力邀陈寅恪担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时，他竟然提出了两个石破天惊的条件：“一、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

——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在那风云变幻的时代里，又一次闪耀着灼人的光芒。

晚年的陈寅恪，不仅承受着失明膑足的痛苦，而且又忍受着极左政治运动的冲击。然而，这个博闻强记、学识精深的世纪奇才，凭着记忆，用整个生命进行学术研究和学术创作。他的《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等著作，就是在那样一种沧桑磨难中，一一绽放出来的，充分体现了一个文化大师对于中国文化的良知、责任与贡献。

陈寅恪的所有学术著作、治学业绩，在他的学术体系中，仅仅只是冰山一角。“他给传统文化这个天空留下了一种巨大的空寂”。这是一个不可弥补的遗憾，一个万劫不复的损失。而陈寅恪的人生价值和文化意义，就在于作者陆键东所写的：“为后世的中国学人提供了一种在文化苦恋及极浓的忧患意识煎熬下生命常青的典范。

唯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才能真正呵护中华民族古老灿烂的传统文化，才能真正显示中国文人特立独行、高风亮节的人格魅力与文化品质。